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先秦汉初学术划分为六个主要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作者是西汉史官司马谈，收录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该文将先秦诸子百家划分、归类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家，并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秦末动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创伤，汉初迫切需要修养生息，统治者普遍崇奉黄老之术。但正是这种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政治举措，逐渐造成了地方诸侯势力的膨胀，诸侯骄横放纵，漠视皇权，为逆无道。及至汉武帝继位，统治危机迫切需要新的统治思想，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深受黄老之学影响的司马谈，对此不以为然，于是发掘先秦六家思想，著成此文。

文章共七段，第一段总体说明天下的思想不同但究其本质是同一的，即“务为治者也”，并且简要地对先秦六家做了说明，表明了其道家的立场。后面的六段是对第一段的分析和拓展，每一家对应一个段落，其在道家所用篇幅最长，叙述最详。《论六家要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先秦汉初学术划分为六个主要学派，为司马迁写作《史记》首创孟荀、老庄申韩及孔子学术史传，阐述学术源流，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该文也为西汉末年名儒刘向、刘歆父子为先秦诸子分类奠定了基础，其在思想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论六家要旨》之“六家”即司马谈所谓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要旨”者，即主要的意旨。《论六家要旨》即司马谈所作评述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之文。

司马谈(?—前11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之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汉初为五大夫，刘彻建元至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元封元年(前110年) ，汉武帝东巡至泰山，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即所谓封禅大典。同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市，未能参加典礼，遗憾郁闷而死。

《论六家要旨》主要是将先秦诸子百家划分、归类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家，并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文章共7段，第一段总体说明天下的思想不同但究其本质是同一的，即“务为治者也”，并且简要地对先秦六家做了说明，表明了其道家的立场。后面的6段是对第一段的分析和拓展，每一家对应一个段落，其在道家所用篇幅最长，叙述最详。

司马谈论阴阳家时，认为阴阳家的许多政令的存在不都是必然的，有些内容有胡乱比附之嫌，故曰“使人拘而多所畏”——让人拘束不自在而且使人错误地产生惶恐。但是司马谈的评价是辩证的，他认为阴阳家主张天道的规律性并且要求人们按照天道之大经行动是合理的，故“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谈这里说的阴阳家并不单单指邹衍讲“五德终始说”的一系，而是包括讲阴阳之道的人。

对儒家，司马谈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而“六艺”又传载数年，因此学者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许多学者学许多年也不一定能把儒家倡导的那些学说研究透彻。儒者还对统治者提出了很多要求，如孟荀之民本思想，以民为贵，这严重损害了君主的利益，又“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加强了君主的劳动量，单单就其效果来看亦没有什么明显的功用。统治者如果按儒家所讲的去做就会劳形而伤神，故曰：“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在另一方面，司马谈又肯定了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之别的确立，认为这种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尊卑长幼之间的绝对的伦理规定是“百家弗能易”的。

对墨家，司马谈认为墨家提倡过分的节俭，不仅把不需要的礼仪节掉了，还把应该需要的、人之常情的礼仪也节掉了，因此，这种不符合人伦之义的规定实在是难以遵从的。而且墨家“兼以易别”忽视了社会上本应有的上下尊卑之序，“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司马谈认为，时代不同了，故“事业不必同”。但是，他肯定了墨家努力发展生产的主张，这是不可废的。

对法家，他指出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的本质，从道德仁义的角度去批判法家的无情，并且认为这种强制性的治国理论只能行一时之效，不可长久。司马谈对各家的批判主要是从“不省”的角度入手，但是对法家，司马谈并没有。法家通过法纪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职分是司马谈所肯定的。

对名家，他认为“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名家喜欢玩概念游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思想，通过诡辩还会让人丧失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能力，认非为是、认是作非的现象层出不穷，他把这都归结为辩者的过错。但是控名择实要求人们在其位谋其政的主张是值得表扬的。

