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市文书发现以后﹐在1907～1914年间﹐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尔登堡等﹐先后来到敦煌﹐使用诱骗方法﹐劫走大批文书卷子。目前在国内﹐敦煌写本的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敦煌﹑兰州市﹑上海市﹑天津市和台北市﹐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

发现

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5～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遗书多为卷轴式。北朝写本书法均带隶意﹐南梁及隋﹑唐﹑五代十国﹑宋写本则为楷书或草书。8世纪末﹐有木笔﹑苇笔书写的卷子。9世纪以后﹐出现经折装﹑册子本和木刻印本。

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凉州建初元年(405)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

佛典

敦煌市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注目。如《楞伽师资记》及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诀》等﹐可用以说明 8世纪拉萨法诤的情况。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则反映了藏族学者对汉﹑藏两族文化的贡献。汉文遗书中非佛典文献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隶古定《尚书孔氏传》十分重要﹐皇侃撰《论语疏》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其中有陆法言的《切韵》等。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后语》﹑蔡谟注《汉书》等佚书。由于唐《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发现﹐使人们对唐朝的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有了新认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卷﹐对考释丝绸之路地理有重要价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件有助于研究唐代门阀观念的演变。子部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近年亦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还有医书﹑算经﹑历书﹑占卜书﹑类书﹑书仪等。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词文等。1957年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敦煌变文集》﹐搜集了变文﹑押座文等写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王昭君变文》﹑《庐山远公话》等。此外﹐圣彼得堡藏本《双恩记》亦颇著名。敦煌市出的唐人选唐诗﹐可补《全唐诗》之佚。在二十余件《王梵志白话诗》写本中﹐以列宁格勒所藏大历六年(771)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抄本为善本。《云谣集杂曲子》等写本的发现﹐对研究词曲史有重要意义。目前对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内外是一重要专题。此外﹐唐朝刘邺《甘棠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都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而后亡佚的集子。

官私文书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十国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炖煌郡炖煌县差科薄》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分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市文书中﹐还有藏文﹑于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语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流失敦煌文书发现以后﹐在1907～1914年间﹐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尔登堡等﹐先后来到敦煌﹐使用诱骗方法﹐劫走大批文书卷子。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与中世纪的中亚﹑中国相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