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02年)中的一篇，整理者李零在简序编连和简文释读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该篇自发表以来，有多部著作和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容成氏》公布不久，即有研究专著出版。季旭升主编的《\u003c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u003e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中的《\u003c容成氏\u003e译释》部分，由苏建洲撰写，对《容成氏》做了题解、语译和注释的工作。

邱德修《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注译考证》（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逐句注译简文，并探讨了其学术价值。

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一书，利用《容成氏》在内的出土文献，对传说时代的古帝王系统进行了研究。

此外，还可参看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译注（上）》（载曹峰、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u003c昔者君老\u003e\u003c容成氏\u003e（上）译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历史学研究室，2005年）、苏建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校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的第二章《\u003c容成氏\u003e校释》以及王青《\u003c容成氏\u003e注释论说》（载杨朝明、宋立林等著：《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台湾书房，2008年）。除了专门的研究著作，还有多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对其进行研究。

以上是对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致概述，下面从《容成氏》的成书年代、篇题、竹简编连、文字考释、禅让、古史传说、地理、思想倾向、研究的难点及展望九个方面进行论述。

姜广辉《上博藏简\u003c容成氏\u003e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认为《容成氏》提倡禅让，当成书于“燕王哙行禅让”事件之前，即公元前314年之前。

彭裕商《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u003c唐虞之道\u003e、\u003c子羔\u003e、\u003c容成氏\u003e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则认为任何一种学说的衰亡都有一个时间过程，禅让学说作为儒家一个分支派别的学术观点，情况也不会例外，其学说当不会因燕国禅让失败就戛然而止。

《容成氏》53简简背有“讼城氐”三字，李零《\u003c容成氏\u003e释文考释》（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认为是原书的篇题，应即《庄子·》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从文义推测，是取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

尚白《\u003c容成氏\u003e的篇题及相关问题》（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以下简称《续编》）不同意李零的看法，认为容成氏可能是黄帝臣，是传说中的史官。他认为篇题“讼城氐（氏）”末字与上古帝王皆写作“某某是（氏）”不同，应该就是为了区别一般姓氏及远古传说帝王。

赵平安《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的篇名及其性质》（载《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认为，第53简正反两面的字迹明显有所不同，不像是一次书写完成的。《容成氏》在抄写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残本，篇题“讼城氐”应是脱简之后补上去的。《容成氏》叙述古帝王已到周武，缺简应该不会太多。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u003c容成氏\u003e——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载《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讼城氏可能是另一人名，以地域为氏，不一定是指容成氏。

孙伟龙、李守奎《上博简标识符号五题》（载《简帛》第三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08年）认为53简简背所谓的“氐”是“氏”字与篇题符号的连写。

按照李零的整理，《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残简五十三支。竹简发表后，学者们就竹简拼合及编连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竹简拼合方面，陈剑《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续编》，以下简称《小议》）从编绳位置和内容两个方面指出简35上段与下段不属于同一简，应该分别编号重新排列，并把此简的上段和下段分别编为“35A”和“358”。这一意见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小议》在李零排序的基础上对全篇竹简进行了重新编连，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外，简15与简24原本是两段残简，单育辰《\u003c容成氏\u003e杂谈（三则）》（载《简帛研究20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缩放比例和文义两方面论证了这两支简应该直接拼合。

郭永秉《从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将简5与简32的“又吴迥”释读为“有虞迥”，认为是指有虞部族名回的酋长。并据此将简序编排为31+32+4+5。按照他的编排，《容成氏》有关舜以前的古史传说，应当归结为“古帝王一有虞迥一尧一舜”。

除了上举文章及研究专著之外，其他学者如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出土文献论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白于蓝《\u003c容成氏\u003e编连问题补议》（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于凯《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疏札九则》（载《续编》）、陈丽桂《谈\u003c容成氏\u003e的列简错置问题》（载《续编》）、王志平《\u003c容成氏\u003e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载《续编》）、王晖《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错简问题与原始氏族社会研究》（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人二《（孟子·万章上\u003e篇诸章与上博藏简\u003c容成氏\u003e涉及尧舜禅让之竹简》（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李守奎等编著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中《附录六》的《释文》、王瑜《\u003c容成氏\u003e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题——兼与黄人二等商》（《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等也均有编排或讨论。

在《容成氏》的字词考释方面，李零《\u003c容成氏\u003e释文考释》以及陈剑《小议》对全篇简文做了释文和注释，他们的研究贡献很大。其他学者也有很多好的意见，这里择要选取代表性的文章综述如下：

李锐《读上博馆藏楚简（二）札记》（载《续编》）指出简35“王天下十有六年”的“年”为“世”字之讹，并且该简首字与简34的“启”字轮廓相近。

孟蓬生《上博竹书（二）字词札记》（载《续编》）认为简19“思民不惑”、简44“思民道之”、简49“思民不疾”的“思”读为使。

陈伟《竹书（容成氏）零识》（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认为简7的“率”属上读，有顺服义；29简“民乃赛”的“赛”读为“塞”，义为安定。

