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评论》作者：吴情水/ 张桃洲，2003年由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创刊号出版时曾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后出版两期，《南京评论年度诗选》、《南京评论诗年选》仍在继续出版中，价格：12元。

总编：吴情水

主编：张桃洲

编委：代薇 朱朱 的克（黄梵）西渡 臧棣 张桃洲 岩鹰 赵刚 马铃薯兄弟　沉河吴情水

责编：育邦 夏夜清 瘦叟 程世农

艺术主持：茅小浪

装帧设计：王俊

一直到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南京市仍然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它的一半掩映在六朝宫墙的斑驳阴影里，另一半，则从混合着褪色照片、嘈杂市声和怀旧意绪的民国钟楼下浮现出来。所有从想象者脑海掠过的建筑、街景、服饰、吃食乃至表情，无一不被涂上一层既绚烂、艳丽，又灰暗、颓败的色调。那些浮游于其间的文字，似乎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这种源于历史（时间）的想象性误读，以及自身发展遭受遮蔽的现实，致使南京被寄予更多的文化上的期待，而不是以一座现代意义都市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相形之下，人们更愿意将南京市视为一种生活情景或氛围的“代名词”：这里雨燕科低飞，风光旖旎，一切显得宁静而安详……。无疑，这样的理解过分渲染了南京的空间特性，即仅把南京当作一个带有南方气息的地域概念，因而未免偏狭。

不过，有一点则是确实的：这座城市的体内从来就不缺乏对书写的隐秘热情。在它并不宽阔的林荫底下，总栖歇着一些敏于词语的人，一茬接着一茬，代代展现着江南一地的风俗与传奇。南方的温润培育了写作者的耐心，同时也掩藏了他们探索的锋芒——由于种种偏见，他们中的多数耽于纤细的机巧，最终难逃闲情雅趣的宿命。

或许出于对上述误读和偏见予以匡正的渴望，但更是为表达对这座城市固有氛围的珍惜与敬意，我们创办了这份冠以南京市之名的文学刊物。当然，写作本身与这些毫无关系。写作在这个时代，自有其特殊的伸展方向和命运，对此我们无须多说什么。与其说一份刊物试图倡导某种写作风尚，不如说它将会提供这样一处场所：在其中，一批写作者自由集结，各自寻索通往写作秘地的路径。

二○○三年四月，南京

低矮的南京嗓音——写在《南京评论》创刊号出版之际

阿长

五月的中国，一场卓有成效的低烧已经接近了尾声，一本酝酿许久的文学刊物——《南京评论》2003年春季创刊号——悄然面世。从严肃的角度说，一本书和一个城市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微乎其微的，这套丛刊虽然冠以《南京评论》的名号，但其中并不隐含文学地理学的特别意义。它和南京市部分面容之间的明投暗合也属于不可考证的范畴，它显然更愿意服从另外一种更加隐密也更加细微的文学愿望，就如内页上的那行黑底白字：重现文学的儆戒……。

《南京评论》并不是“南京评论”网站的纸本成果。虽然丛刊编委中的很多人员都和这个网站有关，但创刊号上的所有文字都是第一次结集出版，代表着这些作者目前最近的写作水准和思考方向。丛刊总编为诗人吴情水，主编为青年诗评家、诗人张桃洲，编委名单包括代薇、朱朱、的克、西渡、臧棣、岩鹰、赵刚、马铃薯兄弟、沉河等，艺术主持为茅小浪。从这个名单来看，它基本上属于一本同仁刊物。

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南京评论》采取的是以书代刊的方式，一年四期，没有办公地点和编辑部，它的成型完全基于时间性的朴素劳动。稿件来源相对集中。但文体上力求广泛和前卫，分为诗歌、评论、小说、当代艺术阅读四个版块，这种安排将持之以恒。如同这本刊物的继续发展。

本期《南京市评论》在四个版块中突出了诗歌的位置，并着重推介了南京女诗人代薇，刊载了她的十首作品，同时附有诗人、小说家黄梵所写的诗评《代薇：本能颁布的诗歌荣誉》，诗人朱朱的《门铃》和麦道的《连接代薇的虚线》，这是两段融印象记和个人思忖于一身的篇幅。另有一篇《落地的声音——代薇访谈录》是代薇除了诗歌和散文之外的特殊创作，这些和代薇相关的文字把一个成熟、优秀的当代汉语诗人奉献了出来。代薇作品中高华、节制、晴朗的语言外观和珍贵的情感倾吐在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行进曲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音符。

