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公元1389年一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市南薛里（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人。明代前期思想家、理学家，河东学派的开创者，故而又被称为薛河东。

薛瑄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其父薛贞曾中举人，时任北平元氏县（今河北省省石家庄市元氏县）教谕。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薛瑄中进士，但七年后才正式踏入仕途，初授监察御史、出监湖广银场，后来又历任云南省道监察御史、山东省提学事、大理寺卿。因不阿附当权宦官王振，薛瑄遭到王振嫉恨。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薛瑄上奏为死囚辩冤，王振指示都御史王文诬告其判案不合理，同时又指示言官弹劾薛瑄贪污受贿罪，朝廷将薛瑄以死罪下狱。之后，因兵部侍郎王伟为其上奏申诉，薛瑄被免官后放归田里。土木堡之变后，薛瑄被起任南京大理寺卿。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夺门之变，朱祁镇朱祁镇复位，薛瑄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于内阁参与机务。同年六月，薛瑄辞官致仕，回乡研学著书，开馆授徒。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病逝，临终留诗说“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其死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资善大夫，谥文清，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从祀孔子庙。

薛瑄有《定次孝经今古文》《从政录》《读书录》《读书续录》《敬轩集》等著作。其学问上从程朱提倡的“主敬”入手，注重存心、收放心的功夫，倡导实学思想，强调学习应贴近实践，批评滋生空谈的科举词章之学。薛瑄开创山西省学派，对朱学体系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推动，同时开启了实学思潮，在明代理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学派门徒遍及山西、河南省、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渭河平原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将薛瑄和赵南星、魏广微三人并称君子，说他们以清正刚直，启迪了正统的学问，是开启新时代的先兆。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初十日，薛瑄出生在北平元氏（今元氏县）一个儒学世家，其父薛贞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任北平真定府元氏县儒学教谕。薛瑄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永乐七年（1409年），其父薛贞改任河北玉田县（今河北唐山市玉田县）学教谕，薛瑄随行，他在此师从魏希文、王素亨、李太亨、范汝舟、徐怀玉等耆儒硕老，学习伦理学，奉程朱理学为道学正脉。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薛贞改任河南鄙陵县教谕，薛瑄又随父居鄙陵。薛瑄在鄙陵县学补弟子员。次年，薛瑄举河南省乡试第一。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薛瑄中进士，时年三十三岁。薛瑄中进士后归家省侍，之后因祖父母相继去世，其父薛贞丁忧，家居五年，他陪侍左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薛贞丁忧期满，起复为河内（今沁阳市）教谕，薛瑄随父迁居。同年八月，朱高炽登基，薛瑄随其父前往北京朝贺。洪熙元年（公元1425），薛贞病故，薛瑄居父丧。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二月，薛瑄奉朝命赴北京。次年，授监察御史，出监湖广（今湖南省和湖北省）银场，不久又改为监阮州银场（阮州属于湖广道辰州府，下辖的一个州，位于今湖北省怀化市），他由此开始踏上仕途，前往湖北任所。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薛瑄的继母许姓去世，他返回荥阳市（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丁忧。两年后，丁忧满，薛瑄赴北京，不久被任命为云南省道监察御史。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薛瑄被吏部尚书郭珊荐举为山东省提学佥事，薛瑄欣然就任。此后的六年时间里，薛瑄在山东潜心教育，弘扬理学，诲人不倦。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被授予大理寺右少卿，不久转任左少卿，薛瑄作《大理箴》以自警。薛瑄因为不阿附太监王振，被王振嫉恨。两年后，他因为死囚辩冤，被王振指示都御史王文诬告判案不合理。王振同时指示言官弹劾薛瑄贪污受贿罪，导致薛瑄以死罪下狱。刑部三次覆奏重审薛瑄案，兵部侍郎王伟也为薛瑄申诉冤屈，薛瑄得以获释，免官后放归田里。之后，薛瑄隐居山西省故里，潜心修习。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发生“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英宗弟王朱祁钰监国，于谦升任兵部尚书，薛瑄被召回京城（今北京）。朱祁钰登基即位后，任命薛瑄为大理寺右寺丞。次年，薛瑄赴四川省、贵州省督运军饷，回京后他升任南京大理寺卿。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副总兵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薛瑄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于内阁参与机务，同年会试，他是考官之一。

明英宗复辟后，于谦被处死，曹吉祥、石亨把持朝政；朱祁镇又从西番购狮子，薛瑄认为这是玩物丧志。于是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六月初十，薛瑄以年老多病为由上奏乞致仕，不允，三请致仕。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弥留之际，他写下《临终口号》：“土床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

