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外逃的西藏贵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涉藏地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印度共和国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来改为“大雪域国政府”，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会议公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达赖为政府“首脑”。“西藏流亡政府”是在国外反华势力精心策划和支持下，由达赖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一个非法组织。时至今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流亡政府”。

西藏分裂主义集团正式形成

1960年5月，在西方和印度反华势力的庇护下，叛逃后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移居到印度西北部康拉县一个名叫达兰萨拉的小镇。同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外逃的西藏自治区贵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涉藏地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

专家指出，这个所谓的“流亡政府”，从噶伦到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是由外逃藏族中少数坚持分裂祖国、主张“西藏独立”的反动僧俗上层、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涉藏地区的土司、头人担任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以达赖为首的背叛祖国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正式形成。

颁布所谓“流亡藏人宪法”

1963年10月，达赖集团正式公布了“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为“流亡藏人宪法”，两部“宪法”都明确了达赖喇嘛在其集团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流亡藏人宪法”宣称，要“使未来的西涉藏地区域（整个卫藏、多堆、多麦三区）（说明：指藏、青、川、甘、滇等涉藏工作重点省）成为一个非暴力的和平区”。

专家指出，与第一部“宪法”比，修改后的“宪法”除了增加“自由”“民主”“和平”等词汇，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没有什么不同，实现“西藏独立”、把西藏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民主国家”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

创作“国歌”并规定“国旗”

达赖集团创作了将佛教劝世语言和“西藏自治区独立”幻想相结合的“国歌”，并将集藏传佛教教旗与旧藏军军旗于一身的“雪山狮子旗”规定为“国旗”。

鼓吹所谓“大藏区”

“西藏流亡政府”大厅中悬挂着一幅“西藏版图”，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甘肃省的三分之二、四川省的三分之二、云南省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朱晓明研究员说，其目的在于以此笼络流亡藏族各地区势力，争取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

2008年7月1日、2日，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5人在北京进行了接触。期间，杜青林会见了甲日·洛迪一行，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也与其进行了谈话。杜青林向达赖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的要求。达赖喇嘛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自治区人民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

（1）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2）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3）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色会”的暴力恐怖活动；（4）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

在谈话中，达赖私人代表认为这是中央一个新的精神，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

2008年12月5日，吕振羽达赖私人代表进行多次接触商谈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在洛杉矶与侨学界代表座谈时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所谓“涉藏地区高度自治”的实质就是变相“独立”。洛杉矶侨学界代表建议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美国主流社会了解西藏自治区的历史与现状。

2010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

2012年6月14日，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拒绝参与在韩国丽水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简称世佛会）韩国大会”开幕式，并宣布单方面退席，理由是拒绝接受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出席的西藏代表团受到该会议的邀请。

2003年1月20日下午，“台藏交流基金会”宣告成立，身兼基金会名誉总顾问的“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表示，该基金会要弥补“蒙藏委员会”功能的不足，加强与“西藏流亡政府”间的互动，促进彼此关系。

2003年9月，达赖向“议会”提出了一份7点建议书，明确表示希望将权力移交给“议会”。在“第十三届西藏流亡议会”第七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这一建议得到了“议会”通过。这次会议历时13天，主要审议并通过了《西藏流亡政府2004至2005年财政议案》。

2004年3月31日，关于达赖交权的建议经过“西藏流亡议会”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以决议的形式得到了表决通过。不过有观察人士注意到，惯于发表支持“藏独”言论的印度各大英文报纸在2004年4月1日均未刊登相关消息。

2005年3月4日，“西藏流亡政府”突然宣布对“内阁”进行改组，“流亡政府总理”桑东利用改组之机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实现了大权独揽的目的。“西藏流亡政府”第十二届“噶厦（内阁）”对“噶厦”各“噶伦（部长）”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并从2005年3月5日开始正式运作。改组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总理）桑东仁波切兼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长”和“内政部长”。由于“安全部”和“内政部”至关重要，所以这次改组使得桑东的权力大增。有消息说，桑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改组后，桑东成了控制整个“西藏流亡政府”机构的实权人物。

2011年4月27日，“西藏流亡政府”正式公布“首席噶伦”选举结果。43岁的哈佛大学学者洛桑桑杰以55%的选票，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新“脸面”。据称在印度和海外共有8.34万名流亡藏族有“投票权”，其中4.9万人参与投票。而此前在2011年3月10日达赖宣布“政治退休”。

