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约前320年—前250年，一说前242年），姓公孙，名龙，传说字子秉另有子禀、子石说法，赵国人（今邯郸市），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学派代表人物。

公孙龙是当时著名的“辩士”，在平原君赵胜家里做门客约有二十余年，受到赵国军臣的器重，曾任赵惠文王、赵孝成王的相国。 期间分别说服燕昭王与赵惠文王停战，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劝平原君拒绝封地。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

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天下无指”“夫名，实谓也”等哲学命题，把名实问题作为逻辑问题独立进行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然今《公孙龙子》传世本只有六篇:《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除《迹府》为门人辑录公孙龙生平事迹外，其他五篇都是公孙龙本人的作品。

公孙龙，姓公孙，名龙，生卒年不详。只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记载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推断公孙龙大概生于公元前325一前315年间，卒于公元前250年前后，此说一直为后来学术界所沿用。至于公孙龙是哪里人，现有赵人和魏人两种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历代多认为公孙龙是赵人。认为公孙龙是魏人的依据是东汉时期高诱《吕氏春秋注·应言注》中记载“龙，魏人也”。根据近现代古文献学家胡道静在其1993年出版的《公孙龙子考》中考证，公孙龙是魏人的说法是由讹失造成的，他的最终结论认为:公孙龙是赵人，但早年在魏。

关于公孙龙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不多，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公孙龙归为名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可是在《史记》中却没有为他专门立传，其生平事迹只是散落于其他列传之中。

《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记载其受到赵国军臣的器重，曾任赵惠文王、赵孝成王的相国。在赵惠文王十五年（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欲攻齐国，公孙龙带领门下弟子从赵国到燕国，力图劝燕王偃兵（停止战争），燕王表面答应，公孙龙却表示不可相信，说道：“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而今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都是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王不会偃兵。”他用这种“循实责名”的方法猜透了燕王的真实用心，使燕王无言以对。

赵惠文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又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惠文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指出赵惠文王并不真正具有兼爱之心，故不能行偃兵之实。

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魏无忌率兵救赵，邯郸市得以保存，虞卿为平原君向赵王请封。公孙龙连夜驾车入见平原君，认为此举甚不可行。指出赵王封地并不是因为平原君的才智能力为赵国所独有的，而是因为平原君是赵王亲戚的缘故，是计国人之功于亲戚名下。平原君听从了公孙龙的建议，没有接受封地，并由此对其益加看重。

另有《公孙龙子·迹府》中记载公孙龙与孔子六世孙孔穿辩论白马非马，孔穿向公孙龙提出要求，只要其放弃白马非马之说就拜其为师，被公孙龙拒绝。《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公孙龙晚年时，齐使邹衍（阴阳家代表人物）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衍对公孙龙进行了批驳，平原君此后便绌远了公孙龙，后公孙龙离开平原君，以后的经历再无史籍记录。

关于公孙龙的身份，在《公孙龙子·迹府》中对公孙龙的身份记载仅有“赵平原君之客也”“六国时辩士也”这样两条记录。虽然记录只有两条却很重要，一个是作为贵族门客的公孙龙，一个是作为辩士的公孙龙。作为贵族门客的公孙龙，主要职责是作为侍从，或是作为说客，间或为贵族出谋划策。面对当时诸侯纷争的局面，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名位和礼数对等关系的崩坏，他希望通过“正名实”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公孙龙的另一个身份是“辩士”，作为一个辩士正是其“资材之所长”，他主要的辩论是对“白马非马”、“离坚白”等的讨论，这些具体的论题构成了公孙龙思想的内容。为实现他“正名”的目标，作为辩士的公孙龙提出了“白马非马”的命题，使得人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公孙龙的哲学生涯中，其始终坚持“白马非马”、“离坚白”等论点，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阐述其哲学思想。

