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使诘责事件，发生于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是朝鲜没有介入国共内战，

1650年，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好，奏折不实，顺治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1636年的“丙子虏乱”之后，李和哥哥昭显世子李、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市，当了很久的人质。清朝入主关内之后，1644年11月9日，清朝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北京市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1年(清崇德六年)春夏，清帝令朝鲜世子、大君从军征明，朝鲜派柳琳统率朝鲜兵一千五百名，参加了攻打锦州市的战役。

1642年(清崇德七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降将的告发，1645年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李倧李出城迎接。父迎子，于儒教礼法不合，且有承认清朝敕使代表天子身份的意思，所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暴毙于昌德宫中，其死因，有史料认为系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李倧讳言此事，怕爱新觉罗·多尔衮深究，上报“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同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当时的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代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孔子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李倧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记载朝鲜朝鲜王朝宗室谱系的《璇源系谱》中所载的李淏即位年份，即为“崇祯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朱翊钧皇帝（明神宗万历朱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孝宗的“反清复明”战备

为了北伐，李淏（1650—1659年在位）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姚万吉《韩国近代史》）与此同时，孝宗时代，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中期以后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赵昚时的宰相姚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代。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帝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国共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642年(清崇德七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叛臣、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

皇太极愤怒之余应该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朝鲜人在沈阳市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颇后悔当初不如以朝鲜之“六道自此定将勾管”。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彻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鄂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命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明国，而告密者李则被朝鲜国王抢先 密旨处死。清帝又派罗硕等人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市，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此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代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市，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李倧“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崇德年间皇太极的朝鲜政策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事物资基地。

其二，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反清派），培植亲清派势力。

其三，恩威并施，以武力压迫为主的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爱新觉罗·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31岁的亲王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顺治帝继位，自己与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为联合辅政摄政王，实际上多尔衮一人把持了清朝军政大权。而此时的清朝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在其后的几年里，在对朝鲜政策上，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最重要步骤。

（一）、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市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清代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崇德三年（1638）年开始，朝鲜世子或大君还必须“从军”，随清帝前往前线。清帝狩猎时，朝鲜世子也要跟随其后。世子有自己的“沈馆”，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事务交涉中发挥很大作用。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昭显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还。（四月二十六日昭显世子暴毙于宫中，年三十四。 ）

（二）、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清廷颁发“减岁币敕”：“朕思岁贡礼物皆出自民间，虑其烦苦，特为量减。”又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这两个敕书是随着顺治帝的“即位诏书”一并发布的，实际皇太极去世前就已经确定了：“前汗时有减省岁币及礼单等语，至是乃有此敕。岁币则减元数十分之一，而单礼则有加无减。”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胜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皇太极，而颁发于爱新觉罗·多尔衮。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颁敕，对朝鲜境内“兀良哈”“凡前在尔国者俱免送还”，敕书明确提及：“我皇考在时，以朝鲜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当时虽未及降诏，遗旨尚在。”指出这是清太宗的“遗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对刷还政策的实施极其严厉，刷还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鲜称为“向化人”）、原辽东汉族逃入朝鲜境内者以及被俘朝鲜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藉此对朝鲜进行查勘、威逼，实为朝鲜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还的命令后，朝鲜人大感“诚为多幸”。

爱新觉罗·多尔衮多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质帮助的一种策略。

（三）、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伊始的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市的形势，顺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临着最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而朝鲜粮食是此时多尔衮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鲜的米谷是关系到清军成败的大事，实际上多尔衮是有求于朝鲜的。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1649年（顺治六年），李倧国王去世，李淏继位。孝宗开始打击亲清派，任用义理派官员，暗中修筑山城。清代吊祭、册封使团发现“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两国关系再一次出现危机，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反应，派出祈青古、巴讫乃为首的使团赴朝鲜，这个使团有六名敕使组成，“六敕出来，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于一路打听孝宗“之子女几人”，声称将有“镇定之事”，引起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惧”。只能猜测多尔衮的用意是“彼国素多狐疑，必於新立之初倍加讥察。”而这些都是多尔衮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

