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是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命令组建的部队，旨在增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援西军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军、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组成，其司令员为刘伯承，政治委员为张浩，参谋长为李达，政治部主任为刘晓（后宋任穷）。援西军在长征途中与西路军会师，共同抵御敌人的进攻，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0月11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计划集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为了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轻率地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进。1936年11月10日，中革军委基于既成事实，遂决定河西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正式命名并任命了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领导干部。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1936年12月在古浪县战斗中有2400多人伤亡。1937年3月在高台、酒泉市一带完全失败，董振堂等21000多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李先念、李卓然同志奉命率领1000人从祁连山脉向新疆方面突围，以图重整旗鼓。但一路饥饿、伤亡，最后剩下400名红色战士。

中革军委获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危急，即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迅即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救援。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任命军委委员、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官，张浩为政治委员，组成援西军。

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县地区出发，兼程而进，于3月10日左右经三不同、肖金镇、屯字镇到达镇原县（罗炳辉、宋时轮已率部先期到达）。遂即各军抽调少数干部，建立和完善了军事指挥系统和政治指挥系统。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当援西军进到镇原时，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业已失败，中央指示援西军集中镇原待命。

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宋任穷。司令部机关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骑兵一团等，其主要领导人和驻地是：

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耿，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分驻屯字镇、曙光、上肖一带。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后郭述申，参谋长唐天际，后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分驻平泉、中原、湫池一带。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张平化。

两军分驻新城到平凉市、固原市一线。

骑兵一团，团长高锦纯，驻临泾至马沟一带。

另有红十五军团的七十四师驻孟坝镇，陕甘宁省独立师驻三岔镇。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正是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时期，中央对原来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成立了陇东特委，在特委辖区内允许中国国民党政权存在，不搞打土豪，分田地，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援西军政治部成立了民运工作部，部长秦武山。各军都成立了民运部，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

援西军进驻镇原县后，庆阳市地区一下新成立了五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广交朋友，建立感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民运部，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帮助群众打扫卫生，解决疑难问题，参加劳动和帮助治病等，在与基本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如平泉党支部书记赵维宗，中原党支部书记白焕林，新城党支部书记王子厚、张元龙、刘自鉴，还有跑平凉市的秘密交通员路世林等，都是红三十一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骨干。

在屯字、曙光、上肖各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屯字镇附近的肖嘴自然村贫苦农民蒋登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发展的党员，曾任屯字镇抗日救国会领导成员。上肖乡南李村的李生辉，是红四军王锡朝科长介绍入党的。后来他又介绍李生财、李维祥、李维财等人加入了***。曙光乡疙瘩王家村的张绪财是红四军十二师的张振才介绍入党的，他又先后发展曹凤玺、刘维聪、郭维国、马腾家、马维肖等加入了***，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张绪财任支部书记。

据耿飚同志回忆，当时红四军民运部在屯字一条原上发展了100多名党员。他说：“那些党员的素质都很好，有些和我本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可惜，已经过去了50多年，我不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了。”

据八路军第129师驻镇原县留守处（即镇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回忆，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10多个区委，还有一个中心区委。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凡是援西军驻过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坚强，均出现过革命的波澜，为革命做出过牺牲和贡献。

当时民众抗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经群众和上层人士协商，在县、区、乡分别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在工、青、妇各界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团体，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当时的抗日救国会，形式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人民政权的雏形。群众打官司、抓坏人、禁赌博、制止保、甲长为非作歹等，都要找抗日救国会和抗日自卫军。这就打击了中国国民党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威风，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了，形成了徒有其名的局面。从此，他们派粮、派款，要干什么事，事先要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商量，实行合理负担。抗日救国会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实际上成了人民手中的政权。后来，国民党政府宣布，抗日救国会是非法组织，要建立他们的抗敌后援会，我们党立即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国民党也没有能再建立起来。

镇原县地处陕甘宁的前沿，国民党统治严密，群众运动比较困难。援西军进驻后，占据了全县城乡地区。当时中国国民党仅有保安队300多人，没有驻正规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基本上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不仅各界群众大都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而且青壮年都参加了抗日自卫军，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尤其是南三镇、屯字镇和县城周围地区，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打开了镇原工作的新局面。援西军还进行了扩军工作，许多青壮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不少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如路克杰、王文才、李聚苍等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庄稼”的牌子，村子里的墙上、大树上贴着“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原地区***皇帝！”“红军万岁！”等醒目的标语牌和五色纸的标语，到处充满革命、战斗的气息，令人振奋、神往。

援西军各军在驻地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道理。群众拿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的小旗子去参加会。每次援西军的领导演讲宣传后，群众都纷纷说：“红军好，红军说的对，就这么干！”