公孙龙主要著作《公孙龙子》，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唐朝时分为三卷，北宋时遗失了8篇，到明代只余六篇。如今《公孙龙子》传世本只有六篇:《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目前所能见到的 《公孙龙子》 版本多为明清时期的版本 ，在这些众多版本中 ，最早的是刻成于朱祁镇正统十年（ 公元 1445年）《正统道藏 ·太清部》 中收录的 《公孙龙子》。该书流传情况复杂，清代学者王琯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公孙龙子》是晋朝人根据零碎材料编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先秦《公孙龙子》的本来面目。

《公孙龙子》第一章《迹府》为门人辑录公孙龙的身份以及与孔子六世孙孔穿辩论的事迹。第二章《白马论》提出“白马非马”，讨论概念之间相等和包含的关系，和现代集合论思想有共通之处。第三章《指物论》提出“物莫非指”，讨论现实世界和主观概念的关系。第四章《通辩论》主要讲述事物的共相,是不变的，而表现共相的具体个体,却是可以变的。第五章《坚白论》，提出“离坚白”，讨论的是物体和物体的属性的关系。第六《名实论》是对名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详尽的梳理、探讨和论证。

春秋到战国时期，周代的衰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以至于天下大乱。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批思想家试图通过“正名”来恢复周礼，继而恢复从前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公孙龙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对名实概念予以阐释和总结，并由此形成了系统的名辩理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公孙龙学说的渊源可说是传承于孔子，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整个学说都是以“正名” 为出发点。如《汉书·艺文志》中说：“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首先“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是说名家人物的渊源，其职能决定了其思想方向。其次是“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名位和礼数对等关系的崩坏，与孔子“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名”思想似乎同出一辙，都是意图通过“正名”来确定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但公孙龙又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公孙龙子》一书的内容皆是就问题本身进行思辨，杂取逻辑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合而论之，朝着另一个方向建立起自己的哲学学说。

白马论”即“白马非马”论，是公孙龙的成名论题。公孙龙认为马是命名形状的，白马是命名颜色的，所以白马非马。《迹府》篇记载:公孙龙“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守白”即其执守“白马为非马”之说。

劳思光等当代哲学家认为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中的“非”，实为“不相等”之意，而非“不相属”之意。其认为“马”的内涵是指一种形体,“白”的内涵是指一种颜色，马的内涵不等同于白的内涵。“白马”是“马”加上“白”，自然也就不等同于“马”，所以说“白马非马”，即白马的内涵不等同于马的内涵。至于其在《白马论》中说当需求马时，黄马和黑马都可以应此需求，但如需求的是白马，那么黄马和黑马就不行了。这是因为“马”的内涵在外延上包含黄马和黑马，而“白马”的内涵在外延上不包含黄马和黑马。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以哲学史眼光观其历史意义,可以说公孙龙此一理论乃中国最早论及“性质”之独立存在之说，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述之理念说有近似处。盖从个别事物中抽离其性质，而视之为独立的存在，就古代思想言，仍是一重要进步。

公孙龙的另一个著名命题是“离坚白”，认为“坚”和“白”是一块坚硬的白色石头的属性，但“坚”和“白”这两种属性却可以离开坚硬的白色石头这个具体之物而独立存在。“白马”和“马”等都是万物中不同的“类”，而“坚”和“白”等都是万物中不同的属性，如“白”是白马的一种属性，“坚”和“白”是石头的两种属性。按照常识，“坚”和“白”是寓于石头之中的，世界上没有单独的“坚”和单独的“白”，这就叫做“坚、白相盈”或“坚、白、石不相外”。公孙龙对此常识进行逻辑分析，却得出了与此不同的结论。

公孙龙否认“坚、白、石”是三个独立存在的东西，但认为它们可以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之所以不能是“三”，因为“天下无白，不可以视石;天下无坚，不可以谓石。”就是说，如果天下没有“坚”和“白”，那就没有独立的，即失去一切属性的“石头”。但可以是“二”，因为“坚”和“白”可以分离，当看石头的时候只看见“白”而没有“坚”，当摸石头的时候只摸到“坚”而没有“白”，这说明它们可以分离，所谓“离”就是它们“藏”起来了。

