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介藩（1901年7月21日—1983年4月16日）原名徐齐邦，俄文名什班诺夫·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安徽省固镇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副院长。

徐介藩早年就读中学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空军学习期间因其他原因重新加入共产党。1926年到1948年赴苏联学习、工作、成家并加入苏联国籍。1948年3月回国。1949年10月办理退出苏联国籍。1952年前主要在外交系统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11月，协助陈赓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随后又筹建坦克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1965年，正式离职休养。1981年，徐介藩享受正军级待遇。1982年，中央军委又批准他享受副兵团级待遇。

1983年4月16日因病逝世，终年82岁。

徐介藩，其父徐恩初是清代的贡生，徐介藩从小就在私塾里苦读四书五经。1917年，转入固镇县高等小学学习。1919年5月，巴黎和会引发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徐介藩在当地高小组织学生参与到运动中来，他们在县城街道上张贴了反映民族主义情绪的标语，并在学校内举行了演讲，以表达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政府的批评，并支持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

1920年7月，徐介藩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的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中学。期间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并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徐介藩阅读了包括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陈独秀的《谈政治》在内的多篇文章，这些作品帮助他开始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省立一中，徐介藩积极参与学生活动并组织了安徽学生会，参与创办了《安徽学生会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和刊物，他致力于推广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21年6月2日，因教育经费的问题徐介藩等10余名学生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带领下，前往安徽省议会门前抗议。抗议遭到了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多名学生受伤，姜高琦不幸遇难，引发了全国震惊的“六二惨案”。此事件之后在徐介藩等人的领导下，安庆市各界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经过不懈努力，安徽省长公署最终作出妥协，减免受伤学生费用，并拨款用于姜高琦的治丧和抚恤费用，省议会也被迫同意增加教育经费。

同年8月下旬，徐介藩等安徽省学联领导人通电全省，抵制李兆珍当选为省长。经过持续斗争，北洋政府最终妥协，任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为惩戒安庆的“仔猪议员”，徐介藩等人利用“双十节”学生游行的机会，对这些议员进行痛打引发强烈反响。1921年9月，徐介藩与许继慎等23人在安庆市菱湖湖心亭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坚定的青年团员。后他领导学生运动并砸了省长办公室坚决拒绝父亲寻求帮助的请求。日益壮大的学生运动让当地军阀感到恐慌，采取克扣学校经费和教员工资的手段进行报复。1923年冬，安庆各学校教职工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徐介藩积极组织学生支持老师们的行动。1924年初，安徽军阀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被解散，徐介藩等30余人被开除学籍并遭通缉。在老师的掩护下，徐介藩化名徐配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就读高三。同年夏天报考东南大学，但因被安徽当局通缉而未被录取。徐介藩回到家乡固镇县担任教师。

在得知许多老朋友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后，南下黄埔参加革命成为徐介藩的梦想。1925年1月24日24岁的徐介藩离开故乡报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实行严格的入伍生制度，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成功成为第三期步兵科学员，与王耀武、戴安澜、刘安祺等国民党军名将，以及朱云卿、吴光浩、常乾坤等后来的我军战将同窗。在黄埔军校期间，徐介藩经老朋友许继慎介绍加入共产党，但入党登记档案遗失，导致党组织关系无法转接。

学习期间，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多变。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被编为入伍生总队留守广州市，负责治安和警戒任务。在杨刘叛乱时期，他们配合回师广州的东征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击。徐介藩在这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首次经历战争洗礼，为其军事生涯奠定基础。1925年6月23日，广州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游行队伍在沙基英租界遭英国军警开枪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共产党员曹石泉等23名军校师生遇难，其中包括徐介藩的黄埔三期同学。这次惨案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激发了他的革命信念。

1925年底，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空军驾驶。同期学员包括常乾坤、李乾元、黎鸿峰等。1926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广东航空学校特别小组组长和广东航空学校掩护队副队长。

为深入学习航空知识，徐介藩与常乾坤等人多次申请赴苏联航空学校深造。北伐战争爆发后，航空学校学员和教练机被征调参战，学校训练中断。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选派部分航校学员赴苏联留学。

1926年6月，与常乾坤、李乾元、黎鸿峰等12位同学前往苏联学习。抵达苏联后进入圣彼得堡红军航空理论学校学习，系统掌握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27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1928年10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政治。次年4月，成为苏联共产党(联共)候补党员，10月毕业后，被分配到斯沃博得内公安部门反特务科工作。1931年调至布拉戈维中斯克州公安部门。1932年4月成为联共正式党员并获得苏联护照，俄文名什班诺夫·鲍里斯·巴甫洛维奇。