薛瑄去世后，被追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时期，给事中张九功奏请薛瑄从祀孔子庙，朱祐樘朱樘下诏准许薛瑄家乡的文庙从祀。之后，给事中杨廉奏请将薛瑄所著《读书录》印发给国学学习，并请明孝宗为其正名，明孝宗下诏称之为“正学”。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经廷臣奏请，朱载坖朱载下诏准薛瑄从祀孔庙。

理气观讨论“理”与“气”的关系问题。理气关系问题本来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与事物本身的关系问题，亦即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但在宋明理学中却被当作或最终归结为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薛瑄用理与气来解释宇宙万物之所以生成的。薛瑄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观点是认为理与气密不可分，即理气“无缝隙”“无间断”“无先后”。薛瑄认为气是宇宙永恒过程自身的一部分，存在于宇宙的各个阶段，并且总体上看是永恒的，但个体存在生灭。而理是气之中的一种实体。从宇宙生成始至万物变化过程中，理与气始终紧密结合，不存在先后之分。他反对朱熹的“理在气先”说法，认为在天地形成之前已存在气，其中包含理，因此理并不一定先于气。他也反对朱熹关于“太极不自会动静”的说法，认为太极具有动静之能，与明初理学家曹端一样主张太极有活力，不是枯寂无用之物。

同时，薛瑄用“日光载鸟”等比喻，来说明气有聚散而理无聚散的特点，提出理是无形的、绝对的存在，不受聚散影响；而气则是暂时的，相对的。这一观点是他理学理气论的矛盾之处，根据这一说法，理与气依然是性质不同的“二物”，理气之间依然有“缝隙”。

薛瑄宇宙观理论的又一最基本方面，是在坚持“气本论”的基础上，继承发扬《易传》关于阴阳矛盾变化的观点和张载所谓“宇宙即气”的思想，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气化”学说。薛瑄从气本论出发，提出了“太虚之气”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观点。他认为“太虚之气”就是象“天地间游尘纷拢”那样的一种至精至微、至清至虚的气体。而一切有形的物体，皆是由太虚之气凝聚的产物。气因有动静而有阴阳之分，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气化而形成天地，进而形成有形体的万事万物。宇宙被气所充塞，空间上无穷无尽，时间上无始无终，无限发展。

薛瑄认为气机是宇宙之气的内在机制，是事物发生的根本动因。气机之运是无比精妙密微的，也被称为“密移之机”。它是天地万物发生的根本动因，其运行状态连绵不断，就像“游云”、“游尘”、“普氏野马”一般。气机之运的持续不断主要源自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并非受主观意志或外部神秘力量所控制，而是太虚之气的内在属性，往复循环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薛瑄强调人们应当善于把握“气机之运”按照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这样才可能达到成功，避免失败。

薛认识论的最基本方面，是在坚持以气为本，理气合一的宇宙观基础上，批判地吸取 朱熹“即物穷理”说的合理内核，提出了“以心映理”的朴素反映论。薛瑄主张人心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特殊功能，认为心能够反映万物的理。在他看来，心与理之间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使用了“心镜”之喻来形象地表达认识主体反映客体的思想，强调心理能够清晰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薛瑄提出心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心具有联想、推理的功能，能够指导认识过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而在认识的过程中，需要格物致知，即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深入研究，探究其实质，以实现对知识的获取。薛瑄提出认识运动是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深化过程。他强调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理性认识具有融会贯通感性认识的主导作用。认识过程是渐进的，需要持之以恒地不断积累和探求。

薛瑄明确提出了“知行兼尽”，“知行两得”而“不可偏废”的思想。他认为“知”，是指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认识或知识，“行”，则是在认识指导下按照客观事物之理去实行。在这个意义上，知与行虽然在表象上有所区别，但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缺一不可。没有明确的认识，实践就失去了方向；没有实践，认识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他强调知行不可偏废，认为二者互相存，相互促进。

薛瑄指出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认为离开了知的指导就会导致盲目行动。同时，他也强调行对知的基础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实践，知识才能得以验证和完善。而行动比知识更为困难，因为人们往往可以理解道理，但却难以将其付诸实践。他重视行对知的基础作用，认为真正的知识应当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质，确保知识的真实有效。

薛瑄强调心学的重要性，认为正人心、正君心是振兴国运的根本，王道的实行在于正心修身。他提出了“立心为本”的命题，将心比作水之源，认为心正则事正，强调心的纯净与正直对行为的影响。薛瑄倡导“从事于心学”，强调学问不应滞留于言辞之间，而应注重身心修省和实践。他受朱熹心本论的影响，认为天下之理具于吾心，将心视为万物的本原，将其称作“心体”，认为心体无穷无外，无物不包。他提出“万物备于我”的命题，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道德原则与心体相联系，认为心体是宇宙万物的精神实体，主宰着一切。