1650年三月，清朝使团到达汉城，其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为内院大学士、巴讫乃时继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郑命寿也作为“第六使”参与其中，实际上，使团中“皆是摄政王所亲”。这次使团公开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鲜王廷问罪，罪名有：“专谢册封，不谢吊祭”，“不专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摄政王赠馈，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王”。而该使团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团快进入汉城才宣布：“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阏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爱新觉罗·多尔衮为此专门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王朝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清使之所以一直秘而不宣，是担心“国王必不能独断，将问于群臣。”而“群臣必曰，岂可与此辈结婚云尔”。清使又劝诱朝鲜国王：“若婚既成，则群臣不敢欺侮，而大国亦当专信。”郑命寿则直截了当地对孝宗国王说：“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至此，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心“路人皆知”了。对于朝鲜而言，本来李淏继位之初是有暗中集聚力量与清朝抗衡的，但在清廷的威势压迫下，义理派很快土崩瓦解，在本来“其患难测”的情况下，“捐一女子以国难”当然已经感觉是万幸了。因此朝鲜孝宗“无留难之色”对此直为“快许”，于是“巴讫乃等皆相顾而叹”，“有喜色”。之后的查勘事务随即草草了事，敕使们的心事原本就不在查勘上，他们用更多时间去审看“处女”。此次查勘能够顺利结束，一方面是朝鲜满足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个人欲望，但更重要的是，孝宗及时改变了可能导致清与朝鲜关系恶化的政策，义理派官员已然纷纷辞官避祸，亲清派再一次得势，敕使们向多尔衮报告：朝鲜事务仍在掌握之中。

性急的多尔衮得到“王女淑美”的报告后，显得急不可待，又派遣梭红等率领一队亲信人马径自赴朝接亲，又“恐王以为轻亵”，解释说“诸王大臣合称丧事虽重，王上悲痛不已，当念国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虚，层次陈请，子勉从众议。”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但是“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所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爱面子讲礼貌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还准备了彩礼：“送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当然，作为惯例，多尔衮同时免除了向朝鲜征集“桦皮”的任务：“桦皮减除之举，不但於我国（朝鲜）得免莫大之弊，清朝自以为大惠。”这次的“大惠”却是假公济私，交换来的不是粮食军需而是朝鲜女子。

多尔衮的独女爱新觉罗·东莪的生母就是来自朝鲜的李氏。多尔衮娶朝鲜女子的一个事实上的原因是当时小皇帝顺治帝还小，远未到大婚年龄，多尔衮死时顺治13岁，那么朝鲜王室为和亲送来的宗室女子，身份血统都是高贵的，清皇室在对她们的安排上颇费思量。如果觉得送到宫中不合适的话，送到当时朝中第二人爱新觉罗·多尔衮府中去也是一个相匹配的安排，从身份、礼数上都是能相当的，不至于失了身份。这也体现了清对藩属国朝鲜礼尚往来，友好共存的一贯作法和政策。并且也不是“强征”，而是正大光明地与之举行婚礼的，这可从有关记载找到，而非一般野史想象的“偷偷摸摸”。民间说至今东北还有个福金沟，流传着多尔衮率满朝文武娶朝鲜公主的故事。

多尔衮之妾李世绪之女

李熙贞，朝鲜王公李世绪之女，朝鲜宗室女子。为多尔衮之妾，史称李氏，称小福晋。1637年（崇德二年）所娶，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在26岁时征服朝鲜后带回沈阳市的。引人瞩目的是，这位朝鲜姑娘在第二年给妻妾成群，却始终没有一儿半女的多尔衮生了一个女儿东，是多尔衮唯一的血脉。爱新觉罗·东莪，多尔衮独生女儿，也是他唯一的骨血。生母为妾李氏，李世绪之女，朝鲜宗室女子。生于1638年（崇德三年）。东莪这个名字，是多尔衮为纪念其长姊东果公主（东果为东果格格夫家的部落名和姓氏“董鄂”，不是其名）所取的名字。在多尔衮死后，东莪被顺治下旨交于信郡王多尼府中看管，这是清史中关于这个女孩子唯一的记载，此后，史册中再无任何记载，不知所终。

金林郡公李开音（一作锦林君李恺）之女。一对双胞胎姐妹姿容出众，两人肤白如玉，站在一起几乎一模一样。这对双胞台姐妹更是从十三四岁就出落的十分美丽，被誉为朝鲜的绝代双骄。