裘锡圭《读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札记二则》（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将22号简整理者释为“撞鼓”的“撞”字改释为“击”。

张富海《读楚简札记五则》（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把28号简原释为“盈”的字释读为“田”，认为是指掌农业的官。

沈培《说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中的“胫不生之毛”》（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认为“之”是表示处所的代词。

郭永秉《从\u003c容成氏\u003e33号简看\u003c容成氏\u003e的学派归属》（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将简33的简文与《说苑·反质》和《汉书·杨王孙传》对照，认为简文是作者对禹的评价，意在解释禹得“圣人”之名的原因——去苛行俭，易养易葬。

孙飞燕《\u003c容成氏\u003e“执兵钦，荣导于民”试解》（《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把简37的“执”读为“”，认为简文说的是汤和伊尹施惠于民的措施，并非伊尹间夏的故事。单育辰《\u003c容成氏\u003e杂谈（三则）》将简23原隶定为“消”的字改隶为“浴”，释为“谷”。

尚贤和禅让的思想在《容成氏》中受到很大的推崇，相关文章主要有：

罗新慧《\u003c容成氏\u003e、\u003c唐虞之道\u003e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比较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容成氏》的异同，认为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以及“让”的观念并不相同，因此其思想内涵也不相同。

孙卫华《\u003c容成氏\u003e尚贤思想辨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叙述了《容成氏》中“尚贤”思想的发展轨迹，认为从《唐虞之道》开始，经过《墨子》、《孟子》，再到《容成氏》似乎构成了一个上古禅让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王庆卫《从出土文献对战国禅让思想的思考》（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认为《容成氏》虽然包含了大量禅让的内容和思想，但其作者真正想论述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文明的思想。

丁四新《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禅让”观念论析》（载《简帛考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07年）认为在所谓叙述“禅让”内容的第一部分文本中，其实包含了“授贤”与“禅让”的重大区别和递进。他还从叙述结构和思想要点上对有关尧舜禹的简文做了概括。

日语方面的文章可参考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の古帝王帝位继承说话研究》（载大巡思想学术院：《大巡思想论丛》一七，2004年）以及李承律《上海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の尧舜禹禅让の历史》（载《中国研究集刊》三六·特集号《战国楚简上中国思想史研究》，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04年）等。

《容成氏》涉及的古史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根据包括《容成氏》在内的四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关于禹的传说、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禅让传说方面的意见作了检验。

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认为，《容成氏》中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启攻益、汤攻桀的记载与经、史相异，是被经、史所“损”（“减”）掉的东西。

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癸公和虞诸器想到的》（载《中国学术》总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强调了大禹治水和周文王子九邦的历史意义。程元敏《天命禹平治水土》（载《续编》）对大禹治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赵平安《\u003c容成氏\u003e所载“炮烙之刑”考》（载《续编》）考证了帝辛“炮烙之刑”的问题。于凯《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疏札九则》对尧举舜、禹建鼓于廷、禹举皋陶及启攻益、夏及商王世、伊尹间夏、桀伐岷山及作桐宫、汤伐桀、纣之虐政、戊午之日九个问题进行了疏证。

罗新慧《从上博简\u003c子羔\u003e和\u003c容成氏\u003e看古史传说中的后稷》（《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将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中后稷的简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晏昌贵《上博藏战国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中的“禹政”》（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对简文中的“禹政”部分进行了探讨。

王瑜《\u003c容成氏\u003e所见舜帝事迹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认为，《容成氏》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儒家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古史知识范畴，只是将古代帝王的记载系统化、局部上概括化。郭永秉《从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对唐虞传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容成氏》中九州部分的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如《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以及《吕氏春秋·有始》对读，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

陈伟《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对《容成氏》中禹治理九州洪水的竹书文本及其反映的州域、河流逐一疏理、推定，得出一些新看法。他还通过与传世古书的比较，认为竹书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

朱渊清《\u003c容成氏\u003e夹州、涂州、叙州考》（载《续编》）对《容成氏》的夹州、涂州、叙州作了考订，并怀疑《容成氏》九州出自比《尚书·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文本。

晏昌贵《\u003c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u003e中\u003c容成氏\u003e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作出三点推论：《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有的与《尚书·禹贡》相同，不同者可从卜辞和金文地名中获得印证，有些还与《尚书·舜典》有关联。《尚书·舜典》十二州名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卜辞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黄人二《上博简容成氏所述之九州及相关问题探研》（《出土文献论文集》）联系传世文献，对《容成氏》九州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易德生《上博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九州议》（《江汉论坛》2006第5期）对《容成氏》九州作了综述性的考察，对争议较大的州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容成氏》九州和《尚书·禹贡》九州应属于一个系统，只是由于时代和版本不同，整理者有所增益，甚至改变，而造成一些差异。从《容成氏》所叙九州来看，与《尔雅》版本似乎更接近些。