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期间，因公安反特工作的特殊性，他与安徽老家家人失去联系。1933年，与苏联女青年马尔多夫斯卡结婚。1934年9月，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公安部门担任科长。1936年加入苏联国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期间，多次受到表彰。1939年7月，调入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干部处担任专员。工作期间，他了解国内抗战形势，支持毛泽东的抗日战略。尽管受到共产国际内部支持王明的人的错误批评，但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他被调入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某秘密机关工作，参与苏联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获得“保卫莫斯科奖章”和“苏德战争纪念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人民投入国家重建，而徐介藩决定回国投身人民解放战争，与战友们共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

1948年3月，徐介藩的回国申请经过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的审核并获得批准。他与妻子马尔多夫斯卡以及三个女儿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留在哈尔滨市等待工作分配。考虑到俄文方面的专长，中共东北局的领导安排他加入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译局，担任《毛泽东选集》的俄文总编辑，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由李立三作为证明人。鉴于徐介藩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入党介绍人和证明人许继慎已经牺牲，组织决定从1926年2月他在广东航空学校时期开始计算他的党龄。随着东北地区全境的解放，徐介藩于1949年2月被调至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担任副处长，并兼任中共东北局直属党委委员、副书记，后升任书记。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因其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以及对俄语和苏联情况的熟悉，被选中同行。访问结束后，他与王稼祥留在莫斯科，负责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并筹备新中国的大使馆。

1949年10月2日，苏联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徐介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级参赞。由于他同时持有中苏两国国籍，他认为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不应拥有双重国籍，因此办理了退出苏联国籍的法律手续。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并与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会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前，由于双方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发生了一些不愉快。面对苏联方面草拟的协议草案，毛泽东提出需要充实文本内容并翻译成俄文。他与其他几位精通俄文的官员全程参与了讨论，并迅速将中央领导的讨论文本翻译成俄文，为条约的顺利签署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苏联妻子马尔多夫斯卡因癌症去世，他深感悲痛。为了国家的工作，他将三个女儿托付给马尔多夫斯卡的母亲抚养。同年6月，根据中苏协议，中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他被派往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并担任总领事兼党支部书记。然而，由于苏联方面的传统观念和对徐介藩的特别“照顾”，赤塔的工作并不顺利，一段时间后便不愿返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朝鲜人民军中有苏联顾问参与，毛岸英随彭德怀司令员进入朝鲜，担任翻译以协调与苏联红军顾问的工作。不幸的是，毛岸英牺牲后，接任的翻译水平不足，导致双方频繁出现误解和争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彭德怀多次向军事委员会提议派遣一位能力强的俄语翻译。经过周恩来的筛选，1951年4月他从外交系统调至朝鲜前线，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期间积极协助彭德怀处理日常军务，并参与了开城谈判。还荣获了朝鲜方面颁发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2年11月，应黄埔学长、志愿军原副司令员陈赓的邀请回到国内，前往哈尔滨市协助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陈赓认为徐介藩是一位在苏联留学的空军专家，最初任命他为空军工程系主任。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批准回国的唐铎也被分配到哈军工工作。考虑到唐铎在苏联空军服役近30年并是航空兵器专家，陈赓经过深思熟虑，亲自与徐介藩沟通，调整了他和唐铎的工作岗位。徐介藩遵从组织安排，转任装甲工程系主任。

在军事工程学院初创时期，他展现了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严于律己的品质，拒绝搬入高档住房，选择一间只有24平方米且无供暖设备的背阴平房。为了培养装甲兵工程技术干部，徐介藩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和教学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技术学习与战术学习的结合。

后来，中央军委考虑到徐介藩在航空领域的专长，决定调他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长，但他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装甲工程系的工作中，因此婉拒了这一安排。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尽管徐介藩长期在苏联工作，但由于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资历深厚，陈赓亲自评定他的军衔为少将。然而，由于符合条件的人选众多，最终名额有限，徐介藩被授予装甲兵大校军衔，但他本人并不在意，认为自己为祖国和人民所做的贡献太少，关键是继续勤勉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1956年，与林彪的前妻张梅结婚，他们相互尊重，徐介藩对林彪的女儿林小琳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

