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抓兵征粮、苛捐杂税的残酷压榨，在王仲甲、马福善、肋巴佛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由汉、回、藏、东乡、保安、土、撒拉族等各族民众参加，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农民武装起义。这就是甘南农民起义。

1941年，在卓尼水磨川寺学经的活佛怀来仓·金巴加木措（人称肋巴佛），在康多、杓哇一带组织了一个“措登措哇”（七部落组织），参加的有当地藏族、土族青壮年韩东主、韩加措、金尼直、尼、他斗塔勤、罗赛、鲁打拉、年旦增（外号“辣椒”营长）等。秘密联络卓尼北山“洪布”（土司）杨麻周，以为后援。肋巴佛和冶力关的汪鼎臣、八角的任效周（人称“任大”）相友好，他们经常与临洮县地区的王仲甲、肖焕章、毛克让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的马福善相往来，此时结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并利用民间组织哥老会头目汪鼎臣、黄建伟（人称“黄点名成”）、任效周等人，在临潭冶力关、八角、甘沟、羊沙、足古川一带活动，吸收当地群众和逃荒难民参加反抗运动。为了得到武器，还结识了国民党驻武都骑兵独立营营长张英杰（和政县人，哥老会成员，人称“尕张”）,并得到他的支持。张英杰以筹办军饷为名，派下属柳连副在冶力关开办“军风号木行”，与肋巴佛的“措登措哇”组织相互往来。1942年，肋巴佛的“措登措哇”组织日益扩大，影响面越来越广。在此形势下，肋巴佛率领当地农牧民喊出了“官逼哩，民反哩，家家门上钉板哩”（指钉门牌）的口号。这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晚，在临洮苟家滩召开了秘密会议，参加者有王仲甲、马福善、肖焕章和肋巴佛的代表年旦增等，约定在1943农历二月二日宣布起义。

1943年1月，王仲甲在临洮衙下集附近秘密活动。临洮西乡边家湾回、汉人民在马福善的领导下，在卧龙寺起义，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临洮县紫松乡农民也在王仲甲、肖焕章等人率领下掀起“抗粮、保命、反贪污”的起义。在甘肃省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年农历二月二十日，肋巴佛配合王、马两路起义军，率领48名藏、土族青壮年，以朝拜冶海为名，在冶力关与汪鼎臣、黄建伟密商急速举事事宜。正在此时，八角任效周、康乐杨家河王万一等率起义农民来冶力关。二十二日，各地义军3000多人在冶力关聚会，并号召冶力关、斜角滩、足古川和甘沟的农民也积极参加起义军。手执大刀、长矛、镰刀、斧头、棍棒的各族农牧民在常爷庙杀牲祭旗后，在泉滩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推举肋巴佛为司令，汪鼎臣、任效周、黄建伟、王万一为副司令，分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任效周，副师长王三（八角人）；第二师师长汪鼎臣，副师长王万一（康乐县线家湾人）。姜希廉、丁易姓成、马子良、赵秉德分别为团长；吴吉昌、杨茂清、邢生贵等为营长。任效周代表司令部宣布起义的宗旨：“反对中国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抗日反蒋”。计划“先打新城，后入武都接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由于起义军大都是由饥寒交迫的农牧民组成，所以又叫“饥民团”。其时，东乡族人麻木哥（人称眼窝司令）也在宁定（广河县）巴洋沟宣布起义后，前来冶力关与肋巴佛会合。二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向临潭县城（新城）开进，当晚进驻甘沟、羊沙镇，选拔精悍青壮年300多人为先锋，由肋巴佛率领直奔新城。二十五日拂晓，先锋队随赶早集的人进入城内，包围了县政府。当时，临潭县长徐文英刚刚起床，闻枪声大作，偕夫人各持手枪，上房顶顽抗。驻守县城的保安队和警察听到枪声后，胡乱打了几枪，便逃之夭夭。徐文英夫妇见势不妙，冲出县府向城南方向逃跑，至南门庙被起义军击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国民党临潭县党部书记赵廷栋、邮政局长苟克俭等。义军打开监牢，放出囚犯，对城内居民则秋毫无犯。随后撤离县城，开往石拉路、大桥关山区，进行短时间的休整。义军发动临潭东南乡一带的饥民参加起义队伍，其中力量较强大的有王旗王子寿率领的300多人，石门沟窦巨川率领的200多人，起义军迅速壮大至4000余人。1943年农历三月初一日，起义军从石拉路、大桥关出发，经阎家寺、马旗沟，向岷县挺进，途中与岷县保安队发生了一场遭遇战，义军撤到了梨园、磨沟一带。次日，一部分义军突破石门口封锁，到达甘沟；一部分越大岭山回到冶力关，然后经康乐王子沟、斜角滩渡洮河，到门楼寺峡城与王仲甲、肖焕章、毛可让率领的起义军会师。会师后，起义军正式起名为“甘肃农民抗日救国军”。至此，起义军声威大振，各地人民自备马匹、武器，前来投军者不绝于道，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万多人，涉及临潭、卓尼县等十多个县。

1943年4月中旬，甘肃农民抗日救国军在王仲甲、马福善、肋巴佛等人的领导下，向武都进发，途中发出讨伐中国国民党的檄文。义军沿九甸峡经新堡、柏林、中寨，包围了岷县梅川镇。随后又绕道申都、闾井继续南下，在途中消灭守军一个连，缴获步枪数10支，在铁厂缴获机关枪2挺、步枪百余支，子弹15000余发。义军主力在宕昌县稍事休息后，顺利通过良功，入武都林坝。此时国民党骑兵营长张英杰、王德一（称“王阴阳”）率部起义，与主力军会合，计划夺取武都。国民党闻讯后从陕西省调来第七师、第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向起义军疯狂进攻。十万起义军在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只好放弃攻占武都的计划，从甘泉镇等地撤出，向草川崖挺进。

1943年6月上旬，起义军在草川崖召开了各路领导人参加的“草川崖会议”。会上决定分兵三路，向延安进发。王仲甲、郭化如为右路，张英杰为左路，刘鸣、肋巴佛、肖焕章为中路。

草川崖会议后，起义军中各种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各路义军不能协同作战，出现了各自为阵倾向。个别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相互猜疑和嫉妒。农民思乡情绪抬头，士气日趋低落。这年六月，起义军在敌人追击下退到礼县桃坪，经旋水到武山滩歌镇，后又至岷县，在蒲麻梁与保安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缴获机关枪2挺，步枪20支，扫清了重返洮河流域道路上的障碍，继续向会川罗家磨撤退，这时起义军队伍减员至1万多人。次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半夜，张英杰投降了敌人。敌五十九师围攻起义军。起义军浴血战斗，伤亡惨重，主力军再次被冲散，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难以统一行动而分散。农历五月，义军留守的黄建伟部听到起义军大队回师洮儿河一带，急速率部沿河布防迎接大军渡河。过河后，起义大军马福善部驻康乐阿古山一带，在潘家集、何家山等地分散潜伏，停止活动，保存实力，以图再起。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轰动西北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暂告结束。

这次起义，前后达7个月之久，波及20多个县，参加的有七、八个民族，人数最多时达10万以上，是具有民族联合阵线性质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声威震撼了中国国民党在甘肃省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与进攻，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