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屯军（日语：支那驻屯军，Shina Chutongun），又称清国驻屯军，是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获得在中国境内驻屯军队特权的产物。原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支那驻屯军，通称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最初是在义和团之乱期间作为日本军部队的一部分，后来在《辛丑条约》终结庚子拳乱后成立。原称清国驻屯军，清国（即清朝）灭亡后，1912年改称“支那驻屯军”。中国驻屯军的兵力规模在七七事变后扩编，部队名称被撤除，改为支那驻屯混成旅团。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区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

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市、山海关等地。

作为中原地区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中国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这里却驻扎着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支庞大的武装，犹如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狼，对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市，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的，正是驻丰台区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截至“七。七事变”，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北平市已有36个年头了。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大力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加速了发动全面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步伐。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由昭和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1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据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市《申报》的调查，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分别配置于天津市、塘沽区、唐山、滦州、山海关区、秦皇岛市等地。“卢沟桥事变”前夕，具体驻防情况是：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及其直属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和军仓库驻天津。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市，其中第3大队驻丰台区，另有1个小队驻通县专区。

第2联队和第1联队第2大队、炮兵联队驻天津，其中第2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驻唐山，第8中队驻县。

第9中队驻山海关；第1大队第3中队驻塘沽区，另有1个小队驻昌黎，1个小队驻秦皇岛市。

兵力分配大体如下：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区铁路沿线，有日本入侵华北的驻军5000余人；北平以东，有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敌伪军1.7万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的伪蒙古军约4万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驻军的特权。日本除在北京有使馆卫队外，在山海关、秦皇岛、滦州、昌黎和天津市驻有军队，称清国驻屯军，总数达1650人。其中天津因有日租界，驻军最多，司令部设在海光寺。从此海光寺成为日本武装侵略和吞并中国的军事大本营之一。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日本乘机增加驻屯军的人数，改清国驻屯军为中国驻屯军(俗称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仍设在海光寺，司令官少将级。日本宪兵队也设在海光寺(后迁至原新华路1号)。

1928年春，蒋介石发动反奉战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市，屠杀中原地区军民数千人，成为震惊一时的济南惨案。这批日本侵略军中包括从海光寺驻屯军派出的由小泉恭次中佐率领的3个步兵中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制造“天津事变”(即便衣队事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勾结，收买汉奸、土匪，先后两次在日本侵略军炮火掩护下，从海光寺出发袭击天津市的行政机关和警察机构，制造暴乱，并乘机挟持爱新觉罗·溥仪溥仪去东北地区，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遭到巨大损失。

1932年11月，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策划诱降中原地区驻山海关区军队遭到失败。翌年初，便与关东军联合，制造山海关事件，乘机占领热河，进逼长城一线，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从此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日本天津驻屯军配合关东军制造河北事件，压迫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这时日本认为对中国发动全面武装侵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把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作为正规军编入作战系列，定为占领平津的主力部队。

日本驻屯军利用亲日分子，组织汉奸队伍。驻屯军参谋部操从的三同会，由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及中日同道会三个亲日团体组成，一切活动听命日本驻军参谋部，其成员后大多沦为汉奸。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以佛教组织名义成立“中日密教研究会”，以策划建立华北伪政权。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部多次与山东省军阀韩复榘秘密接触，策动山东“独立”。其参谋部的不少高级军官，分别以“公馆”名义，建立特务机关近20个。

1936年4月，日本认为全面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增兵华北，抽调各个军种编入海光寺的中国驻屯军。驻屯军除司令部外，尚有步兵旅团司令部，两个步兵联队(华北驻屯步兵第1联队和第2联队)，驻屯军战军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以及受驻屯军节制的驻华北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等，总数约2万人，成为一支兵种齐全，具有攻战能力的正规军队和野战兵团。与此同时正式使用华北驻屯军名称，司令官提升为中将级，由原军部任命改为日本天皇亲授。;

为掌握华北地区的制空权，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日通航协定》，以中日合组的惠通公司名义，开辟天津市至大连市、承德市、锦州市、张家口市和北平市至沈阳市等5条以天津为中心的航线。驻屯军还在天津东部李明庄修建了一座占地2000亩的机场(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附设有可容纳10架飞机的机库。

为全面控制和掠夺华北经济，驻屯军曾对华北的煤、铁、棉花、交通、港口做全面的调查，制定《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驻屯军调查部为施行这一纲领的指导机构。为破坏华北地区经济秩序，日本驻屯军支持冀东地区日本人大规模武装走私，使白银大量流入日本。七七事变后，日本驻屯军强迫中国海关把天津市、秦皇岛市两海关税款悉数存入天津的正金银行，作为侵华日军的后备财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驻屯军的使命基本完成，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日语：きたシナほうめんぐん）司令部，设于北平市，海光寺的华北驻屯军遂成为其直辖部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光寺日本兵营成为华北地区日本降军的集中地。不久降军被遣送回国，海光寺兵营遂为国民政府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