公孙龙认为“藏”是“自藏”，就是说“坚”和“白”可以离开石头而自己“藏”起来，而非藏在石头之中。如某物是白的，但“白”并不限定在某物上，“白”既可以是白马之白，又可以是白石之白；某物是坚的，但“坚”也并不限定在某物上，“坚”既可以是石之坚，又可以是铁之坚。“坚”和“白”是许多物所“兼”有，并不是仅寓于石头中。

公孙龙的“离坚白”，是认为“坚”和“白”等物的属性可以离开物而自己“藏”起来。属性离开了物，就成为纯粹抽象的共相、形式或“理念”;它们自己“藏”起来，就成为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公孙龙并不否认具体之物的实在性，而又认为“坚”和“白”等共相也是实在的。在公孙龙的思想中，有着一种向近似于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论”发展的趋向，但这种趋向后来也随着名辩思潮的衰落而中止了。

公孙龙的名实论是说“名”是对“实”的指称，某一物的“名”必须与某一物的“实”相符合，名与实之间必须专一且恰当，否则就不能以此“名”指称此物。这本来是常识中的合理观点，但常识中隐含着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矛盾，公孙龙揭示了这一矛盾。

公孙龙认为，一个正当的“名”必须专限于某一“彼”或某一“此”。如果称某一东西为某名，但此名不是专限于这一东西，那么此名就不能成立。如公孙龙认为“马”是某一种“形”的名，但不是“白马”以及“黄、黑马”的名，如果既是白马的名，又是黄、黑马的名，那么此名就不唯一对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白马非马，而且黄马、黑马也非马。

白马可以是“马形加白色”这一类马的名，这样似乎可以唯一对应白马了。但实际上，“白马”仍不是某一匹白马的私名，而是各个白马的共名。因此”名“必须与”实“绝对同一，这样人们才能交流对话，否则很容易就会造成逻辑混乱。语言的指谓必须严格，如果知道此名不是指此物，或者随着时代变迁此名曾经指代此物，但现在已经不是指此物，那就需要正名。

公孙龙认为名实的统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名有其独立性，是凝结着一定的文化、认知方式对共相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维和生活。

公孙龙的“指物论”是其“名实论”的一个理论延伸，指即指谓或名的意思，不仅肯定“物”的客观存在，而且肯定“指”本身的客观存在。公孙龙在讨论指与物的关系时，有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强调了概念对于物的独立性。

公孙龙认为凡物都是可以被“指”的，如果天下没有“指”，那么物也就不能被“指”称了，因为物本身不能称为“指”。既然物都是可以被“指”称的，那就说明不是“天下无指”，而是“天下有指”;而“指”本身不是被“指”的，那就说明天下还有一种不同于物的“指”存在着。最终公孙龙得出结论：天下有两种存在，一为“物”，一为“指”,而“指”自身本来就不是被“指”的，它不依赖于物而自身存在。

公孙龙的“指物论”将“指”区别于“名”，即认为“名”是“实”的称谓，但“指”是客观存在的。这可以理解为是针对着“唯名论”而发;但他把“指”，即概念或概念的内涵说成是可以不依赖于物而存在，这就陷人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唯实论”之中，即把概念、共相视为实在或实体。

公孙龙的通变论主要讨论的是事物的共相,是不变的，而表现共相的具体个体,却是可以变的。公孙龙在《通变论》中举例以说明:二的共相只是二,不是其他的一切。所以非一,非左,非右。但左加右，得到的数又是二,所以“左与右可谓二”。又如牛、羊、马的共相,因为内容不同,所以羊的共相与牛的共相,不能聚合而为马的共相，但羊的共相与牛的共相加却可以相加得到二的数字。故曰:“羊不二,牛不二,而牛羊二”也。也是因为牛、羊、马的共相内容不同，所以不可以说牛羊是马，否则是“乱名”,是“狂举”。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以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将其划入名家流派，但是作为名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公孙龙实际并未创建该流派，在当时也并未有名家学派一说。公孙龙生前作为平原君门客，受到平原君厚待，声名显赫，弟子众多，在当时还引来了诸如孔穿、邹衍等人与其辩论，可见其学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其身后却无人传承其学。现仅见《吕氏春秋》《战国策》中记述其带领门下弟子前往燕国的事迹，但并未提及其门下弟子具体姓名、身份。又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偏重对伦理政治的讨论，故使得公孙龙的思想无人承袭。

