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祖籍绍兴市，后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语文学家、收藏家。

叶昌炽少年受教育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协助其撰修《苏州府志》，期间开始接触金石、碑记知识。同治九年（1870年），叶昌炽考中举人，但此后多年未中进士，叶昌炽被迫为生计入广东省学政汪鸣銮，受广东巡抚魏大之邀续《关中金石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叶昌炽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改总纂、侍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叶昌炽离开北京，外放甘肃省担任甘肃学政，期间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叶昌炽对其中的文物颇为关注，但受限于当时甘肃财政，无法进一步保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叶昌炽返回故里后，仍然关系莫高窟文物情况建立了敦煌学通讯。

叶昌炽晚年以讲学、著书为主，刊成以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语石》。1917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叶昌炽因病离世，享年六十九岁。自同治九年（1870年），叶昌炽开始写日记，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前几天。叶昌炽去世后，其日记手稿由叶昌炽生前好友王颂蔚的儿子王季烈整理刊行，名为《缘督庐日记抄》。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九年（1849年）九月十五日，叶昌炽出生于江苏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叶昌炽祖籍为绍兴市，后迁入长洲，成为长洲人。

叶昌炽早年就读于苏州正谊书院，师从洋务派官员冯桂芬，期间叶昌炽受到了冯桂芬思想和学术影响，二人叶成为好友。咸丰六年（1856年）起，叶昌炽先后与举人赵晋卿、同乡刘永诗等人出游。

同治九年（1870年）起，叶昌炽跟随冯桂芬编纂同治《苏州府志》，至光绪二年（1876年）完工。期间，叶昌炽常到各地野村山寺踏勘，查阅各种资料，也学得了不少碑记、金石的知识。《苏州志府》完工的同一年，叶昌炽考中举人。

中举的次年，叶昌炽开始了起会试之路，第一次会试未能得中进士，他又于光绪九年(1883年）和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次进京应考，都未考中。第二次落榜之后，广东省学政汪鸣銮招叶昌炽和叶昌炽的挚友管礼耕前往广州市襄助，叶昌炽为生计离家赴粤。因好友管礼耕抵达广州后病倒，随即返乡，叶昌炽独自一人入汪鸣銮师爷。期间，他被广东巡抚魏大瀓看中续纂《关中金石记》，二人后来成为“金石之交”，来往密切。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叶昌炽返回苏州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叶昌炽四度入京，以初试第八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殿试之后叶昌炽名列二甲第二十名。最后叶昌炽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改总纂、侍讲。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京城大乱，官员纷纷逃离避难，叶昌炽却坚持留守北京。在八国联军劫掠北京时，叶昌炽举家避难于北京郊外昌平区的一个小镇，但仍惦念家中书籍和碑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叶昌炽离开北京，外放甘肃省担任甘肃学政。叶昌炽在甘肃为官四年，遍历甘肃各州县，除克尽本职考核生员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金石碑拓。

任职期间，敦煌市县令汪宗翰报告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汪宗翰铭王圆箓进行碑刻后，寄给叶昌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叶昌炽第一次收到5幅拓片、1尊造象、1幅佛像和4卷经书。后来，汪宗翰正式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叶昌炽非常重视，建议将洞内文物运到省城加以保护。但受限于当时甘肃省财政拮据，叶昌炽只得代表甘肃巡抚写信令汪宗翰将文物原地封存。此后，叶昌炽常关注莫高窟文物情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朝廷下诏裁撤学政，停止科举，举办学堂。叶昌炽结束为官生涯，退居故里。

叶昌炽回到苏州市后，主要居住在先师冯桂芬的旧宅。叶昌炽晚年主要从事著书。返回苏州后，叶昌炽听闻莫高窟文物大多被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劫掠而走，心中十分愧疚自己在甘肃省时未能尽职尽责保护文物，日后，他一直关注着敦煌市文物的流失和收藏情况，并与有关人士建立了敦煌学通讯，定期交换信息。

辛亥革命后，叶昌炽拒绝出任民国官员，拒绝了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请他担任《清史稿》名誉总纂一职，还拒绝了江苏省省长韩紫石的省立图书馆馆长一职。他一度在存古学堂讲历史学；曾为刘承干校勘宋本“四史”；刊刻《语石》。1917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叶昌炽因病离世，享年六十九岁。

叶昌炽去世后，由吴郁生、王同愈为他撰写墓志铭，吴县周梅公上石。此外，曹元弼也撰写过一篇长两千四百字的《叶公墓志铭》。

叶昌炽的及门弟子江标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刻六卷《藏书纪事诗》，这是《藏书纪事诗》最早的刊本，但因过于仓促，导致错误过多。叶昌炽进行了重校并予再版，此后《藏书纪事诗》开始流传，各种研究著述纷纷出现。王欣夫《藏书纪事诗补正》事较早出现的原著的补正著述，纠正了原著中的很多错误。

《语石》时叶昌炽的另一部著作，于1909年由叶昌炽亲自刊本，也是该书的初版。《语石》是一部以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1986年上海书店根据初版影印出版，成为较为流行的版本。《语石》存在两个整理本，分别是中华书局在1994年出版的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善明点校的《语石·语石异同评》；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叶昌炽著、韩锐校注的《语石校注》

自同治九年（1870年），叶昌炽开始写日记，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前几天。叶昌炽临终前立下遗嘱，将一切手稿全部托付给他的及门弟子潘祖年和他曾经的师爷汪星台。叶昌炽去世后，他的手稿由汪星台收藏，计划成熟时进行印行。手稿到了叶昌炽生前好友王颂蔚的儿子王季烈手中，最后流转到了苏州图书馆。后因战事频发，王季烈于1931年迁居辽东后开始对叶昌炽日记进行整理，于1933年进行出版发行，取名《缘督庐日记抄》。

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一本《缘督庐日记》，但印量有限，排版不佳，流传不广。2002年，再次重新排版后出版，分十二册。

《缘督庐日记》主要反应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近50年的历史，突出地展示了叶昌炽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面貌。

叶昌炽从小喜欢碑版之学，同治十三年(1874)，叶昌炽便开始了金石拓片的收藏工作，曾购入《孔庙铭》《孔君墓褐》《礼器碑》《孔彪碑阴》《孔褒碑》《百石卒史碑》《熹平残碑》等汉碑。此后多年，叶昌炽长期与王颂蔚、潘祖荫、王懿荣等研求碑版，互通有无。二十余年来，叶昌炽共得藏碑八千余。叶昌炽将其藏在自己的“五百经状馆”，规模仅次于缪荃孙的“云自在”。也昌炽一生著有《邠州石室录》3卷，《关中金石记》，《闽中金石记》等金石学著述。

传统上，石刻研究一直都是金石学的一部分，从也昌炽开始，在理论上将其独立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叶昌炽在其《语石》一书中，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碑刻的发展、分类、内涵及研究对象，从而奠定了碑刻学的础石，成为中原地区碑刻学的一部开山之作。《语石》的撰著，开启了近现代石刻科学研究的先声。

任职甘肃学政期间，叶昌炽成为了晚清最早接触敦煌市文物的清廷官员之一，也成为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一。叶昌炽在接触道敦煌文物后，便对其展开学术研究，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叶昌炽无法亲身前往莫高窟进行考察。

叶昌炽的生前好友，为《缘督庐日记抄》作序的吴郁生充分肯定了叶昌炽“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修养品行。

学者孙迎庆在《叶昌炽学术成就考释》一刊中提出“叶昌炽文张好汉魏古风，少时与王颂蔚、袁宝璜以才名闻名乡里，被时人誉为‘苏州市三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