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石室录》民国四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叶昌炽撰，一函三卷二册全，白纸本。是书选上好红梨木雕制，存白纸、皮纸、竹纸及後刷本，其中尤以白纸本为贵。写工由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
黄冈市饶星舫写样，复交“天下第一好手、精妙不弱於东邻”之誉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1929年《邠州石室录》及重刻蜀大字本《
史记》参与国际图书馆会议展览。
同治年间，叶昌炽同乡吴斋中丞视学西陲，往来於邠，皆“憩息於”大佛寺，对石室中唐、宋、元人各种题刻异常爱好，择其字迹清晰者，即动手抄录。但因“岩窦窍冥，苔封尘积”，只抄十分之二、三。
光绪十三年（1887年），
叶昌炽游幕寓
广州市，中丞“郑重相授”手录之旧稿，然因纸质差，墨迹淡，“岁月姓字”诸多难辩，无从稽考。光绪十八年（1892年）叶昌炽出甘，首次途经
张掖大佛寺，寻求石室拓片，未能入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昌炽奉使陇，二次路过大佛寺，复“登阁瞻礼”但“周览未毕，仆夫已催发矣”。因驿程在亭口，尖宿于长武，前行尚远。时间紧迫，事不由已，只好给诸寺僧叮嘱一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届两瓜期岁科按部”，昌炽三次途经大佛寺，才得到拓本。归裏後，“捋十年所始出藏本著录”，费年馀，“既录之，又审释之”，得唐刻二十二通，宋六十四通，金一通，元十六通，共计一百零三通，集为三卷，曰《邠州石室录》。回溯其源，历时三十多年，确非易事。隘堪居士孙得谦，在其後序中盛赞
叶昌炽：“金石之学，研阅独精，《
语石》一编，人间流播。固已腾贵
洛阳市之纸，虚悬国门之金。”《邠州石室录》虽系一时题记，但对“职官钩稽，岁月订渡，豕之误字”等，都有著重要价值。
晚清民国精刻之书一般由
南京市姜文卿、
扬州市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
苏州市徐元圃等刻书处刊刻。这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如
刘承干以
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经典之作。“陶为鄂渚平民，善仿宋，……翰怡
尤袤来刊四史。”“《
全本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後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
黄冈市。”“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同时集当世之良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
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如《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写刊精美，纸墨俱佳。见存“
嘉靖壬辰季春吉庵王良栋录藏，
宣统己未
中秋节江阴
缪荃孙校毕，孟冬
武进区陶湘付梓”，左侧小字一行云：“黄冈饶星舫写，京都文楷斋刻”；如民国陶氏景宋《
百川学海》：“全书为
黄冈市饶星舫一手影模”，文楷斋掌工。如
徐焕谟爱日馆本《风月庐诗稿》：聘“黄冈饶星舫写”……
“饶写陶刻”本尚有清宝华庵写刻本《
东坡七集》、
李鸿章之婿张爱玲之祖父
张佩纶著《涧於集》等。工作有值、良工无价，闻名遐迩如饶陶者，更为时人所珍视：民国七年，
王国维为上海哈同花园延请名师刻书，致信
罗振玉：“哈园刻书事，饶星舫（湖北籍著名刻字高手）只认每年四十万字，若後年可以增加，且每种大小总算，千字须5元9角，殊太昂贵，当与纬公商定书价耳。”（
吴泽主编，刘寅生、
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如饶刻《儒学警语》, “星舫刻艺风（即缪荃孙艺风堂），多识古籍，与湘游亦十，所刻著书皆出其手，《儒学警语》亦其一也。而于此用力尤勤，不图杀青未竟，归永夜。”是书的摹写样板，实为饶氏绝笔；又如
张元济书信云：“闻陶子麟已来沪，可否仍乞介绍，欲与商刻字事，想蒙赞成。”
柯逢时云：“鄂匠惟陶子麟一人可恃。”缪佑孙云：“如刻仿宋，该匠（陶子麟）亦能之。此匠人颇好。”版本藏书大家如
缪荃孙者，尚於《艺风老人日记》载陶子麟五百馀处，可见两人鱼雁不断，交情甚笃，一时书林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