秦汉，公孙龙的思想只是散见于文人作品中，且多不得其解，如西汉思想家扬雄将他的思想视为“诡辞数万”。魏晋，虽然文人喜爱谈“名”，但是依然没有离开围绕“九品中正”制度进行讨论，大都未能深入研究其名学思想。从唐朝到明代，更是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公孙龙子》一书。从明末到清，对《公孙龙子》一书进行注解的人才逐渐增多，但是也仅停留在校勘训方面。

公孙龙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名实”关系，把“名实”关系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首次从逻辑的角度提出了正名的学说，使“名辩”学说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公孙龙的 “名学”理论集中表达了公孙龙的逻辑学说，正是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后期墨家总结各家思想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荀子在正名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墨辩逻辑，韩非子提出了“矛盾之说”进一步完善了逻辑规律理论，从而使中国古代逻辑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公孙龙子》从逻辑的角度阐述了正名的原则、方法，同时公孙龙的“名学”理论是通过语言而不是符号来阐述逻辑规律，让现当代学者看到了中原地区古代形式逻辑概念论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而且表明了中国古代对逻辑思维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个意义上，公孙龙的“名学”理论为当代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与此同时现当代对逻辑的研究，多是以西方逻辑观点的介绍和学习为主，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思维规律的研究和学习，从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这个意义上，在注重弘扬传统文化的现当代，公孙龙的逻辑学说对现当代逻辑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在古代，历代学者几无对公孙龙学说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仅有庄子、荀子、邹衍、司马谈等寥寥数人对其思想做出评价，且还都是批驳。直到近现代，冯友兰和胡适对公孙龙才有了一定研究，但也都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公孙龙是以“物”表示具体个别的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公孙龙区分了普通名词，即“名”与抽象名词的不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公孙龙关于“指”的概念解释为“物体的种种表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公孙龙子》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对《公孙龙子》一书进行了专门研究。大致分为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从逻辑学方面，第二方面是从哲学方面，第三方面是从语言学方面。

在逻辑学方面，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对公孙龙提出的“名”“实”“物”“位”“正”“指”等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有学者认为“白马”与“马”说明的是逻辑学中的内涵和外延区别。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中华书局，1997)、杨文《公孙龙“名实论”的逻辑哲学意义》(南通大学学报，2005)、成中英;理查德·斯万;胡星铭《公孙龙〈指物论》中的逻辑和本体论》(浙江大学学报，2009)、王永祥《中国古代逻辑的创始人公孙龙论纲》(邯郸学院学报，2007)等。

在哲学方面，对《公孙龙子》一书思想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公孙龙的“名实观”，从唯物论和辩证法两方面审视公孙龙的哲学思想，以及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从新阐释公孙龙的哲学思想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王左立《公孙龙的名实观》(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屈志清《试论公孙龙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周昌忠《公孙龙子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等。

在语言学方面，对《公孙龙子》一书思想的研究，主要从语言哲学，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方面进行了研究。在语言哲学方面，分析了《公孙龙子》中涉及的辩题不仅不是诡辩，而是公孙龙对于语言规律的哲学认识。在语义学方面，发掘了《公孙龙子》一书在语义学方面的思想价值，阐述了公孙龙对于语义与概念要进行区分的思想。在认知语言学方面，研究了公孙龙关于认知与语言关系的看法，以及公孙龙关于语言认知功能的看法等。同时还有学者将公孙龙的语言认知思想与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进行了比较。

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曾祥云《<公孙龙子〉辩题求解---从语言哲学角度》(湖湘论坛，2009)、陈玮《论“白马非马”的语义学价值》(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朱长河《(公孙龙子》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哲学观》(外国语文，2012) 刘利民《语言切分出的意义世界-----索绪尔与公孙龙语言认知思想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8)等。