薛瑄的性论，是宋代理学家心性天人说的继承发展，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和归宿。薛瑄认为，性是人与万物的普遍本性，是通人物而言的。性无所不包，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到人之身心，乃至儒学道统，皆由性一字括尽。在薛瑄的理论中，性具有本体、本源的意义，与天道合一。他将性视为天地间的至高至贵者，认为性直接来自天地或者天。

薛瑄将性与社会伦理纲常联系起来，认为仁义礼知等道德规范都是性的体现。他主张性即道，是宇宙万物的至高本源，而三纲五常乃是性的分支和体现。他将性视为儒家传统的核心，批评不承认天命之性的荀子和扬雄，认为只有识性才能真正领悟儒学之要，坚持儒家道统。

薛瑄提出“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的复性说。复性就是改变气质之性，回复本然之性。气质之性因气有清浊故有善有恶，而本然之性则至善无恶。因此，复性即意味着改变恶浊的气质，回复至善的本性。薛瑄将人的气质之性划分为圣人、贤人、中人、下民等四个不同的品级。圣人具有最清最秀之气，而下民则具有昏暗之气。自贤人及以下，皆需要复性。复性的目标是使人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进而成为圣人。贤人通过复性可以逐渐向圣人境界靠拢，因此复性被视为通向圣人之道的一种途径。复性的实践方法主要包括“遏欲存理”和“下学上达”。通过遏制私欲、存天理，改变恶浊气质，回复本性善良。同时，注重从日常生活中的人伦事务开始，以此为基础逐步修养自身，达到复性的目标。

薛瑄倡导和确立了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认为学习应该贴近实践，强调“言不及行，可耻之甚”，提倡“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薛瑄认为，空谈理论而不付诸实践是可耻的，学习应该贯彻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他对科举词章之学持批评态度，认为滋生了一批只讲说，不实行的“章句之徒”，以及一批为科目而著书、教学的“俗儒”，这些人不辨是非真伪，最终导致伪学乱真，影响后学。因此，薛瑄主张读书、写书应该是为了“防检此心”，强调真正的学习目的在于培养人的内在品德和实践能力，而不是为了名利或炫耀新奇的著述。

薛瑄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定次孝经今古文》一卷，《从政录》一卷，《读书录》十卷，《读书续录》十卷，《敬轩集》四十卷，诗八卷。其中诗八卷，由其孙刑部主事薛整理为《河汾诗集》，一千一百三十首。

当代出版书籍有《薛瑄全集》，收录其《读书录》《读书续录》、诗、奏章、墓表、祭文、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著作文章，并有后人所著薛瑄实录、年谱，以及薛氏族谱等内容。《薛瑄全集》共三册，由三晋出版社出版。

薛瑄籍属古河东地区，他晚年曾两度“讲学河汾”，第一次是在正统十四年至天顺元年（公元1449年—1457年）期间，第二次是在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前后。这两次讲学活动在当时吸引了秦、楚、吴、越间来学者以百数，由此创立了山西省学派，其弟子遍及山西、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等地。影响及于关陇和北方诸省，蔚为大宗，称做“北方的朱学”。河东学派的特点是融合了程朱之学，注重实学思想，强调笃实近理，不事言语文字，而是注重躬行实践。河东学派传至明代中期，又形成以吕博（吕柟）为主的“渭河平原之学”。河东学派与王守仁的姚江之学，是构成明代理学思潮的两大主要流派。

薛瑄对朱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修正，特别是对朱学的“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提出“理只在气中”的命体观，为朱学体系带来了重大变革，促进了朱学的分化，为后来的“气学”思潮奠定了基础。薛瑄强调实践，反对空谈，提倡“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开启了明代实学思潮的历史先河。他的学说被称为“笃实践履之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学界对于经世致用的重视。在“心性天人”等理学根本问题上，薛瑄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朱熹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强调“正君心”的重要性，认为通过“从事于心学”可以振兴国运，对明代中叶“心学”思潮的泛起起到了一定的诱发或启迪作用。综上所述，薛瑄在明代理学史上承前启后，对朱学体系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推动，同时开启了实学思潮的兴起。

