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1930年7月出生，辽宁沈阳人，中国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专业顾问，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

张晋藩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历史学研究。1946年，张晋藩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预科。1947年，张晋藩升入本科。张晋藩于1949年7月参加工作，次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1952年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1963年，张晋藩撰写教科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1966年，《人民日报》批判张晋藩所著的《科举制度史话》。1979年，他发表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著作《中国宪法史略》。同时，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张晋藩关于“编写《中国法制史自学辅导》多卷本”的建议。1983年5月，张晋藩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同年7月调任中国政法大学，先后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以及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1986年，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讲授法制课。1991年，他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1996年和1998年，他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2001年，张晋藩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2004年，他完成了《中国宪法史》。2013年底，张晋藩接受中国政法大学考核，得分达4925分，超出中国政法大学对于二级教授定量应完成700分定额的六倍多。2020年，他继续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被任命为法律历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晋藩于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带头人。2012年，他获得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晋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张晋藩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大北关伊家大院。父亲为他取名张晋藩，希望他能像晋文公一样保卫国家。1947年，他考入了私立东北中正大学学习本科。新中国成立后，张晋藩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张晋藩于1949年7月参加工作，次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1952年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1954年，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研究生班毕业并留校任教。

1983年7月调任中国政法大学，先后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以及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2001年，张晋藩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2013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对张晋藩进行考核，收集了张晋藩六年（2007—2013年）的科研成果资料，最终其考核得分达到4925分，超出了学校对于二级教授定量应完成700分定额的六倍多。2020年，他继续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被任命为法律历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1954年8月6日，张晋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这是张晋藩从事法制史学研究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政研究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张晋藩表示：“当年研究宪政是热点，但后来这成为了一生的研究课题。”1957年，张晋藩公开撰文，提出“法律的阶级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继承性”的观点。次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经历了法学教育和司法领域的“大跃进”。张晋藩因主张法律的继承性而成为批判的重点。

1963年，张晋藩撰写教科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试图打破苏联教科书的影响。1970年，张晋藩被下放到江西57干校劳动，采茶、插秧、打石头，但他坚持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创作诗句。1979年，他连发六篇论文，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著作《中国宪法史略》。同时，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张晋藩关于“编写《中国法制史自学辅导》多卷本”的建议。1981年，张晋藩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特约法学评议组成员。1982年以后，张晋藩多次赴美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进行讲学活动。

1983年，张晋藩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法学评议组正式成员。同年5月，张晋藩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1986年，张晋藩应邀在中南海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讲授法律课，“谈谈中原地区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是张晋藩为此次授课选定的题目。结合历史典故探讨法制的借鉴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法律近代化不仅是制度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人的法律意识和思维方式的进化。

1996年、1998年，张晋藩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1999年6月，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并聘请了第一批包括张晋藩在内的26名学者为专家咨询委员。2000年，《中国法制通史》成为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版《查士丁尼国法大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晋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法律历史学。

张晋藩奠定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学科框架。其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法典”。

张晋藩的著作年表中，关于宪法史的成果形成了一条纵贯60年的清晰轨迹：1955年，他出版了《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1979年，他发表了《中国宪法史略》；2004年，他完成了《中国宪法史》。这条轨迹仅涵盖了这些主要著作，相关的数十篇论文则未列入其中。与此同时，他在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监察法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并行发展。在国家法制刚刚起步的时期，每一项努力都是在填补学术空白。张晋藩所建立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构成了中国法律历史学的完整学科体系，这一体系被详细记录在28页的A4纸目录上。

张晋藩主张建立兼容并包、博取众长的研究生培养制度。1981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了首届社会科学各学科评议组会议，决定招收博士生。1983年，张晋藩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同时将博士点从中国人民大学带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该校唯一的博士点。1984年，张晋藩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张晋藩的三位博士生是新中国首批法制史博士生，其中朱勇的博士证书编号为001，引起了广泛关注。张晋藩还招收过外国留学生，包括三名韩国留学生和一名日本留学生。张晋藩还组织编写了《青蓝集》，收录了他指导的博士论文，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95年，张晋藩在南京参加研讨会。期间，他晚上还要熬夜修改学生的论文。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金德贤，来自韩国，汉语表达不太流畅。张晋藩逐字逐句地为他修改，以确保他能毕业。张晋藩非常重视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他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认为所有资源都应该用来帮助学生。他在担任副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期间，聘请了许多学术大家，如瞿同祖、蔡美彪、王铁崖等，为研究生授课和指导论文。每年，研究生都有经费参加学术会议，学位论文的调研费用由学校支付。他还为学生提供了收录机，帮助他们提高外语能力。