庄子在其《庄子.天下篇》称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荀子在其《荀子.不苟篇》中认为君子不看重惠施等名家的辩才，因为其不符合礼。君子并不是无法反驳坚白离的观点，而是不与之辩论。

荀子在其《荀子.正名篇》认为白马非马论是“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

春秋战国阴阳家邹衍认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敦，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于是不和公孙龙辩论，批评他是"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西汉扬雄在其《扬子法言》认为公孙龙诡辞数万。盖其持论雄赡，实足以耸动天下，故当时庄、列、荀子并著其言，为学术之一。特品目称谓之间，纷然不可数计，龙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胜，故言愈辨而名实愈不可正。

近现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公孙龙之“离坚白”也有其目标，他有本体论的洞见，可从“离”这个观念看出。这近乎西方人的思路，每个概念都定得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对公孙龙作柏拉图（柏拉图）、Husserl（胡塞尔）式的分析。公孙龙主张每个概念各自独立自存，就有这个倾向，所以说他属于西方式的思路。中国人历来不习于这种思路，因此公孙龙显得很特别。

现代学者周昌忠《公孙龙子新论：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把公孙龙的思想和西方哲学相比较，认为公孙龙“构造了一个相当丰富的关于语言本身的哲学理论”，并不比亚里士多德逊色。

先秦时期，庄子、荀子等人认为惠子、邓析、桓团等人与公孙龙同为辩士，但到汉代说法发生变化，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便把惠施归为道家，只把公孙龙与邓析列为名家，未提桓团。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年），生活年代早于公孙龙，被后世认为是与公孙龙并列的名家代表人物。相传其生于宋，主要在魏国从事政治活动，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是庄子的至交好友。同时也是战国时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主张魏国、齐国、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齐、魏互尊为王。《汉书·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已佚,隋、唐《艺文志》已不著录。今有马国翰辑佚一卷。其学说、行迹散见《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战国策》等书中。

他的思想现主要见在《庄子·天下》中，有所谓历物十事：（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五）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六）南方无穷而有穷。（七）今日适越而昔来。（八）连环可解也。（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等十大论点。惠子强调了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反映在概念论上,既承认确定性,又肯定相对性;既看到差别性，更看到同一性，尤其重视空间、时间概念的相对性、流动性和转化。

另外，《庄子·天下》还保留了与惠施声应气求、相互辩难的一批辩士们提出的二十一个命题，称为“二十一事”。这些命题是:(1)卵有毛。(2)鸡三足。(3)郢有天下。(4)犬可以为羊。(5)马有卵。(6)丁子有尾。(7)火不热。(8)山出口。(9)轮不辗地。(10)目不见。(11)指不至,物不绝。(12)龟长于蛇。(13)矩不方,规不可以圆。(14)凿不容枘。(15)飞鸟之影未尝动也。(16)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17)狗非犬。(18)黄马骊牛三。(19)白狗黑。(20)孤驹未尝有母。(21)一尺之,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些命题有的表达了世界的无限性,有的表达了生命的发生与运动,更多则表现了概念的辩证关系。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郑国人，春秋时代末年思想家。邓析是郑国子产的部下，子产在郑国执政时，邓析是大夫。著有《邓析子》，包括《无厚篇》与《转辞篇》两篇，《无厚篇》二十一段，《转辞篇》十七段，主要讲述了其主张刑法公开化、反对礼治的思想。关于《邓析子》之真伪，学术界争论不一，有说内容参杂其他家说法，可能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子部法家类。关于其生平，史籍记载不多，现仅见《吕氏春秋》记载其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并帮助别人诉讼的事迹。

桓团，春秋战国时人，与惠子、邓析、公孙龙齐名，以辩论闻名于世，生平事迹不详，现仅见《庄子·天下》中记载其名。

1、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名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2、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

3、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4、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5、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 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6、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羊牛有角 ，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非马者，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马，可也。

7、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在《庄子·秋水篇》中有公孙龙与转自好友魏牟的一次对话。公孙龙向魏牟问道：“我年少的时候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懂得了仁义的行为；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合而为一，把一个物体的质地坚硬与颜色洁白分离开来；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认可的看作是合宜的；能够使百家智士困惑不解，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理屈辞穷：我自以为是最为通达的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谈，感到十分茫然。不知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了，冒昧地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

