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中国人的逻辑》讲述了名学是中国文化由形而上学至形而下学的关键所在，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对于修正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中的
还原论思维取向，中国正确引八西方学术以及中国学术的本土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名学与西方
逻辑学相比较，二者具有十分不同的学术品质。名学更适用于处理复杂的系统，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治理，这使名学成为
儒家名教之学和
法家名法之学的基础，而西方逻辑学显然没有这样实用性的社会治理功能。站在中国名学的角度反观西方逻辑学，我们能清楚看到后者的局限性。西方学术建立在对现实的抽象定义和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沿着逻辑链条推演下去，常常发生“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的现象，就是道理上行得通，却与现实不着边际。中国名学能够为本土学术体系提供牢靠的思维防火墙，同时建立起不同文明问交流的“学术海关”，避免出现逻辑概念的混乱。这是西方
逻辑学难以胜任的。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下分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
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子部总叙》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
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
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
儒家以外有兵家，有
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客观地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孔门以及后世儒家对于传承
西周公国王官学居功甚伟，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中国学术经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至战国末期已经集成为一体——黄老之学。儒家固守时过境迁、已成“无用之学”的六艺，造成了中国文化主体一直停滞在“
西周版”——儒家在宋代取得真正独尊地位之后，连黄老之学整合的
墨家、名家、
法家，及至黄老之学本身都几成绝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当时科举考试内容仍基于五经学说。
先秦儒家自己也不否认所学乃“无用之学”，比如继承家学，“生于战国之世，兵戎之间”的
孔子第九世孙
孔鲋（约公元前264~208年，字子鱼）就是这样。孔有一位著名的弟子叫
叔孙通，后来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了汉朝的宫廷礼仪。
战国末年，孔鲋问他何以不出当官，叔孙通回答说自己所学于孔鲋者不能用于当世，孔鲋也承认这一点，最后叔孙通还是以法治之学人仕的。《孔丛子·独治第十七》记此事说：“
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日：‘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对日：‘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日：‘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
当然，
孔鲋也不是说儒学一无是处，而是认为它可以在世道安定的情况下帮助推行先王之道，用以守成。即《
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孔丛子-独治第十七》一则故事说：“尹曾谓子鱼日：‘子之读先王之书。将奚以为？’答曰：‘为治也。世治则助之行道，世乱则独治其身，治之至也。’
主要著作：《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该书
韩语版由
韩国The SOUP Publishing Co.于同年出版）；《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编著：《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主编：《新法家说》（The New Legalist，中英双语，与陆寿筠先生合作，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
东方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
南怀瑾先生在听秘书读
翟玉忠先生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一文（已经收录在《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中）后曾经感叹道：“中国文化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