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主义，是指布什政府从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出发，奉行“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在对待恐怖主义和谋求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策，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上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部署为基础，采用强硬和保守的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他提出了一反国际法规则的所谓“先发制人”政策，所以“布什主义”也被称为“先发制人主义”。

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烙上了深深的“布什主义”印记。“布什主义”的核心有二，一是先发制人，二是单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布什主义”是9·11事件这个恐怖主义袭击催生的。除了“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邪恶轴心”、“无赖国家”、“非友即敌”等，也构成了美对外政策的主要元素。

为推行“布什主义”，美国打出了两个招牌，一个是反恐，另一个是民主自由。在反恐的名义下，布什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而伊战则将“布什主义”推向了极致。

布什主义以谋求美国“单极独霸”地位为全球战略总目标，并实行“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为这一目标服务。布什执政之初，对政府决策有强大影响的兰德公司就召集由54位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高层人物组成的2001年过渡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就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政策向总统提出了建议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应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主导全球进程：一是培植全球经济体系，把西半球建成一个稳定、民主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地区；二是培育国际机构，美国要在建立国际机构、实践、立场的确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三是主动回应非传统的威胁和挑战，这些非传统的挑战包括失控的跨边界的移民、国际犯罪、毒品走私、艾滋病等传染病和环境恶化；四是反击不对称攻击，报告建议布什政府授权在国内法律实施、情报、经济和外交等部门间开展合作，共同反击这种威胁。这一报告可以看作是布什政府维持美国独霸地位、控制国际事务的纲领性文件，执政数月来的政策动向基本遵循了这一报告中的建议。

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是“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在中东、巴尔干半岛、朝鲜半岛、北爱 和平进程等问题上，布什政府上任不久就对威廉·克林顿时期的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改，不但明显减小了参与的力度，还在克林顿政府的原有立场上出现了较大的倒退。但是对于“后院”就不一样了，布什显得格外热情。上任不到两星期，布什就出访墨西哥，热情接待加拿大总理，并积极参加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努力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美国遭到全世界舆论同声谴责、盟国对其不满情绪和离心倾向日益增强之际，布什政府又不得不对其中东政策、巴尔干政策、朝鲜政策做出某些调整，以使美国摆脱陷入孤立地位的危险。可见，对国际事务，布什政府不是不参与，而是要看参与能不能给美国带来实际的利益。这种理念，与其称之为“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不如称之为“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更为确切。

绝对安全

“布什主义”突出强调维持军事超强地位，追求和崇尚国家“绝对安全”。布什上任伊始，就不顾俄罗斯、中国，以及美国盟国的反对，迫不及待地作出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决定。在挑选国防部长人选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之所以受到布什青睐，就是因为他在坚决主张部署NMD方面“与总统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和坚强的决心”。布什政府在NMD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一方面是由于布什及其政府决策层的主要成员都跟军火工业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部署NMD可使这些利益集团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由于追求国家“绝对安全”的思想在作祟。这种“绝对安全”的思想，实质上是美国冷战后军事、经济、科技优势极度膨胀的结果，它要求美国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建立起绝对的优势，使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之中。按照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观点，美国这种“绝对安全”，对其他国家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在美国没有实现“绝对安全”之前，它在对外干涉和使用武力时还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而有所顾忌，一旦它实现了“绝对安全”，在对外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核武器时将变得毫无顾忌、为所欲为。

布什政府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并不仅仅停留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上，在常规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美国也力求实现“绝对优势”。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职后，认为“美国应该确保其强大的军力，因为美国是全球安全与稳定的保卫者”。为此五角大楼要扭转亨利·克林顿时期“重用兵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的倾向，主张“重建军慎用兵”。为了保持军事超强地位，美国近 年来一直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2000年财政年度，美国国防开支2672亿美元；2001年财年，国防预算增加8.9%，达到近3000亿美元；2002财年，布什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国防预算更是高达3290亿美元，国会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特别拨款。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提出了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政策，即对于那些被美国标注为支持恐怖主义、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谋求核武器的不友好国家，为了防止他们可能采取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事先对其采取军事打击，推翻该国不友好的政府，并将其改造为美国标准的民主、自由国家。