魏牟靠着几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头朝天笑着说：“你不曾听说过那浅井里的青蛙吗？井蛙对东海里的鳖说：‘我实在快乐啊！我跳跃玩耍于井口栏杆之上，进到井里便在井壁砖块破损之处休息。跳入水中井水漫入腋下并且托起我的下巴，踏入泥里泥水就盖住了我的脚背，回过头来看看水中的那些赤虫、小蟹和蝌蚪，没有谁能像我这样的快乐！再说我独占一坑之水、盘踞一口浅井的快乐，这也是极其称心如意的了。你怎么不随时来井里看看呢？’东海之鳖左脚还未能跨入浅井，右膝就已经被绊住。于是迟疑了一阵子之后又把脚退了出来，把大海的情况告诉给浅井的青蛙，说：‘千里的遥远，不足以称述它的大；千仞的高旷，不足于探究它的深。大禹时代十年里有九年水涝，而海水不会因此增多；商汤的时代八年里有七年大旱，而岸边的水位不会因此下降。不因为时间的短暂与长久而有所改变，不因为雨量的多少而有所增减，这就是东海最大的快乐。’浅井之蛙听了这一席话，惊惶不安，茫然不知所措。再说你公孙龙的才智还不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却还想去察悉庄子的言谈，这就像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驱使马虫到河水里去奔跑，必定是不能胜任的。而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极其玄妙的言论，竟自去迎合那些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浅井里的青蛙吗？况且庄子的思想主张正俯极黄泉登临苍天，不论南北，释然四散通达无阻，深幽沉寂不可探测；不论东西，起于幽深玄妙之境，返归广阔通达之域。你竟拘泥浅陋地用察视的办法去探寻它的奥妙，用论辩的言辞去索求它的真谛，这只不过是用竹管去窥视高远的苍天，用锥子去测量浑厚的大地，不是太渺小了吗！你还是走吧！而且你就不曾听说过那燕国寿陵的小子到赵国的邯郸市去学习走步之事吗？未能学会赵国的本事，又丢掉了他原来的本领，最后只得爬着回去了。现在你还不尽快离开我这里，必将忘掉你原有的本领，而且也必将失去你原有的学业。”

公孙龙听了这一番话张大着口而不能合拢，舌头高高抬起而不能放下，于是快速地逃走了。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令他蜚声远扬。有一次，孔子的六世孙、孔穿路过赵国，专程到平原君处找公孙龙辩论。孔穿对公孙龙说:"向来听说先生道义高尚，早就愿为弟子，只是不能同意先生的白马非马的学说!请您放弃这个说法，我就做你的弟子。"公孙龙回答说:"先生的话错了。我所以出名，只是由于白马的学说罢了。要我放弃它，就没有什么可教的了。"接着公孙龙又批评孔穿的求学态度:"想拜人家为师的人，总是因为智力和学术不如人家吧;你要我放弃自己的学说，这是先来教我，而后才拜我为师。先来教我，而后再拜我为师，这是错误的。"

接着公孙龙对孔穿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楚王曾经张开繁弱弓，装上亡归箭，在云梦的场圃打猎，结果把弓弄丢了。随从们请求去找。楚王说:"不用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寻找呢?"孔子听到了说:"楚王的仁义还没有做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了去就是了，何必要说楚国呢?"公孙龙说道:照这样说，孔子是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你们肯定孔子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说法，却否定我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末了，公孙龙又总结说:"先生遵奉儒家的学术，却反对仲尼所赞同的观点;想要跟我学习，又叫我放弃所要教的东西。这样，即使有一百个我这样的人，也根本无法做你的老师啊!"孔穿无法回答。

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年)，春秋战国阴阳家邹衍替齐国出使赵国，平原君向其请教"白马非马"论，邹衍于是对公孙龙进行了批驳，认为他"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有害于大道。从此以后，平原君便绌远了公孙龙，公孙龙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后来离开平原君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