援西军吃的、用的东西都是掏钱购买，公平交易，借东西一定还，损坏东西就赔偿。有一次天下雨，驻在平泉南徐村的部队没有吃的了，借了群众徐玉都三石糜子。徐的父亲害怕他们不还了。结果后来他们不但归还了糜子，还给了一些黄米。住在上肖村的一个团供给部，借用了群众杜元根家200根木，他父亲说，这些木椽恐怕再不得见了。结果部队走时送还他家，椽上都写有号码。他感慨地说：“中国工农红军真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在驻地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干农活，收割麦子，还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路以外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平凉市帮助群众割麦，一面劳动，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演出文艺节目等。割麦不要工钱，也不吃群众的饭，不喝群众的水，自己烧水、做饭吃，割麦结束后，归还了所借的东西，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背起行装，告别乡亲们，全村的男女老少，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有些小伙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此后，乡亲们写来了一封封感谢信，还不断有他们劳动过的村庄群众来部队作客。

援西军开赴抗日前线时，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给家家缸里挑满了水，给户户打扫了卫生，还清了借用的家具，再三向群众表示感谢。乡亲们都去挽留红军多住些日子。他们说：“我们要去执行任务，还会回来的。”于是，群众忙着打酒、杀鸡，请红军吃饭，红军也请群众吃饭，小寨白村的群众合计了一下，给红军送去了五只羊，但他们坚决不收；给他们送去一些烟、酒，他们只收下一点，表示领了乡亲们的心意；给他们送上一对锦旗，他们都高兴地收下了，表示要为人民立大功。许多青年人赶上毛驴送中国工农红军，有的就跟着参加了红军。群众都说：“红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一定能胜利，***和红军得民心，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

根据当时中央的大政方针，援西军首长为争取与中国国民党上层人士合作共事，积极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那时，援西军和红十五军团云集庆阳市和镇原县，大军压境，形势完全改观，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及各区乡政权组织，迫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红军的模范行为，对援西军态度友好，百依百顺，工作比较顺利，援西军开进镇原时，邹介民率众出郊迎接并召开欢迎大会，以后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延安烽火剧团等文艺团体亦来镇原演出。

当时的镇原民主人士祁尚诚、刘慕黎等，都和援西军首长建立了友好关系，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刘慕黎利用他在杨虎城部队中的关系，经常往返西安市为援西军购买军用物资和弹药。新中国成立后，祁、刘二人都担任了县人民代表、县政府委员、科长等。援西军还在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宪人员中发展了一些统战人员。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中的石敬平、刘杜荣，就是***员、长征红军。石敬平同志曾任叶剑英元帅秘书，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工作。

当时，党中央采取双管齐下，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一条途径是从国民党上层做工作，使其不再迫害西路军；另一条是派出可靠得力的人员到兰州市、河西、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了解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情况，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援西军按照中央总的部署，抽出大批侦察人员，化装身份分赴庆阳市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

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将剩余的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负责，向新疆方向突围。要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政委陈昌浩同志回中央。徐向前、陈昌浩在肖永银、陈明义二人护送下，从祁连山脉突围出来，向陇东方向奔走，但沿途中国国民党马家骑兵甚多，盘查得很严。为防不测，徐、陈首长决定四人分开行走，希望总有一路能回到党中央报告情况。徐向前将他给党中央的亲笔信交给肖永银，嘱托“你们一定要想法交给党中央！”然后，徐、陈首长一路；肖永银、陈明义一路，挥泪告别，分道而行。但在途中陈昌浩同志病倒了，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可靠群众家里养病。徐向前同志孤身一人，扮着皮货商人，徒步向陇东高原方向跋涉，一路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受尽了千辛万苦……

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耿飚带了三个骑兵，在王洼子一带侦察，突然发现了一个穿旗袍的“商人”，腋下夹了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走近一看，原来是徐向前同志。他见到骑马的军人，立即向小巷子躲去，耿飚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

徐向前同志认出了耿飚，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

援西军的首长和干部们，看到徐向前同志的情景，都心痛得热泪滚流……

徐向前总指挥在援西军司令部，经过休息、换装后，被护送回党中央。

5月下旬，国民党兰州集中营，要将所俘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官兵押送到西安市。当时被俘的西路军人员编为两队，一个叫士兵队，约有1200多人，一个叫军官队，约有130多人。由中国国民党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500多人押送。从兰州市走了十多天，到了平凉市又移交给敌四十三师派一个营押送。他们在平凉途中，看见不少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商人模样的人，来回奔跑在西（安）兰（州）公路上。当他们在路边小铺子小憩喝茶水时，这些人便推着自行车，车子后面绑着个提篮，向他们揽生意了：

“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吃吧，走路肚子饿得快，很便宜，一角钱十个。”

奇怪的是他们买锅盔时，你要一个他给两个，甚至还给三个呢。每当递给锅盔时，总是要使个眼色说：“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

