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及文化基于两性的生理差异而延伸出的对两性气质特征和行为角色的不同期待和界定。格·如本（Gagle Rubin ）将社会性别与目的在于生育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 将两者归入一个概念术语, 即性与社会性别制度。

在60年代末，社会性别概念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它被作为一个分析类别用来解释女性气质的社会构成, 并从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男性权力和男性特权得以维持的原因, 并进而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中心概念。按照格·如本的观点, 每个社会除了某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之外, 都有一个性与社会性别制度：“在其一整套的组织安排中, 人类的性和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 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这些安排指的就是在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组织人类性关系的一些传统方式, 特别是亲属关系和婚姻结构。

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中, 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依使用者的不同而被派上了各种用场。

社会性别首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gle Rubin ）在1976年提出的，这对西方的妇女研究有重大的促进和发展。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男（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其三，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

对于社会性别提出反思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现代女学主义者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问题。首先，后现代女学主义者主张以权力（power ）取代社会性别（gender），因为，权力的概念涉及广泛，包括多种不同的因素，而且超脱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男女的局限。新词汇对抗（resist）、权力（power ）成为女学理论中的新视角。其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模式，批判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binary opposition ）。强调多元论和不同性，以批判以往的共同性的社会性别，成了后现代女学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

概念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运动从19世纪的近代西方社会兴起以来，以倡导和追求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其社会行动和女权主义理论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发端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并对这一运动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的核心观念体系，并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

gender本来是一个语法概念，表示词的阴阳性，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为反击“生物决定论”，创造性地借用了gender一词来表示社会性别，并以此与生理性别（sex）相区分。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中，人的性别有两种：一是生理性别，一是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指男女在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在英文中对应sex一词。社会性别是指基于生理性别的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社会对男女在婚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在英文中对应gender一词。例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老师、朋友或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男孩子应该坚强、勇敢，女孩子应该温柔、娇弱、善解人意等等。

生理性别是人与生俱来的性特征，不因人的种族、民族、地域或国别而有所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社会性和共塑性等特征。社会性别的历史阶段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对男女两性期待不同而导致的男女性别角色模式的不同；社会性是指不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共塑性表明社会性别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体自发或有意识培养的，而是处于同一社会中的男女两性相互塑造的结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以上有关社会性别的描述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有关社会性别的叙述不能揭示社会性别观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换句话说，社会性别理论有关性别、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描述只表达了明显的社会学“常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在不存在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而在于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正是从这个关键性的质疑开始，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通过不断审视现实存在的两性世界，得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逻辑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形成了关于性别问题的新知识系统，并致力于揭示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上的科学，还是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文化叙述和制度建构的结果？二是即使两性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确存在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否被有意识地夸大了？

这些深刻的诘问，引领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家反思人类的两性关系史，在解构两性传统历史叙事的同时，建构着新的社会性别理论和知识。人们的反思和理论发现表明：第一，社会性别意识和观念与其说是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上的客观认知，毋宁说是一种由历史过程建构出来的叙述，关于“男子气概”和“女人味”的种种描述和界定，是由大量的偏见和功能性的假设构成的；第二，关于社会性别和两性关系的历史叙述是由男性主导的，是按照男性世界的需要和为了维系男性地位而建构起来的；第三，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反映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深刻地贯穿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家庭等一切领域；第四，社会性别理论的一大任务就是解构男性话语，以及由男性话语统治着的历史叙述，对男性话语主导的政治重新进行审视和界定，从而解构现实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重建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社会性别把两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会性别揭示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认为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两性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就像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一样，社会性别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两性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种关系相交叉重叠而长期沉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女性在生产、再生产（生育）领域中的贡献，只是被当作是父权制社会中的附属价值而不被承认，这导致女性自身价值长期被贬抑、被排斥。同时，在经济领域，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妇女长期被束缚在家庭领域（私人生产领域），而父权制社会分工的制度化，也迫使妇女放弃外出工作的权利，即使在法律和名义上获得这种权利，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由男权控制下的社会梯级分工结构，也使得女性鲜能与男性一较高下，只能屈就于低级、下层的工作。这种经济生活中制度化的不平等，反过来从文化上强调了女性在智力和体力方面的劣势，又成为强化父权制的借口。就像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女性社会平等的获得只能伴随着整个人类解放的到来而到来，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妇女解放的开始一步，就是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社会分工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两性关系其他方面不平等的深刻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共识。

其次，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的政治”或“性别政治”。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二分法”。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西方政治理论绵延至今的“二元论”和“两分法”，不但制造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而且制造了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的对立。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中，公共领域表现的是理性、克制、秩序与和谐，而私人领域则代表了伦理、情感、无序与混乱，因而公共领域在本质上优越于私人领域，并制约私人领域。同样，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中，文化表现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进化就表现为科学技术等人类智慧对自然王国的征服。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的对立，只不过是前两种对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因而，女人世界对应的是私人领域，是自然领域，而男人世界对应的是公共领域，是文化领域。女人天然是伦理、情感、无序和混乱者，而与理性、克制、勇敢和秩序无关，因而与私人生活、情感和伦理联系着的女性是不适合过公共生活的，换句话说，是应该被政治所排斥的。正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那样， “把女性和男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区分开来，并把他们分别置于私人生活与公共世界中，这种分离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形成这一复杂现实的基础是人们相信女性的本质属性就是恰当地从属于男性，她们合适的位置是在私人的家庭领域。男人则适当地存在于两个领域中，并统治着两个领域。”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利特据此断言，除了种族、等级制度或阶级之外，性别也是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运用权力，而父权制是所有其他权力形式的根源，我们的社会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文明一样，都是父权制社会。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从两性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社会性别理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不断深入追问，在人类文明中，对女性观念特征和行为模式的期待，也即不同文化的共同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是怎样形成的？社会性别理论提出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现实存在的性别关系是由历史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形成的男性霸权得以持续巩固的结果。这种男性霸权的巩固有赖于一套话语和符号的灌输，其根本是因为男性在政治经济学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了整个社会必须信奉的价值和观念。并且，这样的性别意识形态，不但会通过文化演化，而且还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不断地强化，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既存性别差异当作一种宿命来接受。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分析，使社会性别理论在承认性别的生物性基础上，更加注重与此相伴生的社会性。也许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性别理论过多地显示了自己的批判锋芒，但是这样的批判和解构却使我们深入认识了社会性别的本质，从而准确界定了男性与女性问题的关键。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引领了一股极端女权主义思潮。她们反对"女性特质"，敌视男人，攻击婚姻家庭制度，主张女人的"性自由"、性享乐，不做妻子和母亲，甚至倡导女同性爱。这些观念和主张，对女性带来了一系列实难性的后果。"社会性别"论，缺乏历史唯物观和辩证思锥，其二元论和二分法遭到各种置疑和批评。我国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走的是自已独特的道路。"社会性别"论的观点和主张，不符合我国文化与国情、社情，不能作为我国妇女解放的指南。我国绝大多数妇女迫求幸福婚姻与和谐家庭，同时她们又与男性同胞共国参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女性具有其生物特质和社会特质，她们孕育生命，作为母亲的角色，是男人无法替代的；她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已能够在社会经济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价值和优势。实际上，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大多数女性，既是优秀的职业妇女，又是家庭中的好妻子、好母亲。女性的独特性别特质，惠及家庭和社会，因而，也得到社会的肯定与酬答。女人一定要做女人，不做"女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