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疏本汪士钟影刻单疏本《仪礼疏》原本体例与《五经正义》、贾著《周礼疏》一样，为摘字本。清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省用元刻明修十行本重刻，并附《校勘记》，世称阮本、江西本。而汪士钟刻方体字“注疏本”从单疏本出，文字亦善，且这一“注疏本”传本颇少，也是文物性善本。

《仪礼疏》50卷。唐贾公彦撰。《仪礼》乃是东周时期士阶层礼制的记录，其中也包含一些从更古的是其继承下来的礼制。汉时，高堂生传《仪礼》，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世。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唐贾公彦根据齐黄庆、隋李孟两家之疏，定为今本。从署名来看，似乎并不是像《周礼疏》那样奉敕编集的，而是贾公彦及其同好者等为之。

一、单疏本

《仪礼疏》原本体例与《五经正义》、贾著《周礼疏》一样，为摘字本。即将所要疏证的经文和郑注列出来（较长的仅标示首尾），再加以疏证。故而经文及郑注不全。世称“单疏本”。单疏本在清代之时，有一部号称“北宋景德官刊本”流传，藏书家汪士钟曾经影刻流布，《四部丛刊》中所收录的《仪礼疏》即是汪刻本。但此本自汪士钟以后就再也徐无闻，现在原本估计已经失传。

二、注疏本及附释文注疏本

到了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及绍兴府讲单疏本群经的“正义”或者“疏”散入汉晋旧注群经相应位置编成所谓的“注疏本”。从现在的实物和记载看，没有《礼记注疏》的踪影，但从下文将要提及的十行本来看，大致应该是有这样的“注疏本”存在的。

此后，建阳区书坊讲郑玄《注》、陆德明《经典释文·仪礼音义》、贾公彦《疏》，依次插在《仪礼》正文之下，遂编成“附释文注疏本”。此时将原先的50卷随正文卷数改成17卷，此后遂成定制。十行本问世之后直至清中期以前，单疏本（暨注疏本）均废而不行。

在南宋时，附释文注疏本在福建省刊刻出版应该不止一次，但今均不存，现存最早的是元刻十行本，这部元刻本的版片一直到明嘉靖还在修补刷印，所以元刻十行本存世较多。前代国内学者所说的“宋十行本”均为此元刻明修本，无一有宋版书叶。

明嘉靖年间，李元阳在福建又根据元明递修本重刻，改半叶十行为半叶九行，世称“李元阳本”或“闽本”、“九行本”。

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又据李元阳本重刻，世称：北监本。

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据北监本重刻，世称“汲古阁本”。

清乾隆北京武英殿据北监本翻刻，世称“武英殿本”。

清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省用元刻明修十行本重刻，并附《校勘记》，世称阮本、江西本。

三、注疏本的再现

虽然宋刻注疏本一部都没传下来，而且元明两代是否有注疏本问世不得而知。但是在清中期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却又一部注疏本横空出世。

嘉庆年间，藏书家黄丕烈得到一部南宋严州刻郑玄《礼记注》，遂将之校勘影刻并编入《士礼居丛书》。再过若干年，另一位藏书家汪士钟得到所谓“北宋景德官本”《仪礼疏》（单疏本），汪士钟仿照黄丕烈的旧例，将这部《仪礼疏》影刻传世。又过了几年，汪士钟再次斥资，将《士礼居丛书》中的影刻严州本单注本和自己影刻的单疏本合并，用方体字精刻，保存《仪礼疏》50卷的分卷。又一次形成了“注疏本”。但是这个注疏本和“附释文注疏本”的祖本毫无瓜葛，因此我称之为“注疏本的再现”

四、版本简评

总的来说，单疏本虽然是清代影刻，但做工精良，故而讹误较少，文字最佳。而汪士钟刻方体字“注疏本”从单疏本出，文字亦善，且这一“注疏本”传本颇少，也是文物性善本。

而元代以后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释文注疏本”而言，北监本、毛晋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阳本稍好，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单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