凡国栋《\u003c容成氏\u003e“九州”得名原因试探》（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将《容成氏》九州和传世文献所记载的相关州名联系起来讨论，分析了《容成氏》“九州”得名的原因。

尹宏兵《\u003c容成氏\u003e与“九州”》（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认为《容成氏》九州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早期，其九州区划是以战国初年东方政治地理格局为基础的，也是殷遗民站在商朝或东方立场上吸收《尚书·禹贡》九州并加以调整的结果，与《禹贡》的夏、周或西方倾向正好形成对比，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九州版本的夷夏东西说。

陈伟《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共、滕二地小考》（《文物》2003年第12期）对武王伐纣所经的共、滕二地进行了考证。

马保春《由楚简\u003c容成氏\u003e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依据《容成氏》的相关内容，并结合有关甲骨文资料，推测“鬲山氏”在汤桀之战地理空间中的位置，对“鸣条之遂”提出了新的理解。

罗琨《楚竹书本\u003c荣成氏\u003e与商汤伐桀再探讨》（载《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8年）对汤伐桀过程中的地理问题以及进军路线做了探讨。

许全胜《\u003c容成氏\u003e篇释地》（载《续编》）对商汤伐桀中的戎遂、高神之门以及牧野之战中的管地进行了讨论。

吴良宝《说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中的“滕”地》（载《古籍研究2004·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则认为许全胜读“管”之字当读为“滕”，滕地也在黄河以北，距共地的位置不会太远。

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楚简“九邦”诸国》（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将《容成氏》九邦与甲骨文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周王灭商除了《尚书·牧誓》所讲的联合八国部族之外，还包括“九邦”诸国。一旦文王得到天下，“九邦”却未必心悦归服。

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线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对商汤伐桀路线中的地名地望进行了考证。

关于《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学者们有很多种看法。姜广辉《上博藏简\u003c容成氏\u003e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此篇形式上是古史传说，实际应属战国百家言。赵平安《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的篇名及其性质》也认为属于诸子类。他们主张该篇为战国诸子著作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在这一看法内部，又分为儒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几种说法。

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认为《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

浅野裕一《\u003c容成氏\u003e的禅让与放伐》（《战国楚简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指出该篇以禅让为王朝更替的理想，否定放伐与血缘世袭，是儒家著作。

王青《论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指出《容成氏》的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从中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

赵平安《楚竹书\u003c容成氏\u003e的篇名及其性质》认为，简文的叙事过程反映出了明显的墨家思想倾向，但和《墨子》各篇的风格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早期墨家的作品，就应该是墨家讲学时讲义一类的东西。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u003c容成氏\u003e——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认为全篇多述让贤之事，强调“贤”之重要性，并提出“上爱”，分明是墨家主要思想。

郭永秉《从\u003c容成氏\u003e33号简看\u003c容成氏\u003e的学派归属》指出33号简的内容和《墨子·节葬下》的说法完全相同，从而支持赵平安的墨家说。

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报》2003年2月13日）认为《容成氏》讲古代的禅让和古史传说，可能与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宣传有关。

刘乐贤《读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小札》（载《续编》）认为篇中杂记古代帝王故事，似与杂家或小说家言相类。吴根友《上博简\u003c容成氏\u003e政治哲学思想探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则认为是一篇合了儒、墨两家重德、尚贤的思想，同时又剔除了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的思想和墨家重视天志、鬼神思想的杂家思想著作。

也有学者反对将该篇归入诸子类。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将之归人故事类的史书。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认为属于《汉书·艺文志》春秋家。

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认为全篇几乎纯然在述史，而不事议论，这与一般的说理文章的援引史事为证是截然不同的。他更强调《容成氏》作为一篇史传散文作品所体现的意义，认为《容成氏》大约可以看作《史记》的《五帝纪》、《史记·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上半的纵式合编，即一部上古以至周初的简明通史。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态度十分审慎，指出《容成氏》采用叙述历史的体裁，所属学派尚难确定。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该篇竹书的研究，内容涉及文字考释、竹简编连、篇中具体问题乃至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简文已经基本可以通读，对篇中各种问题的讨论也已经十分深入。但另一方面，该篇的文本整理工作还有很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在简序编连方面学者仍有较大的分歧；文字释读方面有许多字词和文句不能读通，比如“三”、“德惠而不{矵贝}”、“俾\u003c攵\u003e”的解释都需要继续探讨。这些疑难问题严重限制了我们对该篇内容的理解和思想的分析，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努力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其次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比如涉及到先秦历史地理的九州问题，涉及到上古帝王世系的禅让问题，篇中对商汤的评价以及文王佐纣、武王伐纣问题，等等。第三是《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学者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定论。这让我们重新反思该篇的性质以及判断学派属性的方法。第四是关于简文反映的思想，学者大多关注该篇禅让、尚贤的主张，对其他方面则涉及较少。如何在充分理解当时的历史及思想背景的前提下把握该篇的思想内涵，需要学者继续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