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篇》是《庄子》杂篇的最后一篇，全篇共分七段，主要记载了先秦各家诸子思想学说的历史发展，并同时对其进行评议和总结。此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思想流派或学术史专论，保存了先秦时期众多学者的思想学说，涉及学派涵盖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等，另外为许多佚说保存了可贵的研究材料，如宋钘、慎到、惠子、公孙龙等人的学说内容和思想要旨，“内圣外王”的学术理想也由《天下篇》首次提出。

从行文逻辑上看，《天下篇》从“道术”如何演变为“方术”这一角度出发，首先针对春秋至战国中期思想学术发展之大势，以及各家学术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整体回顾；其次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学派划分，并对各派学说的起源和价值进行了凝练的叙述和评较。

很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出自本篇，包括万变不离其宗、一曲之士、内圣外王、栉风沐雨、强聒不舍、其应若响、变化无常、学富五车、大同小异等。

《天下篇》写作的核心主旨在于对辨明“方术”以回归“道术”的追求；在写作风格上坚持了客观公正的学术评议态度，对后世学术史的写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另外于《庄子》本书而言，《天下篇》一直是研究全书的重要篇章线索，也是分辨全书各篇目真伪的重要标准。

一些学者认为此篇作于战国中期或后期，晋代利奥六世郭象最早提出这个说法，一直到近现代仍然被一些学者所承认。如当代庄子思想研究大家刘笑敢通过对《庄子》各篇命名规律进行分析后，认为《至乐》篇第一句“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最适合的题目本来应该为“天下”，但最后题目为“至乐”，原因只能是《天下篇》已经已“天下”为题目，避免重复，所以顺次取“至乐”为题，因此认为《天下篇》的写作年代应该早于《至乐》篇的写作年代。

近现代一些学者认为此篇作于秦汉之际，如中原地区史学家张恒寿（曾著《庄子新探》）曾对《天下》篇与儒家书典进行比较：第一，《解蔽篇》同时对政治和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而《天下篇》只作纯学术性讨论；第二，“道术”一词连用的写法，常见于《吕氏春秋》的写作时代，而“方术”一词并没有在先秦早期著作中使用过，因此可以证明《天下篇》应当写成于《解蔽》篇之后的年代。张恒寿认为《天下篇》最早可能与《吕氏春秋》的写作年代相近，也就是大致位于《荀子·解蔽》篇的时代之后，西汉司马谈时代以前，总体上说应当是秦汉的著作。

中原地区先秦诸子研究专家谭戒甫在其著作《庄子新探》中，认为《天下篇》原本应是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庄子略要》。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学者从思想史、学派史、语文史三方面充实谭氏之说，因时间影响力复增。但现如今这种说法被诸多学者认为立论不足，如张恒寿、崔大华、钟泰等学者都曾撰文驳议。

《庄子》全书流传时间长，但是作者的确切身份至今存疑。《天下篇》作为外篇中的最后一篇，历来争论较多，其中主要说法如下。

历来持《天下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观点之学者众多。西晋哲学家郭象言：“庄子通以平意说己，与说他人无异也。”(《南华真经注》)，认为《天下篇》是庄子评较各家学说的作品。北宋王安石说：“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庄周论》)。明代方以智称：“庄子虽称老子，而其学实不尽学老子；故此处特立一帽子自戴之。”(《药地炮庄》)。清代王夫之也曾怀疑过《天下篇》的作者身份，但最终还是认为此篇内容博大综观，非庄子本人不能为也。近代梁启超认为《天下篇》作者的身份就是庄子，且毋庸置疑：“外、杂篇可疑者更多，无容为讳，惟《天下篇》似无甚怀疑之余地。”(《\u003c庄子·天下篇\u003e释义》)

学界以《天下篇》为庄子后学所作者亦不为少数，其中胡适的观点较为坚决：“《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玄同认为：“《天下》乃极精博之晚周思想概论，但不见其为庄子之手笔。”(《论\u003c庄子\u003e真伪书》)。顾颉刚：“《列御寇》有庄子将死之语，《天下》又以庄子为百家之一而评论之，足见都不是庄子自作。”(《庄子外杂篇著录考》)。刘笑敢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内篇是庄子的作品，外杂篇是庄子后学的作品。

另外还有持《天下篇》英布刘安所作说。诸子学研究专家谭戒甫认为《天下篇》的思想和《淮南内》《要略篇》有许多相同之处，《天下篇》应该是《淮南王庄子略要》改名之后的作品，那么其作者即是西汉淮南王刘安。1995年，一些学者也表示了对谭说的赞同。

