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王朔2008年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复出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近21万字，但超过20万字的内容全是由两位主人公无休无止的对话组成的。文中以“北京老王”对朋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讲述他与方言当年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无论是“北京老王”，还是“方言”，都是王朔自己的影子，王朔在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思想历程，尤其是四十岁“颓了”之后的这些年。在书中，王朔敢于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敢于暴露自己的自私、懦弱、恶毒，思想上的彷徨、绝望、痛苦，并且带有忏悔的意识，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叫做方言的人自杀死亡了，没有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若干年后，方言的女儿咪咪方在国外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但对父亲的自杀始终不能释怀。于是她回国，找到方言生前的挚友老王。已值“风烛残年”的老王，时隔三十多年后终于敞开心扉，向逝去多年的挚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说出了她父亲生死的谜底。小说随着老王言不由衷、躲躲闪闪、矢口否认、百般诡辩而渐渐进入到隐秘的深处，由此揭开了一个人痛苦的内心生活和全部人生滋味。两人的谈话变得漫长而艰难。
王朔，我国著名作家，编剧。1958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其自谓：“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动乱，所谓全面
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1978年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
玩儿的就是心跳》、《
看上去很美》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
王朔文集》《
王朔自选集》等，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后进入影视业，电视连续剧《渴望》和《
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一部挑战读者阅读极限的小说，它没有太明显的情节，全是一场又一场的对话，看得人头皮发麻、直起鸡皮疙瘩。不过这本书里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恐怕这也是
王朔的本意。书中采用了许多反讽的语言，老王以自己当初是个写字的为耻，干脆失忆，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怪现象，也有一针见血的评说。或许王朔并非想讲一个什么故事，只是表达一种人生态度。如果你没耐性读完这本书，会失去一次看清人生的机会。（晋城在线网 评）
对于王朔颠覆传统小说创作规律的大胆举动，成功运作了王朔《
我的千岁寒》的出版人
路金波表示：“我并不认为颠覆写作是未来出版界的一种趋势。相反，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所有不讲故事的小说，最后都要面临市场的风险、经受销量的挑战。”路金波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最大卖点是
王朔本人而不是这本小说，但是公众对王朔高关注度与小说的销量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落差，“王朔再红，也不意味着他写的每本书都会好卖。”
对于王朔颠覆传统的对话小说，
白烨却出人意料地给予了支持：“我们习惯了讲故事的小说，但是任何创新的形式作家都可以尝试，无非是这种形式读者多、那种形式读者少而已。”
朱白评价道：“《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才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虽然王朔在这里没有如他先前所说的“全暴露”了，但是其中的真性情伴随他灵活的语言还是在持续流露着。这本书里，你还能看到一个在40岁时死过一次的“老王”，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作为当今最有分量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汉语小说家，
王朔一直不缺少读者，但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把他“惯”坏了的原因，你看《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张扬出来的一些关于金钱的矫情观点就知道了，王朔没能成为超级大师也是有原因的。很多人挑剔王朔，并非真的不喜欢、不关注这位作家，而是对之期望更高吧。正如王朔自己说的，他一直想写一部没有过的小说。 ”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跋》王朔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这想法十几年前一产生就把我将军将死了。我知道这之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出自哪里，也就是些聪明的模仿。这想法——可以叫它野心吧——毁了我的生活和家庭。你能想得出我对生活有多不认真，多潦草么？我出去玩，到处演，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小说凑场景呢。我觉得小说才是真实、可靠的生活，其他的，演砸了，都无所谓。我就想着自己的小说，什么办法都试了，最笨的，和最傻的。今天才发现，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每当我想换一种方式生活，不管我决心多大，跑得多远，装得多像——假装是另一国人，文盲，最后还是会被逮回来，坐在桌子前，写自己的各种妄想。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哪一天把这本“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操蛋小说写出来，我就塌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比较正常的生活，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我真是挺喜欢开酒吧的，那有一种把家放大，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错觉，走在街上，左邻右舍，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都打招呼，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那感觉真是不错，——这是正常生活么？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净想着小说了，心不在焉，耽误、辜负了很多人和事，几乎、还是已经很不道德了。就差犯法了。几次以为逮着它了，终于把它揪出来了，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拉上来一看，脸不是，认错人了。这本《和谈话》是揪得比较多的，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写到最后一行，那么一跑，似乎觉得和自己哪个小说通了，如同《女儿书》聊，聊进《看很美》了，立刻颓了。我这倒霉催的，真不该贪图稿费，写那么多烂八七糟的小说，当年。每回我以为自由了，其实还在枷锁里。写这跋时，心里老有一句话，顺着这话往下写，也没下文，接不住，想着也许是句歌词，就硬放在这儿吧：一个人的天塌了，全塌在心里……这就像在狂风中把两个气球揉成一个面团……这句话也莫名其妙地老在脑子里打转儿，也不知该按在哪儿。写作，其实是靠别人生活。一辈子靠别人，靠得住么？在人群中谈自由，我只能对自己冷笑。变一个人，我做到了，但这有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