2011年8月8日，哈佛学者出身的洛桑桑杰在印度达兰萨拉宣誓就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总理）”。他在宣誓就职后宣称，要将西藏自治区从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继续同中国谈判，实现西藏“真正自治”。中国统战部官员早前就称，“西藏流亡政府”选出的所谓“首席噶伦”没有同中国政府谈判的资格。

“流亡政府”三大系统：为分裂活动提供组织保障

达赖集团所谓的“流亡政府”分为三大系统：

（1）达赖喇嘛秘书处

（2）“噶厦政府”（内阁/行政机构）

（3）“西藏人民代表会议”（立法机构）

还有司法机构“最高法院”，过去数十年中虽有部分改变和调整，但其组织机构基本框架并没有大的改变。

达赖喇嘛秘书处就是旧西藏时的“译仓”，又称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或称达赖喇嘛办公室。旧西藏的“译仓”隶属噶厦并受达赖的总堪布领导，如今的“译仓”则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关，实际权力超过旧西藏“译仓”。噶厦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

达赖秘书处还负责处理达赖的私人事务，如为其起草讲话稿，安排日常活动，奉命为其发表声明、接见记者等。

专家指出，“噶厦”是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枢即“内阁”。“噶厦”之名是清代中央政府钦定的，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噶厦”，标志着“噶厦”从那时起即为非法组织。

根据“流亡藏族宪法”，“噶厦”应设8名“噶伦”，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噶伦”任期5年。几经改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当上了原来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担任的“噶伦”。

专家介绍，达赖集团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组建了13届“流亡政府”。有7个“噶伦”，首席“噶伦”是桑东。“流亡政府”下设2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和其他下属单位，共有从业人员2900多人。

专家介绍，有充分证据表明，拉萨市“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族将“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还对“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等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西藏流亡议会”最早形成于1960年，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谓“民主化进程”直到2001年才开始，“总理”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由46名“议员”组成一个“议院”，借鉴和参考印度宪法和议会来运作。该“议院”任期5年，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一次会议的时间为两周左右。

“西藏人民会议”是达赖集团为笼络涉藏工作重点省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而给自己披上的西方议会式“民主”外衣。

专家指出，“西藏人民会议”其实并非达赖集团的新把戏。在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伦堡的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之下，就曾于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国民会议”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过“呼吁书”；西藏和平解放后，少数反动分子为了破坏十七条协议，又曾多次打出过所谓“西藏人民会议”的牌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阴谋活动。

因内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会议”就代表名额的分配多次进行了调整。基本分配办法是按照3个地区－－多麦（安多）、多堆（康巴藏区）、卫藏（前后藏），和5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选举产生。由于达赖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地区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种派别组织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设会”的选举时暴露得最为明显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届“人民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组成，时隔仅一年，即因中国台湾金钱丑闻案宣布解散。

“08年这届的‘西藏人民议会’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个通过选举产生，另外3个由达赖任命。”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介绍。

“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达赖集团于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奥运会、妄图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暴露无遗。

达赖集团还在一些国家设立所谓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以加强和一些支持“西藏自治区问题”的团体、人士的联系，寻求支持，同时继续保持同旅居这些国家的藏胞的联系，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办事处最多时达到18个，现有10个办事处和2个特别办事处（驻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办事处、驻欧洲布鲁塞尔办事处），办事处头目都是达赖集团的骨干，其中华盛顿办事处头目是甲日·洛珠坚赞（又名甲日·洛迪），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扎西旺堆曾担任过“流亡政府”“噶伦”。

2005年1月21日，尼泊尔政府下令关闭达赖喇嘛驻尼泊尔国的办事处。

专家分析指出，达赖集团的“草根外交”和院外活动频频得手，其驻外办事处的职责及活动范围有所扩大。“3·14”事件后短时间内我国十多个驻外使领馆遭遇海外流亡藏族抗议甚至冲击，和这些办事处密切相关。

达赖集团还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点，以保持藏人特点；建立了藏人学校，加强“藏独”教育，学校的学生每天要升“国旗”、唱“国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庙，共有约1.7万名僧侣；办报刊，出书籍，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将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独立”的战车上，达赖集团借鉴或仿照国内外的各种社团组织形式，把青年、妇女等组织起来，并特别加以扶持，以增强分裂活动的力量，“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厦”将这两个组织列入财政预算，定期给予经济补助。