薛瑄的五言、七言古诗歌都很出色，诗风近乎唐人，五言古诗风格近似王维、韦应物；七言古诗雄奇，颇似李、杜。五律、五绝不多，但写得很清新。七绝写的很有神韵。薛瑄的散文中也不乏上乘作品，比如有名的《游龙门记》，是明代散文之冠。《游草堂记》《猫说》《捕虎答》等也都是上乘之作。他的文章思想性很强，有的直抒胸意，有的寓意深刻，表达了他的“忠国爱民”之心。他的书信、序文中有好些表达了他刚毅严肃的性格。《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肯定薛瑄在文学方面的造诣，说他的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语破格，有德有言。

薛瑄临终自我评价：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释惟觉性天通。

明朝礼部侍郎叶盛评价：文臣中，仪智、薛瑄等人具有庄重严峻风骨气节。

明朝学士刘定之评价：薛瑄仰慕古人，以直道立身，谈说义理，善良美好，进不攀附权贵，退不留恋权力，是一代名臣

明朝理学家罗钦顺评价：薛瑄学识纯正，实践笃实，举动以义为主，其言论虽间有可疑，然而考察其行动，未有能比得上他的，可称得上君子儒士。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薛瑄、赵南星、魏广微这三位君子，以他们的清正刚直，启迪了正统的学问，这是开启新时代的先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价：山西省之学没有见性之识，薛瑄说“此心始觉天性通”，倒不是欺骗人的话，只是无必要的夸大其词了。

清朝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评价：薛瑄为大理寺卿，有能力去监察王振，如果能和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一样有把握的稳步行动，王振就不能擅主大权。如果不行，就洁身而退。但他风格太露，差点不能幸免杀身之祸。

当代哲学史家陈来在所著《宋明理学》中评价：薛瑄是一个“实践之儒”，立身行事。严辨公私，不惜上权贵，决不枉公询私。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钱国莲在所著《薛瑄年谱》中评价：薛瑄是明代第一位从祀孔子庙的大儒，其为官颇有政声，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勤政为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富路特在所著《明代名人传》中评价：薛瑄是程颐和朱熹的忠实追随者，他专注于自己的修养，并追求道，潜心研究四书和宋代理学。

明正统年间（约公元1440年前后），太监王振权倾一时，邀请薛瑄拜入他门下。薛瑄拒绝，说哪有朝廷官员私下拜入太监门下的。在路上遇到王振，其他人对王振行跪礼，只有薛瑄不肯下跪，于是王振恼怒薛瑄。景泰初年（约公元1450年），薛瑄为南京大理寺卿，朝中大太监金英奉使路过南京，南京公卿都为其饯行，只有薛瑄不去。

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某位指挥去世后，其小妾有美色，王振的侄子王山想纳这名小妾，指挥之妻不肯。于是小妾诬告指挥之妻毒杀了指挥，指挥之妻被关入都察院审讯，屈打成招。薛瑄认为这是冤案，不肯执行死刑。都御史王文按照王振的授意，诬告薛瑄，以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人判案不合理，同时受王振指示的言官弹劾薛瑄受贿，于是三人一起下狱，薛瑄被判死刑。在狱中等待处决时，薛瑄仍照常读《易》，他的三个儿子，请求一人代父亲死，两人充军，不准。到快行刑时，王振府上的厨师大哭，王振问他为何哭，厨师说，他听说今天薛先生要被处死了。王振大受震动。此时，刑部第三次覆奏重审薛瑄案，兵部侍郎王伟也为其申冤，于是薛瑄被免除死罪。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薛瑄在任职南京大理寺期间，有富豪残虐人命，却迟迟无法定罪，薛瑄按法度将其处决。之后，薛瑄奉诏回北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市出现饥荒，有贫民抢了富豪的粮食，烧毁富豪的府邸。都御史王文判决为叛乱，共二百余人按罪都要被处死。薛瑄极力为这些贫民辩护，说罪不及此，于是得以减免刑罚。

在薛瑄故乡山西运城市里望乡平原村，有薛瑄纪念馆。该纪念馆是薛瑄廉政文化园的核心部分，整个文化园由薛瑄纪念馆、薛瑄故居、薛瑄家庙、廉政戏台、清风巷道、聚秀广场六个部分组成。薛瑄纪念馆包含心之初、廉之途、儒之宗、文之风、法之范、家之道六个篇章。

1990年9月13日到16日，为纪念薛瑄诞辰600周年，在山西省运城市举行了学术思想讨论会。讨论会是由山西省哲学学会、山西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三晋文化研究会运城分会、运城市教育学会、运城地区史志学会、中共万荣县委、万荣县人民政府、河东文化研究中心、运城高等专科学校职合发起组织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山东省、河北、内蒙、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青海省、山西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薛氏后裔的代表共60人。大会收到专著和论文36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