对道家，司马谈在最后全面论述了道家是如何适合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以及贯通其他五家之思想的。第一，道家倡导陈其美，又能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这种主张“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以减少君主的烦劳，使君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用。第二，因循世道，与时俱进。司马谈认为一个思想能够流传下去最重要的是与时俱进，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故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第三，任道可以使人精神合一。道家之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这里司马谈借用了形神范畴来论述道家可以使人精神焕发﹑思想舒畅的优势，这亦是符合大道规律的。这里的道家不一定是先秦老庄道家，更多的是已经政治化的黄老道家。

汉初，面临着秦末动乱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创伤，急需安定社会，恢复生产。而黄老思想与汉初经济遭受破坏后急需重建休养的历史现实相吻合，其清净“无为”的思想适应了这种政治土壤的现实需要。此外，黄老思想的清净、逍遥、无为外，还重视与各家思想的结合，如与法家、 兵家等，体现出宽容、兼收并蓄的一面。因此，其提倡的“无为”实则并非真正的“无为”，其“无为”应该 理解为“无为之为”，是要达到“有为”的功效，其“无为”仅仅是一种达到目的的策略。司马谈也正是受此思想的熏陶，因此在对先秦诸家评论时能自觉的意识到各家的优劣，最终以道为统领加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调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记载，言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其学受过道家学术的严格教育和重要影响。

汉初的六十余年，基本上是采取黄老之学作为治国兴邦的社会主义，强调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无为而治。但也正是这种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政治举措，造成了地方诸侯势力的膨胀，反汉的分裂活动不断发生 (尤其是匈奴的不断骚扰)，诸侯割据，漠视皇权，皇帝没有威信，诸侯骄横放纵，为逆无道。在刘彻建元元年，武帝召集群臣百官到朝廷受策问，以帮助其实现德泽四海的大目标。在一百多个余曰德者中，有儒家、墨家、法家等各个学派。其中儒家代表董仲舒在对策中发挥了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得到了武帝的极大赞赏。由此董仲舒的新儒学受到关羽赞赏抬为官学，汉武帝随即展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从此，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之儒学就正式代替了不能适应对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需要的黄老学说，成为正统，儒家经学也成为中原地区封建文化的主体。作为黄老之学的承传者，司马谈可能难以接受朝廷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的做法。受黄老之学影响深刻的他，也充分在《论六家要旨》中反映了这种不满的政治倾向。

《论六家要旨》一文原本并未单独成篇，而是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篇中。《史记》，又名《史记》《太史公记》《太史记》，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以传说中的黄帝为起点，一直写到刘彻元狩元年（前122年），讲述了中原地区约3000年的历史，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有一百三十篇，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司马迁作此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全书历时约14年才得以完成。

无论是在历史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全本史记》都具有极高的价值，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裁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乃至东亚书写正史的规范，深刻影响了朝鲜《三国史记》和日本《大日本史》的创作。《史记》不仅成为后续许多小说、戏曲、影视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在欧美等国家逐渐得到重视。

《论六家要旨》对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学术流派的划分，为司马迁写作《史记》首创孟荀、老庄申韩及孔子学术史传，阐述学术源流，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在方法论上，《论六家要旨》把五家的短长都一 一指出，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司马迁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言而喻，得益于《论六家要旨》的两点论思想。

《论六家要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先秦汉初学术划分为六个主要学派，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并分别评述了各家思想的特征的重要著作。后刘向、刘歆父子在《论六家要旨》的这一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诸子学分类成“九流十家”，班固则在刘姓父子所作《七略》的基础上编就《汉书·艺文志》，此后学者论列学术无不借助此体系。

谈刺举六家学说特殊之点而批评其得失，亦颇能用客观公平态度，不失其鹄，虽不能如《庄子·天下》篇之直凑渊微，亦可谓能持其平者。——梁启超

如果说道家一黄老学由战国到汉初的发展，至《淮南子》达到最高峰，那么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可以说是言简意的一个概括与圆成。——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冯达文

1.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2.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3.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4.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5.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6.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7.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