“藏青会”羽翼逐渐丰满，其势力渗透到达赖集团各个领域，上至“噶厦”“噶伦”及其各个部门－－已经控制了达赖集团“噶厦”及其主要部门，下至各藏人聚居区的大权，乃至达赖喇嘛秘书处，绝大多数均为其骨干所掌握，“噶厦”政府各级官员和办事人员中有80%系“藏青会”现任和曾任成员，“藏青会”纠集流亡藏人闹事，勾结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煽动“西藏独立”，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成为鼓吹和图谋“西藏独立”最顽固、最激烈、最猖的组织。“藏青会”也深受达赖器重，每届代表大会达赖都要亲临并讲话，为之打气。

专家指出，从构架上看，达赖集团建立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政治流亡集团。40多年来，流亡分子苦心经营，以一个反华的弱者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通过歪曲事实，传播谣言，污蔑中国在西藏自治区侵犯人权，骗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实质上的“政教合一”

（1）达赖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元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研究员指出，虽然达赖集团“流亡政府”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形式设置了机构，但其“西藏流亡政府”的顶端仍然是达赖喇嘛，其“政教合一”的实质没有改变。

她说，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在西藏自治区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是神权统治的代表，“流亡政府”“宪法”将他作为最高政教领袖，表明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实行的是所谓“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事实上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一个由宗教转世产生、代表着神权统治的喇嘛，被推崇为民权的代表、民主的斗士，这还不滑稽吗？”她说。

专家指出，在达赖集团中，不论是“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及其议长，还是“噶厦”及其“噶伦”，都必须听命于、从属于达赖，达赖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拥有对“噶厦”和“人民会议”的一切决议和官员任命的最后决定权。达赖还有权决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流亡藏人宪法’赋予达赖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权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的特征。”

达赖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国家元首”。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达赖大哥当才·土登诺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杰也都是活佛，在达赖集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历届“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担任重要职务，08年这一届“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伦”桑东·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么？”专家指出。

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指出，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外衣与中世纪“政教合一”体制内核的矛盾混合体。

（2）任人唯亲，家族专权：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专家们指出，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达赖集团还任人唯亲，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十四世达赖喇嘛兄弟姐妹共7人。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同逃亡国外的家属有他的母亲德吉次仁（1981年病故）、大哥当才·土登诺布、二哥嘉乐顿珠、三哥洛桑三旦、姐姐次仁卓玛和姐夫平措扎西（又名黄国）、妹妹吉尊白玛、弟弟丹增曲杰和弟媳仁青康珠。

专家指出，达赖集团和“流亡政府”的政治、武装、经济、教育等重要部门和一些派别组织的大权，均为达赖兄弟姐妹所把持，他们在达赖集团乃至“流亡政府”中所建立的家庭专制，超过了历世达赖喇嘛。

从达兰萨拉“噶厦”成立至今，达赖家族中先后有5人担任过“噶伦”、首席“噶伦”。“噶厦”席位无论是3人、6人还是7人，达赖家族都相应占据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七分之三的比例。

－－坚持“西藏自治区完全独立”的达赖大哥当才·土登诺布，又称当才活佛。其父1947年被亲帝分离分子毒死。1950年与美国驻印使领馆勾结，策动达赖出逃并充当联络人。1951年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台的双重间谍。1956年，达赖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纪念，当才活佛奉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命到达印度策动达赖留居印度。他声称，“西藏只有完全独立才能生存”，“其他方式只能走向死亡”。

－－集军事、外交和财权于一身的达赖二哥嘉乐顿珠。1951年应当才活佛邀请，嘉乐顿珠加入美国国籍并接受美国政府及中央情报局任务，此前已与美、印取得联系，从事分裂活动。他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第一任副总监。1959年，嘉乐顿珠任“流亡政府”“外交噶伦”和达赖驻纽约办事处首任负责人。美国支付“四水六岗卫教军”的经费全部交给嘉乐顿珠中转。

－－掌管卫生大权的达赖三哥洛桑三旦，是西藏上层分裂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先后任达赖驻纽约办事处秘书长，加入美国籍，后回印度任达赖集团“卫生部”和“藏医院”负责人。其妻达拉·南杰拉姆多年任“噶厦卫生部”助理秘书长多年，1988年11月被提升为“西藏地方卫生部”秘书长。