以扩大自由促进国家利益

“布什主义”重视推进美国价值观念，以“扩大自由”促进国家利益。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及外交决策班子成员，大多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舆论评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美苏冷战专家”和“反共老手”。共和党总统里根在担任总统时就曾说过，“人即政策”，通过对一国政府要员的背景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其政策动向。布什大批启用冷战时期的官员，特别是启用了大批冷战时期的军事官员，必将使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意识形态的色彩进一步加重。

在就职演说时，布什就说：“我们要向全世界传播孕育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价值观”，要“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在February 27发表施政演说时，他又声称：“我们将坚定地促进我们的价值观”，要让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由先锋和正义力量”。在March 4为“里根”号军舰举行的命名仪式上，布什又讲：“美国，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象征。我们必须牢记，自由的扩大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布什的讲话充分表明，利用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挑战那些与自由为敌者并使他们失去合法性，将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特点。”布什政府的主要决策者都以美苏冷战中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者自居，他们更加懂得美国民主价值观对促进美国现实利益的作用。

由此可见，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是将安全、经济、民主三者同时并举，三管齐下。这种“一个目标、三根支柱”的基本框架，既是一种战略构想，又是一种具体战略走向，不仅体现在总的国家安全战略格局之中，而且也将在各个地区安全战略中得到综合运用。在具体运用中，会因地区形势的不同，对三根支柱中的各类支柱灵活地给予不同程度的重视。三者之间互为配合、互为因果，这是布什政府区别于以往政府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政策走向。

重视地区大国的潜在挑战：

“布什主义”重视地区大国的“潜在挑战”，并强调以更强硬手段应对不确定的威胁。虽然是现今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但美国决策层中的部分势力一直固守冷战思维，以排他的心态寻找新的对手。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受到的“生死关”的威胁，其实就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受到地区大国挑战的威胁。在布什政府看来，能够对美国构成这种威胁的只有两个国家，即俄罗斯和中国。

对于俄罗斯，根据美国保守派智囊库传统基金会的观点，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之后，布什政府应该对俄罗斯实行以控制和引导为主、打压和遏止为辅的政策。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寻求把俄罗斯同西方拴在一起，并同俄罗斯建立积极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应该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不过将对援助加强监督。改革俄罗斯的军队，帮助俄罗斯削减和控制它的核武库。最后通过努力，使俄罗斯完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尽管布什在竞选期间就声称，中美之间是“战略竞争关系”，在就任后仍然持这一观点。但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布什已经在现实政策中明确将中国作为了打击的对手”。布什政府执行的实际上是一项“混合战略”，既不完全依赖于接触，也不完全是遏制。如果中国选择在目 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采取合作态度并成为美国眼中“负责任的国家”，对中国的“两手战略”也许就会转变为相互和解和伙伴关系；如果中国成为“谋求地区主导权的敌对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会转变为全方位的遏制。其实，近 年来美国一直在加紧构筑对中国的“潜伏性战略包围圈”，一方面在地缘战略层次压迫中国的战略空间，一方面在国际体制中主导规则的制定，限制中国的选择能力和回旋余地。一旦需要，美国可以很快将这种“潜伏性战略包围圈”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封锁和全面的军事遏制。

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向恐怖分子战争决心时，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牛仔式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布什的顾问说，这是布什自己创造的词汇——“谁不站在我们这一边，谁就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句话传递的信号是：要么站在文明和正义的一边，要么就站在野蛮和邪恶的一边。

一开始，“布什主义”尽管散发着浓厚的霸权意味，但它的确迅速在外交上为美国赢得了新的利益。在“非此即彼”的“布什主义”威胁下，巴基斯坦被迫放弃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长期支持和对“基地组织”的忍让。“布什主义”还迅速拉近了美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

