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农民》是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于1925年12月30日创作的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章。《土地与农民》论述了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他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全书围绕中原地区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农民中最多数量困苦的阶级——自耕农与佃农、耕地农有、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等五个重点问题进行了说明，论述了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采用了自己的农村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和佃农四个阶级。但是，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农及自耕兼佃为最多。通过对属于不同阶级农户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人口劳力，农具，收入租税额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后，李大钊提出：“农民中最多数量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和佃农，在这种情况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因此，国民革命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加以解决。那么，如何实现“耕地农有”呢？历史证明，靠其他阶级用和平方法是行不通的。“耕地农有”必须和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明确指出：“中原地区今日的土地问题……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靠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李大钊还满怀热情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未来农村的美好前景：“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连结而为了广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耕地农有”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核心。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近代中国 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所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土地问题。历代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也对土地占有数量有所限定，如王莽时颁布的限田令，并对违法者处死刑。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近代土地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从理论上对土地问题给予回答，李大钊于1925年12月30日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 常，乐亭县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北伐时期推翻北洋政府的要角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原地区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三大和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