中原地区当代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在文章《庄子探源之二》中认为，《天下篇》或许并非庄子及其后学所作，整篇文字透露着儒家，甚至一部分法家的社会社会主义，此可作为一种《天下篇》为儒家所作说。任继愈认为《天下篇》认可了邹鲁播绅之士的地位与影响，甚至进一步简要论述了儒家“六经”的内容和作用，若非儒家学者决不能作。另外《天下篇》作为一篇哲学史性质的总结性文章，成文时间不应过早，因此非庄子自著。《天下篇》仅仅将庄子思想其看作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个分支，故可排除庄子后学之说，更何况此篇还对庄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故可暂疑《天下篇》为儒家著述。

台湾地区经史子集研究专家严灵峰曾在《\u003c庄子·天下篇\u003e的作者问题》进行《天下篇》作者身份的研究，他认为首先，《天下篇》内容与《天道篇》风格相近，而与内篇思想差异较大，因此非庄子自作；其次《天下篇》既然涉及到对庄周思想的评较，则必庄子之后的作品，而文章对其他各家学说的评较与荀子观点相近，言辞相仿，故存在《天下篇》为荀子晚年所作之可能。

《天下篇》的行文结构表现为明确的“总-分”式，文章首先总论“古之道术”及其演变趋势，随后以“内圣外王”为评价标准，以近道程度的高低为次序，对各家学说思想进行分述并评议。庄子先以最高的学问“道术”入题进行探讨，随后对诸家学派的中心思想和代表人物进行介绍，并一一批判。

本篇开篇标示了最高的学问“道术”为探讨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内圣外王”为理想的人格形态，由此进一步对儒家思想中的“仁”“君子”进行论述。文章于总论部分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集中讨论，作者常使用“君子”、“邹鲁之士”、“摺绅先生”等称谓来指称儒家学者，主要认为儒家学派是大道流行的一个方面，其学说也是大道流行的路径之一，并称赞儒家学说为“道之绪余”。

与《庄子》其他篇章常将儒墨并称不同，《天下篇》将墨子及其后学的学说单独分离并进行评议。作者一方面赞称墨子是救世能士，能提倡平等之爱，勤俭力行，反对战争，冠之以“才士”之名；另一方面又批评墨子学说太过严苛，难以执行，并不看好其行为的成效。文章首先认为墨家学派主要发扬了古之道术崇俭、救世的一面，也能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肯于救战于乱世之中，具备侠义精神。随后，文章在概述墨家学派思想中如“非乐”“节用”“兼爱非攻”等主要观点时加以批评，认为其：“为之大过，已之大循”，墨家思想在发扬古之道术崇俭的一面时过分节制，成为大弊。

《天下篇》首先认为宋钘（xíng）、尹文的思想也反映了“古之道术”流行的一个路向。文章一方面认为他们具有崇俭节约和自苦救世的精神，反对争斗，向往太平安乐，并肯定了其在“外王”方面的温和方法，与墨子思想不同。另一方面作者又用“至是而止”来评价他们在“内圣”和“外王”方面的努力，距离“内圣”向“外王”发展的自然而然之境界甚远。

《天下篇》对彭蒙、田骈和慎到等人的观点述评着重突出其思想中的道家观点，认为他们以齐同万物为首要，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坚持对万物相对性的认识。文章认为他们提倡顺遂自然，无意于积极救世，在方法上不刻意、不强求，尤其是他们对“道”的体悟已经上升到“天地自然”的层面，更为准确、纯粹。

《天下篇》认为文始真人、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其“道”的哲学能认识到宇宙的根本原则，并赞美了他们宽容谦下的处世心态。作者首先认为文始真人、老子的思想相比其他学派的道术源流更接近于“道”之本体，自源流上高出一个层次。从他们风闻道术此面后的发挥阐释来看，也并没有像其他学派一样偏离正道、走向极端。作者给关老学派总结为：“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真正达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天下篇》也描述了庄子恣意逍遥、奔放不羁、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作者论述了庄子的精神境界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而在世俗生活中也能做到“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作者认可庄周对“道”之本体的阐述深广而透彻，讲求与自然的平等合一，其学说能顺应自然的变化，解除了物累，妙理不竭，不离本宗。

《天下篇》最后对惠子的主要思想加以概括并显现其 “ 多方” 而离道愈远。文章主要叙述了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十二事”认为，惠施主张万物变化不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强调万物都存在着相同之处。