此外，布什还是利用他的“非此即彼”论孤立了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布什还宣称，美国有权对“与美国为敌”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式的攻击。

但是美国针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并没有打赢：由于在伊拉克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如背信弃义、草菅人命及以“莫须有”的方式乱安罪名等令人齿冷的行径，使整个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深感失望——凭借船坚炮利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证美国在战后管理上的一帆风顺，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什的“预防性战争”打输了。其次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难以为继：美国开始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寻求人力与财力方面的帮助，并且又回到了联合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国际合作来解决麻烦。

再次是恐怖主义有增无减，美国领导的反恐活动越来越糟：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使得美国的许多反恐行动过于僵硬、缺乏弹性，难以营造最广泛的反恐阵营；而只打恐怖主义组织却不消除产生恐怖主义根源的反恐策略如扬汤止沸效果不大，常常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美国大兵疲于奔命却难收全功。

最后就是布什以美国的民主模式来改造他国的企图正在被无情的现实一点点击碎，美国 在2004年6月28日提前向伊拉克移交权力就说明了这点。事实证明：民主是不能移植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国家应该有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布什如不在此问题上深刻反思，美国恐怕很难再以“上帝选民”自居。

“布什主义”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的，即在全球范围推销美式民主；维持“单极”格局，谋求美国统下的单极世界和全球的霸主地位。

“布什主义”招致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诟病和鞭挞。2009年美智库在盘点美对外政策时概括说，过去的8年是美“外交政策的灾难”。两场战争极大地透支了美军事力量和财力，且迄今仍无尽头，也严重损害了美在国际上的形象。

不过，人们在不经意间似乎忽略了两场战争给美带来的巨大“红利”：阿战使美插足于欧亚大陆的心脏——中亚，改写了美在中亚不存在政治、军事影响的历史；伊拉克战争则使美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心地带楔入一枚楔子，为实现其“改造”中东的战略奠定了桥头堡。

在布什的第一任期，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强调先发制人、军事优势、单边行动和推广民主。从2005年开始，特别是在2006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再强调先发制人，而比较注意盟友关系，重点突出全球民主改革。这一变化被称为：“新布什主义”。为适应这一战略调整，美国政府提出了与之相配套的外交改革，也叫“转型外交”。按照这种调整，外交工作的重点地域从欧洲转向亚非拉，从以外国政府为主要对象转变为政府、民间并重。

盘点2006年的美国外交，中东是其具有全局意义的民主改革主战场。其大中东北非计划虽有进展，但多数国家的民主改革结果与美国的初衷相去甚远。美欧关系，特别是美德、美法领导人之间展现了过去几年少有的亲密合作的一幕，伊拉克战争给双方带来的创伤在2006年已开始“愈合”。中俄印三大国被美国称作“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2006年美俄关系出现倒退、美国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为“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美印关系快速升温。尽管“新布什主义”的民主改革计划在世界很多地方受到冷遇和抵制，但美国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把输出民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更加旗帜鲜明地推广自己的民主制度。

2006年是布什就任美国总统的第六个年头。布什当初就任美国总统时，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少数票总统”。2000年总统大选中，布什获得超过法定最低选举人票而获胜，但所获得的选民票数却少于竞选对手艾伯特·戈尔。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布什以“战争总统”、“反恐总统”的面目赢得了国内支持，变成了“强势总统”。2004年，布什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具体说，就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和迅速占领伊拉克的战争行动，在美国选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其战时总统的形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日益陷入泥潭，胜利的光环已不复存在。面对事实，美国不得不承认伊拉克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事件”与萨达姆政权并无联系。由于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再加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都形成了僵局，因此小布什政府所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对外政策，不但在国际社会受到广泛的批评，而且在国内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布什主义”为标签的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从“旧”布什主义到“新”布什主义2001年布什政府执政伊始，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就表现出了单边主义、一意孤行的特点。中美、俄美关系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而一度出现倒退。“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不得不寻求全球合作以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就在人们期待国际反恐战争能够促使美国政府反思其单边主义政策的时候，美国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反而越来越明显。2002年6月1日，布什在向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讲话时，首次明确阐述被认为是“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的对外政策指导原则，强调先发制人、军事优势、单边行动和向所有地区扩展民主、自由和安全的承诺。同年9月，在《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有关“布什主义”的阐述，明显地不同于自美苏冷战以来直至“9·11事件”之前“威慑”和“遏制”为特征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恰恰是这种“布什主义”，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了政策指导。

