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学浚（1907年-1998年），字道夷，是中原地区著名的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先驱。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政治地理、历史地理和区域地理。

1907年生于泰州市。早年入私塾，曾习四书五经。

1922年旧制小学毕业，先后就读于扬州美汉中学、光华中学。

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旋转入台湾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就读于教育学系，副修地理学，受业于历史地理学宗师张其昀等人。

1930年中大毕业，任教于光华大学附中。

1932年旅欧留学，入德国莱比锡大学，1933年入柏林洪堡大学，修读地理学，专攻地图学，1936年初获博士学位，其间曾于德国测量局制图科学习。

1936年，转往巴黎继续研究地理与法文，并在法国陆军测量局学习制图。

1936年8月归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不久担任江苏省地政局副局长，并在中央大学兼课。

1937年抗战爆发，携家眷抵重庆市，任北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1年，转赴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

1942年，任重庆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史地系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中大复员南京，专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47年，兼任中大训导长。

1949年，任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63年-1972年先后担任台湾师范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其间曾于1961年-1962年任香港联合书院史地学系任客座教授，1964年-1965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并曾兼任台湾大学地理学系、中国文化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教授。

1974年自台湾师大荣休，移居美国。

1998年2月16日，病逝纽约。

沙学浚之父沙子符，绸布商人，有三男一女，学浚最幼。沙学浚的大姐和两个哥哥均居住在泰州市。

1930年，沙学浚与唐厚兰女士结为伉倾。岳父唐济川，镇江人，泰州美字石油公司代理人，对学浚之绩学有成颇得其助力。沙学浚有二女一男，长女沙秋文、次女沙玉英、子沙见林，现均侨居美国。1991年，夫人唐厚兰逝世。

2010年，沙学浚故居被确定为泰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沙学浚故居现存一厅一堂，厅屋部分占地98平米，堂屋部分占地80平米。

《中国地理图集》

《中国历史地理》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城市与似城聚落》

《怎样教地理》

《我们的国家》

《地理学论文集》

上世纪40年代，沙学浚时常在《大公报》、《观察》、《学原》等报刊撰写文章，从中国地理条件研讨历史问题，乃至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渴望民族振兴，因应时势的主张，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传诵一时，被誉为“统观全局、贯通古今的宏观论著典范”。

沙学浚是一位坚贞的爱国仁人志士。抗日战争国共二次合作之初，重庆市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向中国国民党当局请愿，当时，沙学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提出“国共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

上世纪70年代，中印发生边界交涉时，沙学浚虽已定居美国，但仍以专家身份向外交部提供地图及外交谈判策略，使谈判收到良好效果。

1971年初，《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者邀请他撰写“台湾条”，但须按编号预定的详细纲要撰写。纲要中规定有国防、外交、政党、司法等项目，沙学浚认为这俨然是将台湾地区作为一个国家形式撰写。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婉谢邀请。

沙学浚在美国定居后，非常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他通过沙姝在北京工作的哥哥，向北京的有关大学赠送他的专著；又向沙姝索取上世纪70年代大陆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样本，仔细研究后，提出修改意见寄至教育部。

泰州市人一直以沙学浚为骄傲。当年，沙学浚将相关著作寄到泰州市图书馆后，被该馆列入“爱国爱乡”事迹展览材料，感染和教育了一批青少年学子。

竺可桢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地理学、气象学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张其昀、沙学浚，只是张、沙二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探勘探勘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经过长期勘测及研究，该会于1968年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消息震动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将钓鱼岛攫为已有。日本的行动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桢致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我们目前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钓鱼岛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

1970年9月，日本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妄称“钓鱼岛海域属于日本”。沙学浚很快著写《钓鱼台属中国不属琉球之史地根据》一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指出“六百年前钓鱼台被中国人发现命名，当然是中国领土”，“日人发现钓鱼台说被中国史实、日本文献否定”，分析了“钓鱼台被中国人不被琉球人发现之原因”，他曾数度亲临钓鱼岛实地考察并绘制了《钓鱼台列屿图》，对钓鱼台列岛各岛屿做进一步的地质研究，为祖国领土边界问题积累了佐证资料。该文的主要观点、引用史料、论证方法为之后40年多部研究钓鱼岛历史的著作所引用、效仿。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沙学浚发现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清廷慈禧曾颁发诏谕，将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屿三岛赏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因此征得盛家同意将该诏谕影印公布。以后又写成一系列论文，并汇印成《钓鱼台属中国之历史、地理与法律根据论丛》，严重挫败了日本当局的领土野心。盛家后裔感于沙学浚的强烈爱国心和有力的学术论证，将诏书原件赠与沙学浚，沙学浚又将之复制，与专著一并寄给大陆有关方面。为此，1979年12月27日，外交部国际条法司专函致沙学浚先生表示敬意与感谢。

沙学浚与恩师竺可桢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在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上书著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竺可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明确将钓鱼岛海域划人中国版图，并用大字标出。1972年后，台湾出版的地图也明确标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而属于台湾省宜兰县。这一系列行动对于维护钓鱼台列岛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