他们让每个同志都买了锅盔，才愉快地推着车子走了。被俘的同志偷偷掰开锅盔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这使他们高兴极了！这些被押送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官兵，便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全部逃跑回到了援西军。陆陆续续逃回援西军的约有2000多人。这些回来的同志，大部分衣服褴褛。有的伤了腿的同志，靠两只手和一条腿爬回来，真是一路血水，千里眼泪啊。

援西军政治部在镇原县城设立了招待所，热情接待回来的同志。刘伯承等首长亲自去看望他们，回来一批看望一批，回来一个看望一个。刘伯承司令员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已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勇敢。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强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这番话，使大家感动得热泪纵横，好像失散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

回来的同志经过休整、换装后，开始学习中央有关政策、指示。根据刘伯承的指示，政治部还向归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同志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效果都很好，使大家的觉悟有很大提高。

对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刘伯承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做出结论。除个别人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王宏坤去看望西路军回来的同志时，有的人提出要到四军去。王宏坤给援西军参谋长李达讲了，李达立即给拨去300人。

通过甄别、学习、重新分配工作，援西军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如红四军原来是四个大团（对外叫四个师），收编为两个师六个团，每个师辖三个团，每个团辖五个连（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取消营部，充实连队。这些同志后来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为人民革命的功臣。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深入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增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团结；全面开展练兵活动，提高了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军事和物质方面为抗日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来镇原，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指导援西军进行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强调矛头只对准张国焘一人，最广泛地团结四方面军官兵，不搞扩大化。任弼时同志还亲自给援西军指战员做报告，到援西军随营学校视察工作。

刘伯承坚持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没有处分过什么人，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全援西军所属各军采取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党的代表大会，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进一步贯彻中央决定，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检查批判，重点批判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中国工农红军的罪行。

7月12日，四军写了《四、五、六三个月四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总结反张国焘路线的经过，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领导与援西军首长指导和直接帮助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

在经过了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地联系到四军本身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支部大会，小组会议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在部队中不断地开展了一些具体的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的斗争），把许多具体的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党中央与军委的威信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在批判清算国焘路线的基础上，刘伯承团结教育了原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为迎接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援西军驻防镇原县期间，需要大量的粮食、草料和其他军用物资，除群众主动捐献和购买外，大部分摊派于地主、富农等富户。当时，镇原未进行土改，土地、粮食均集中于地富之家。正值抗日救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援西军利用邹介民为县长的中国国民党县、区政府去动员捐献。据援西军首长和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镇原县捐献粮食超过百万石（每石250公斤），还有款物、马匹等。援西军首长对捐献多的人，都进行了表彰奖励。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屯字镇戏院召开表彰大会，参加的有部队首长、干部战士、受奖者和群众超过万人。会上，首长和受奖者代表分别讲了话。陈再道军长给捐献多的富豪士绅张千、张天合、高云胜、李仲仁、田维番、李生奎、孟耀祖等人，奖励了亲笔题写的“民族先锋”，“爱国可亲”等横幅和软匾。镇原县县至今有许多人还保存着这些奖品。据耿飚等老首长回忆，当时，援西军在镇原筹集的粮食等物资，除供给自身需要外，还给在延安的党中央支援了一部分。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在县城内靠东门边修建了运动场，进行操练。各军都修建了运动场，进行练兵。屯字镇闫孟村的孟耀祖，经动员把他家的堡让出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做军部，又将周围的40亩耕地让出做操练场。部队一天“三操两讲”，从基本功开始，射击、刺杀、投弹，除按照老式步兵操典及内务部条令执行外，还经常深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夜行军，由随营学校的人员担任教官。女战士们唱新歌曲，开展文艺活动等。

援西军还采取开展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练兵。全军开了一月时间的体育运动会，各军互相开展友谊比赛。还在县城与中国国民党县保安队进行了篮球对手赛。通过经常的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的身体素质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

8月1日，援西军直属队和随营学校、二十八军、骑兵团等，在县城纪念南昌起义十周年，举行了阅兵典礼。

随后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县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红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为师长的一二0师。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地区的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一二九师除留八路军第三八五旅一个团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警卫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援西军主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在镇原留有“人民抗日红军援西军留守处”（后改为八路军第129师留守处）和一个加强营。这时形势开始逆转，双方的合作共事中不断出现不愉快和摩擦事件。

援西军在镇原驻防的半年时间中，虽然没有进行过雄伟壮观的激烈战斗，几个月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镇原从此成为巩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印在镇原人民的心坎里，她和此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镇原和西征红军播下的红色种子，在镇原人民中扎根、开花、结果，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镇原现代史册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为红军抗日救国战争准备了扎实的政治、思想和物质条件……在此期间，我党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张浩、李达、刘晓、宋任穷、陈再道、王宏坤、耿飚、刘志坚、肖克、周纯全、郭述申、唐延杰、伍晋南、罗炳辉、袁任远、郭鹏、张平化等红军将帅曾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工作过，他们使镇原大地生辉。

援西军在镇原的卓越功绩，永远不可磨灭，历史不会忘记，镇原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