金林郡公李开音之长女被封为义顺公主，1650年5月，她与胞妹为爱新觉罗·多尔衮（年38岁）所强娶，时年十六。不过，她嫁过来几个月后多尔衮就死了，据说这位义顺公主后来归了和硕安亲王爱新觉罗·岳乐，或云其寡居后被接回了朝鲜，待考。虽然她叫公主，却并非朝鲜王的女儿。在朝鲜，只有皇后的女儿叫“公主”，妃嫔所生的女儿叫“翁主”，也就是类似“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但是这位李氏不是朝鲜王李倧的女儿却被封为“义顺公主”，一定和多尔衮有关系。她是多尔衮在朝鲜选美选中的，当时16岁。顺治帝七年夏天多尔衮与她在连山成婚，立为继妃。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被分给安亲王岳乐。

义顺公主是朝鲜宗室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因为当时国王李淏的女儿太小，只有两岁，所以不得不从宗室中挑选适龄的女人。当时人人都害怕把女儿“推入火坑”，嫁给他们眼里的侵略者兼野蛮人，更何况多尔衮的好色也是出了名的。在国王非常为难的时候，李开音主动站了出来，为国分忧解难，主动献出女儿，让清代使臣挑中了，是为多尔衮的继妃人选。

下面是《金轮劫》中关于多尔衮之死的描写：

冬，十二月。

十一月就以行猎为名出关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仍留连在关外。留连在热情如火的两位朝鲜公主身边，留连在雪地冰天的荒原上。白天，他纵驰行猎在冰雪上，晚上，他纵驰在烈火中。在他病时，太医曾婉劝他，要节制女色。节制？他对自己狂笑。他不要节制，女色或其他。他要发泄的理由太多。“皇父摄政王”！何等风光，何等尊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难道不是吗？...妄自尊大，短折而死。漠视兄弟，短折而死。每事行私，短折而死。以恩仇为轻重，短折而死。如生异心，短折而死。他算生异心吗？他心中那么气恼福临，却从来没真想害死他。只是，想把本来是自己的早就该是自己的皇位要回来。甚至，他都没真做。虽然，他恨，恨，恨！

一生马上鞍上，所为何来？短折而死，他已一身是病。孝庄文皇后，他爱了一世的布木布泰！追他魂，索他命的布木布泰！一马当先，他狂驰飞骋，部属们远远跟着追赶。马忽然受惊，悬起前蹄长嘶，爱新觉罗·多尔衮坠落马下。随行的侍从大惊，纷纷急驰上前，只见多尔衮面如金纸，已然昏迷在雪上。

一生鞍马的人，会在马失前蹄中坠马重伤，几乎令人不解。就像他居然能抛下朝政，抛下他坚持不放的权威，冬日出关行猎，不肯返京一样令人不解。...多尔衮死了，一回首间，皇太极的同父兄弟竟已凋零尽。

李淏的北伐计划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

在孝宗年间，清代还在1654年（顺治十一，孝宗五）和1658年（顺治十五，孝宗九）两次要求朝鲜出兵，协助清军在东北作战，扫荡入侵黑龙江省流域的沙俄侵略者。1654年5月，朝鲜调发鸟铳手100名、领队1名、翻译2名、军官、旗鼓手火丁48名，前往宁古塔与清军会合，6月11日在松花江下游与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部俄军相遇。清、鲜联军750余人在江边高地集结，俄军本想迎战，但是东风忽起，完全使用风帆动力的俄罗斯军舰不得不撤退，朝鲜军枪手精确射击，俄军多人中弹。这支朝鲜部队回国后受到朝鲜兵曹（相当于兵部）的褒奖。1658年，清军集结兵力，准备围歼入侵俄军，朝鲜军第二次应战，计有鸟手200名，火兵20名，将官5名，翻译2名，随卒38名，刷马驱人39名，合计304人，于6月2日从朝鲜边境军事重镇会宁出发，9日至宁古塔与清军会师，乘坐战船52艘前往松花江下游。7月10日，清鲜联军在松花江口与俄军交战。俄军500人，其中180人临阵逃脱，270人被击毙或俘虏，俄军首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被打死。朝鲜军战功卓著，牺牲8人，伤25人。战斗结束后，联军在松花江下游继续警戒两个月，9月20日朝鲜军归国。

1659年己亥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终年四十一。清代赐谥号为忠宣。朝鲜自上谥号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谥号明义正德。初葬扬州市，太祖健元陵西，显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骊州宁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