1958年5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开始筹建坦克科学技术研究所，11月，徐介藩兼任所长，赵敬璞任政委。尽管徐介藩是黄埔三期出身，比林彪还早一期，但他在同事和学生面前平易近人，从不炫耀资历。他在工作中勤奋敬业，生活简朴，业余时间致力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成为哈军工老同志中“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领导装甲兵工程系的师生和员工发扬我军的革命传统，成功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陆两栖坦克，为我军装备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8月，徐介藩被调往西安市，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1961年5月15日，该学院在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王振祥担任院长，王再兴任政委，徐介藩则担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后，林彪主导了中央军委的工作，并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一些人响应这一号召，开始过分强调政治学习，而忽视了军事技术课程的教学。徐介藩，一位以坦率著称的军官，对此提出了异议，主张学院应以技术教育为主，适度安排政治课程。1961年8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晋升徐介藩为装甲兵少将。1964年10月，林彪下令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从军队体系中调出，这一决定让徐介藩感到惋惜。同年末，徐介藩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徐介藩正式离职休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徐介藩被诬以“苏修特嫌”。1968年4月，徐介藩被非法关押在北京郊外的通县专区进行“隔离审查”，强令他“交代问题”，并受到“专案组”的残酷迫害，酿成了脑血栓后遗症。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才被解除了监禁，但是组织上还是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徐介藩的头上还顶着一个“苏修特嫌”的沉重罪名，接受无休止的审查。

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的问题终于有了转机。197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决定解除对徐介藩的审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启动了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197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撤销了林彪集团对徐介藩的不实指控，并正式为其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积郁在徐介藩心头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1981年，徐介藩享受正军级待遇。次年，中央军委又批准他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83年4月16日，徐介藩将军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2岁。

彭德怀多次夸他是个好同志，忠诚老实，表里如一。

在哈军工装甲工程系时刻苦钻研业务知识，被学院师生公认为知识化、专业化的典型。

哈军工师生对他的一致赞词“勤奋工作，身先士卒”。

建国初期“三反”运动时，徐反对一些做法，后来副院长刘居英、教育长徐立行都说:“历史证明，徐介藩是对的，而当时一般同志是不敢顶，不敢说的。他能傲到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徐介藩性格直率。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旨在克服教育领域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在此背景下，“反教条主义运动”被发起。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在视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时，正值学院召开党代会。谭政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表结论性意见，认为哈军工的教育计划存在根本性错误。当时会场无人敢提出异议，但徐介藩却与谭政大将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坚持认为哈军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全国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不应被否定。两人的争论激烈到最终都拍了桌子，展现了徐介藩的刚直性格。

徐介藩生性耿直勇敢，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他的军衔经过陈赓的亲自评定拟授少将军衔。方案报上去以后，由于全军符合少将军衔条件的人很多，徐介藩只被授予装甲兵大校军衔。不少人认为像徐介藩这样的黄埔三期的老革命，仅仅授予大校军衔实在是委屈他了。但他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旅居苏联20多年，为祖国为人民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军衔高点低点都无所谓，关键是能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958年我军错误地发动了“反教条主义运动”，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教育工作中克服“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上级领导带领工作组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检查该院的教育工作，恰好赶上军事工程学院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级领导出席大会并且做了发言，批评军事工程学院的教育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在当时全军“反教条主义”的紧张气氛中，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可是，徐介藩却不以为然，随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哈军工毕业生的使用单位反映:‘该院毕业生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好的，技术也是过得硬的，为各军兵种建设做出了贡献’……那么，为什么根本错误的教育路线却能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徐介藩的话说出了哈军工多数人的心声，围绕着学院的教育路线，他甚至和领导拍了桌子，徐介藩的刚直，从中可见一斑。

1959年4月，徐介藩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受到错误批判。在当时全军上下一致批彭的“非常形势”下，徐介藩却不怕被扣上“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彭德怀所写的“万言书”，斩钉截铁地认为：“我看彭老总没有错！”

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搞“政治挂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一些人也投其所好，大搞形式主义，不断压缩学院正常的军事技术课程，把时间耗费在政治学习上。一贯敢于直言、发表不同意见的徐介藩认为：学院应以技术课为主，政治课不能安排太多！于是那些人给徐介藩扣上了一顶“重技术、轻政治”的大帽子。可是在他看来自己满腔热忱参加革命，为的是救国救民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