－－独揽教育大权的达赖妹妹吉尊白玛。1964年其姐次仁卓玛死后任“西藏儿童之家”总管达25年之久，西方国家许多组织和个人救助“西藏难民”的经费和物资都以该组织名义接收，是达赖集团人人垂涎的肥缺。她是1970年“西藏青年大会”创建人之一和第一副会长，1985年任“西藏妇女协会”顾问。1990年至1993年7月任“噶厦”的文化、卫生“噶伦”，因声誉不佳被迫辞职。1986年改嫁后其夫突获破格提升，一时成为“吉尊白玛丑闻”。

－－控制达赖集团三驾马车之一“译仓”的达赖弟弟阿里·丹增曲杰活佛夫妇。阿里活佛1980年从“印度特种边境部队”退役后任“流亡政府”治安部副秘书长，1981年起任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特别助理、副秘书长、秘书长。其妻仁青康珠在达赖授意下筹组“西藏妇女协会”，自1985年任该会常委、会长达9年之久，1993年任“噶厦”“噶伦”，分管教育、内政。

－－把持安全要职的达赖姐夫黄国桢。1968年至1986年，担任“西藏地方”治安“噶伦”，即“安全部长”。

国外藏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贵族和康巴藏区、安多各地的土司、头人，对达赖家庭窃据要职、把持“流亡政府”强烈不满。尤其对达赖实行独裁，搞家庭专制，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枪杀、毒害等手段愤恨不已。

《西藏评论》1993年4月以“且看今朝一张新面孔之民主”为题发表社论，抨击其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行为。各方舆论攻击加之达赖的兄弟相煎，继黄国桢不任“噶伦”之后，嘉乐顿珠、吉尊白玛也相继辞去了“噶伦”职务。

专家介绍，达赖的哥哥、妹妹、弟弟、弟媳、姐夫、姐姐中，有多人担任过“流亡政府”的“噶伦”，或者仍担任非政府组织的头目。例如，其姐夫的第二任妻子格桑央金担任本届流亡政府的新闻“噶伦”，其妹妹的第二任丈夫丹巴次仁是驻新德里办事处主任，其弟媳仁青康珠为“藏妇会”会长，其妹妹次仁卓玛是西藏儿童村的头头等等。

专家认为，虽然达赖迎合西方搞了些民主化形式，但实行的仍是封建家族统治。达赖集团和“流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了这种模式。

（3）“政教合一”难掩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

专家介绍，完全靠美、印等国反华势力支撑起来的达赖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

从1990年台湾金钱丑闻导致的“噶伦”总辞职和“人民会议”解散，到1994年“噶厦”与“四水六岗”势力的矛盾激化，地区矛盾、教派矛盾、青老年派的矛盾以及达赖集团同其他贵族集团的矛盾愈加深化和激烈。

－－地区矛盾激烈。追随达赖逃亡的西藏地方、康巴藏区、安多等按地区势力组建藏族聚居区，埋下地区矛盾的种子。他们在外逃藏人安置、外国救济物资分发、“噶厦”和“人民会议”席位安排及“人民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多次争执，互不相让，导致一次又一次地区矛盾爆发，成为达赖集团无法治愈的顽症。一位“噶厦”下级官员评论说：“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发展到搞毒害、暗杀以铲除异己的地步。”

－－教派矛盾尖锐。逃亡的各教派活佛把教派之间的矛盾带到了国外，达兰萨拉“噶厦”成立初期由黄教一派执掌，其他教派被排斥在外。各派僧侣和信徒各随其主，教权分散，矛盾尖锐，同一教派内部也时常发生矛盾，成为达赖集团企图控制全部外逃藏族和进行分裂活动的一大障碍。

－－青年派与老年派存在矛盾。青年派不满达赖独揽大权，也不像老一代那样崇拜和尊敬达赖。

－－西藏自治区贵族与达赖家族之争。由于达赖的兄弟姐妹大发“难民财”和仗势跋扈，引起许多派别组织、地区头人尤其是西藏贵族的不满甚至仇视。他们联手施压，迫使来自达赖家族中的“噶伦”数次下台。

－－达赖禁奉护法神激起众怒。1978年达赖下令禁止供奉黄教主要护法神杰钦修丹。1994年，达赖称该护法神“亲汉”、“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并发出取缔该护法神的指令，实际目的在于打击和控制国外藏传教其他教派势力和压服格鲁派内部的反对势力。“流亡政府”“宗教部”则派出打手砸毁神像，殴打信徒，强行禁信护法神。对不听命者，僧人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出社团。达赖迫害信奉者的行为在流亡藏族中引起强烈不满。

专家指出，从“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和实际行动不难看出，达赖就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是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而达赖集团正是“政治纲领”为分裂祖国、实现“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