诗歌部分的其他作者大多成名已久，如朱朱、臧棣、马铃薯兄弟、陈东东等，他们的作品大量面世，已经有了太多说法和议论，这里不加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和这些名字并列的沈娟蕾、郭向华、吴情水等人的写作，虽然向度不同，但他们几乎一致地表现的是对生活的的过敏性记录，充满平缓但隐秘的抒情渴望，仿佛江南的丘陵地貌和梅雨气候以阴影的方式落入了他们年轻的写作过程。

九十年代的南京市，一直是小说这种植物生长的优良湿地，这里碰撞着各种新奇的小说观念，同时收养着一大批寄身小说的自由职业者。在这里列举他们的名字是不恰当的，因为不用怀疑，文学史秩序、市场意志和个人功利企图这些伤害文学本体的因素，也同样程度地作用于他们，除了生活在共时轴上的南京这一点，要在南京为数众多的小说家中找出可供书写的相同之处，实在勉为其难。本期的《南京评论》在小说的数量上略显单薄，但育邦和何晴的两篇小说无疑让人感到醒目，因为相对于腐朽却泛滥成灾的现实主义创作主流和南京文坛在欲望化书写方面的可耻堕落而言，他们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心灵的高度，或许可以把他们的小说和80年代兴起的先锋写作看成一种对应和对接：比如对故事性的淡漠和疏离，比如对形式策略的偏爱，比如对语言和世界关系的重新认识，比如对哲学精神的文学化理解等等，即使就在这两篇形式差异极大的小说中，那种直指虚无和碎片的写作路径也颇有投合之处。当然，这样的类比是粗浅的，小说一旦署名，便成为作者独一无二的工艺。而《飞鸢》和《黑子活动极大年》中表现出来的奇异素质也有待作者进一步的深化和完整。

在评论部分，敬文东和张桃洲的两篇文章让人充满期待，有趣的是，这两人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背景也很相似，年龄非常靠近，都是国内著名高校的博士，都对当代诗歌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批评热情，敬文东的《六十年代的“怀乡博》视野宏大，例证丰富，通过考察60年代诗人不约而同在“家乡”这一深沉意象上的流连，在行政现实和诗意的精神原乡两个方面梳理了“乡村”的书写意义之后，敬文东总结出60年代诗人返乡路上的两种姿态：西川式的和李亚伟式的，前者对在现实变异中越来越模糊的故乡依然充满信任，后者面对故乡时则充满狂放不羁的游戏精神，最后，作为另一个60年代人，评论家用辩正的语气说到：种种迹象表明，粗知故乡，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消灭故乡，而精研故乡，我们也会在有限制、有条件的情况下，象海德格尔说过的那样，回到故乡的怀抱中去，无论式西川式的，还是李亚伟式的。

张桃洲的《写一种神经质的魔术》相对集中，通过对诗人朱朱于2000年出版的随笔集——《晕眩》的细读分析，作者企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散文和诗歌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不再像以往教科书中所表述的那样紧张，那样壁垒分明，因为包括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在内的大量的诗人随笔表明，散文文体依然存在着可能的诗性空间，它的具体表现即是朱朱所说的散文元素式的功能——描述，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也经常受益于来自散文方面的智慧。比如《晕眩》表现出来的柔软的、苔藓式的叙述样式，给朱朱以后的诗歌写作带来极大的改观。这两种思维范式在真正的诗人那里交叉感染，相互推动并最终失去了刻板的文体界限。张桃洲在此既批判了已有的散文观念对诗性意识的排斥，同时也坚决表明了一种“诗人散文”的存在意义。它既不同于我们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言之凿凿的实用主义散文，也和空洞无物的呓语式的“诗化散文”毅然告别。

限于篇幅，无法在这篇小文中完成对《南京评论》的全面评价和详细读解。毕竟这只是创刊号，对它更为成熟的意见需要时间，但对于文学刊物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江河日下的当代中国来说，《南京评论》的出现具有不言自明的意义：一方面它代表着持续的困难和边缘化态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些低矮的南京嗓音在文学的喉咙里流淌，它确信在一定的儆戒中，缪斯必然领受着孤独者和先锋的命运，也必然迎来更广阔意义上的光荣和希望。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