他在新中国法律历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台上的教师，大部分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张晋藩曾出版独著、合著50余部，其中代表作为《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主编大型学术著作：《中国法制通史》《中华大典·法律典》《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其中《中国法制史》由中央大学译成日语出版，《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三版由德国Springer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此外，自1954年起，张晋藩发表法律历史学论文300余篇，1980年起负责主编中国法制史教材，迄今已编成出版20余部。另从事研究：《中国司法文明史》与《中国民法史》。

仅收录部分，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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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收录部分，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14日

仅收录部分，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14日

在张晋藩幼年的记忆中，父亲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书籍。除了读书，父亲还擅长数学、珠算和书法，大小楷都写得很好。书架里满是书，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曾文正公全集（全16册）》和《饮冰室文集》。张晋藩表示，父亲常在睡前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等，让他印象深刻。父亲还教他背文言文，读完后会让他闭上眼睛放松休息。最难忘的是他教张晋藩读赵孟頫的《读书乐》，让他感受到不同季节读书的乐趣。虽然当时不太懂，但“读书最乐”的理念在他心里扎根。除了读书，父亲还教张晋藩写毛笔字，从柳公权的《玄秘塔》开始，后来写颜真卿的《多宝塔》。经过不断练习，张晋藩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能写一手颜体字。父亲的教育对张晋藩影响深远。他表示，每读一本好书，都可能对一生产生影响。张晋藩再初一时读了白光翻译的《居里夫人传》，书中描写居里夫人为发明镭而忘我工作的细节成了他工作上的榜样之一。

张晋藩家的小书房虽然只有几平方米，但他总是在这里专心学术。书桌上堆满了书稿，尽管后来他得了黄斑病变，视力很差，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学生在旁边念，他就用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改。“以前我用6.5倍的放大镜，现在换成12倍的了，看字越来越吃力。”张晋藩表示。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吃完早饭就到书房干点活。虽然现在精力不如从前，但他每天上午能工作三个小时左右，下午再干两个小时左右。

张晋藩与妻子林中在学术和生活上相互扶持。两人于1955年7月27日结婚，林中在1958年后期因遗传性耳聋，张晋藩在生活中帮助她。他们共同研究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常在国内外进行讲学活动。2005年，张晋藩与夫人林中教授庆祝“金婚”，50名博士生从中国各地赶来为两位先生庆贺。张晋藩在作品中写道：“但得师生情谊在，天涯处处是乡关。”他为中国法制史研究做出贡献，推动了中华法系的重建。到了21世纪初，张晋藩因黄斑病变视力严重下降，林中则成为他的“眼睛”。2018年4月30日，林中去世。

仅收录部分，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9月13日

仅收录部分，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14日

司法部原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邹瑜曾这样评价：1986年张晋藩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上法治课，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把法律知识带进中南海，带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课堂，其意义在于，中国要普及法律知识、要建设法治国家，要抓两头，一头从小学生抓起，一头要抓领导干部，要从中央领导人抓起。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曾评价说，“读书以荷世，明理以悦心”。这是张晋藩教授非常喜欢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学术精神和人生睿智的最好诠释。特别是张晋藩教授是最高检聘请的专家咨询委员（2020年改聘为荣誉专家咨询委员），长期以来张晋藩教授对检察工作十分关心，为检察工作积极献言献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让人受益匪浅。

在改革开放前，中原地区法史界对国外的相关学科发展状况缺乏了解，外国也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史。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的法制史学者逐渐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学术交流，但由于学术成果的不足，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中的影响力较弱。为了提升中国法制史自学辅导在国际上的地位，张晋藩提议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目的是将中国法制历史学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国。他提出了10个专题作为编写的基础，并强调要将制度史与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1980年初，召开了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共有20多名学者参加。

张晋藩表示，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人数有限，大家在会议上明确了编写的细节问题，但也意识到当时的人力、财力和资料条件不足，无法立即开展这项工作，因此编写工作被推迟。第二次编写会议于1985年春天召开，当时的情况有所改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规划，并获得了资助，研究力量逐渐增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明确了编写计划和出版安排。由于工程复杂，这套书在“七五”规划期内仅完成了两卷的出版。经过进一步的努力，该项目被纳入“八五”规划，并最终在20世纪末完成了十卷本的出版，总计500余万字。

1998年，《中国法制通史》正式出版，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张晋藩表示：“这套书是中国法制史的象征，让我们在国际交流中有了展示的成果。” 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访问比萨大学，赠送了《中国法制通史》作为礼物，受到了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继《中国法制通史》之后，张晋藩还主编了《中华大典·法律典》和《中华民族法史通览》，分别历时21年和34年才完成出版。

张晋藩理想中的中原地区社会是一个“法情允谐”的社会，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近代化道路，而不是完全效仿西方。他的这一理念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完成《中国法制通史》后，他仍然接下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和《中华大典·法律典》的主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