啖助博通经学，
李隆基天宝(742～755)年间末，曾历任临海尉、丹杨
主簿。啖助长于《
春秋》学，好标新立异，所论多异于先儒。如其言
孔子修《春秋》的立意："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木，不壹守旧典，明矣。"(《新唐书·儒学下·啖助传》)又以为，《左传》非
左丘明一人所作，"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新唐书·儒学下·啖助传》)。认为
道奇公羊名高、毂梁名赤，不知何据，未必是实。又指出，《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经，互不相通又互相攻击，所以其弊端日甚。因此，他主张为学不必严守"师法"和"家法"，应该变《春秋》学专门之学为通学。他以十年的功夫，撰成《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二书，后又由其弟子
赵匡和
陆淳加以补充完善。其主要思想保存在陆淳编定的《春秋集传例》之中。
《
新唐书》作者曾评论啖助之学曰："啖助在唐，名治《
春秋》，摭诎三家(即《左传》、《
公羊传》、《
穀梁传》)，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
孔子意也。'赵(匡)、陆(淳)从而唱之，遂显于时。"(《新唐书·儒学下·啖助传》)这一评价有失公允，啖助的治学风格虽有异于先儒，但却是当时经学变古的先声。因为自
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
道教的建立和佛教的东宋，儒学遭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已经无法再按照旧有的方式维持下去了，儒学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形态，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下去。而啖助的学风，正是表现出了儒学变化的趋向，它对后来宋代的经学变古和理学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