2003年3月20日，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在中、德、法、俄等安理会成员国的反对声中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尽管战争之初美国毫无悬念地打败了萨达姆军队，改变了伊拉克政权，但其后却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反美武装远未被消灭，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不断蔓延，美欧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美国的国际声望急剧下降。事实表明，以我划线、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战争政策已经碰壁，不能再指导美国外交。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调整。如果说调整之前主要是强调军事优势和军事力量的作用，那么调整后的政策则更强调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

2005年1月，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宣称将“寻求和支持世界各个角落、各种文化土壤之上的民主运动。”这一宣示可以称之为“新布什主义”。全球民主化改革，成为美国政府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针。在“新布什主义”出笼前后，美国特别关注的东欧、中亚地区出现了多个国家的“民主革命”或称“颜色革命”，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等。在中东，伊拉克民主选举结束后，整个阿拉伯国家都有所触动，相继进行的巴勒斯坦选举、沙特阿拉伯地方选举、埃及多党选举似乎显示出某种新趋势，而黎巴嫩则爆发了主张民主的街头抗议。

2005年5月19日，美国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RI）授予布什自由奖章。布什在颁奖仪式上说，近18个月来，美国成为“颜色革命”的见证人。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这种变革已为时不远。”2005年7月，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军营对25000名士兵说，在伊拉克的“使命完成了”，“自由伊拉克的建立在全球性的民主革命浪潮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成功地向从贝鲁特到德黑兰的广大区域发出了一个信息。”作为一种对外政策指导原则，“新布什主义”其实并不新。

从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看，意识形态从来都是美国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按照美国的利益观，林林总总的美国国家利益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美国人认为这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损害其他方面。国家安全是生存利益，包括防止美国本土和国民遭受打击，以及维持重要设施的安全和国家体制的运行。

经济发展利益与生存利益直接相关，只是没有那么紧迫，涉及战略资源、战略通道、国际贸易制度、与盟国的关系等。民主自由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被认作是美国生存与发展的思想源泉。应该说，与许多国家相比，生存与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只是更安全和更发达的问题。而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联邦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相对很少。于是，意识形态利益常常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从战略文化的角度讲，美国的文化源头是来自于欧洲大陆的伊斯兰教文化，这种文化由清教信徒带到新大陆之后，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国家优越感和地域优越感的美国文化，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基督教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不少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负有像救世主一样教化和拯救弱小民族的“天赋使命”，而美国则是“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是寻求自由者的“希望之乡”。这种以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主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贯穿于美国的全部对外交往史。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美国的决策者常常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带到国际关系中，把其他国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该国文明进步与否的尺度。在国际事务中，他们相信大多数国家喜欢美国并接受其国际领导地位，认为美国的信念与理想不仅对美国是正确的，对其他国家也是正确的。可以说，这就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战略的文化基础。

“新布什主义”与以往美国总统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在其第二任期更加鲜明了。这就是对外民主输出已经转化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这种做法在美国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

简单说，“新布什主义”的“结束暴政、推进民主自由”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国家、特别是那些所谓“失败国家”和“暴政前哨”。这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历任总统的意识形态外交的目标不同，那些总统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苏联阵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了这个目的美国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扶植独裁统治。

为适应“新布什主义”的要求和国际上出现的所谓民主化趋势，赖斯提出了“转型外交”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