《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思想是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认知，与儒家对现实层面的侧重不同。首先，文章用“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来形容“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出自原文：“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意思是说，不离于宗本，称为“天人”。不离于精微，称为“神人”。不离于真质，称为“至人”。以天然为宗主，以德为根本，以道为门径，预见变化的征兆，被称为“圣人”。所谓“天人”“神人”“至人”，就是能对宇宙人生的变化及其根源意义作全面性、整体性体认的人。“内圣”强调的是个人与天地、神明的随顺自然；“外王”强调的是养育万物、和泽天下。其次，“内圣外王”应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非刻意状态。《天下篇》认为由“内圣”向“外王”的转化过程必须自然无拘，它强调内在个人与外在天地的同体合一，自然而然地成就“不王而王”的境界。

“道术”出自《天下篇》开篇：“古之所谓道术者”，“道术”意为最高的学问，是探讨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方术”指特定的学问，是道术的一部分。如学者蒋锡昌认为“方术”是庄子对墨子、宋研、惠子、公孙龙等所钻研的学问的评价。

作者就“道”的内涵与对“道"的体悟的不同层次进行了概括。并根据体道的不同层次与境界，将“人”分为四个级别：

第一级：“圣人”。以天道为宗本，以上德为根本，以大道为路径，观察事物变化的各种机兆的同时随顺其相应变化。这类人是体“道”的理想人物，也是成就了道家所谓的最高境界者。

第二级：“君子”。布施仁惠以为恩泽，遵循道义以为事理，专就儒家学者而言。而此一类人的“体道范围也限定在“仁”“义”“礼”“乐”之中。

第三级：“百官”。这一类人依照律法确定职分，确立职位准则，检察行为操守，考察诸事以决断，他们的行为较之前两级则不免显得古板机械，对“道”的体悟又低一个层次。

第四级：“民理”。“民理”即平民百姓的生存之道，注重现实生存，主要涉及务农活动，其对“道”的体悟狭隘而烦琐，属于最低的层次。

历来《庄子》研究者都非常重视对《天下篇》的研究，概览古今成果，对《天下篇》的相关研究可以粗略归纳为以下三个时期并各有其特点：

这一时期的《庄子》研究多肯定“内七篇”的价值，而对于“外、杂篇”的阐释均有所忽视，对于《天下篇》的研究也都是将其作为研究《庄子》全书的一部分，兼而论之，鲜有专议。且这一期的学者，治庄多以注书行之，对于《天下篇》的研究也是零星散见于各家注解当中，如司马彪、孟氏和郭象的注、成玄英的疏以及郭庆潘的《庄子集释》等。

《天下篇》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称为“注疏四种”的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高亨《〈庄子天下篇〉笔证》、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此外，还有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方光《〈庄子天下篇〉释》、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单演义《〈庄子天下篇〉荟释》等专著。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天下篇》文本进行注解与校释，或承袭“以儒解庄”、“以佛解庄”的传统思路疏证和阐释《天下篇》。这一时期针对《天下篇》的专门性的研究不断涌现，故对《天下篇》的作者归属、思想倾向、章节辨伪等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给予了《天下篇》研究高度重视，研究者们先后发表了诸多涉及《天下篇》的著作、论文，对《天下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有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张恒寿《庄子新探》、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等等，一时众说并起，研究状况日趋繁荣。

《天下篇》对先秦诸学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的评述为当代的先秦学术史研究留存了大量重要史料与比照对像。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关于“惠子”一章的内容。惠施是先秦时期著名学者，但其学说并没有专门著述记载流传，而《天下篇》却对其人其学作了全面集中的评议，生动展现了惠施的思想面貌与思辩能力。此外，《天下篇》还保留了公孙龙、宋研等人的思想主张，均是先秦思想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所著的经典文章《论六家要旨》，其书写体例与分类都与《天下篇》接近，具体内容上分述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共六派的学术要旨，文章在称论各家学说时，无片面称赞或贬损，褒贬适宜，可以说是对《天下篇》公正客观的评议态度的继承。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所作《七略》之一的《诸子略》与《天下篇》关系也十分密切。首先在学派划分上，《诸子略》将先秦诸子分类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种学派，较司马谈增加了四家，令先秦学派归类更为详尽。其次在学派溯源上，《诸子略》继承了《天下篇》建构一个完整学术体系的要旨，将十家的源流与上古官制相结合。最后，《诸子略》对于各派学说也是褒贬参半的，既明其特长，又述其弊端，与《天下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