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上桥，又名赤水桥，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赤水镇西的赤水河上，是渭南市和华县的分界桥。下桥镇始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后因洪沙拥塞桥孔，遂于爱新觉罗·旻宁十二年（1832）在原桥上叠建一桥。

桥上桥为古代双重石桥，即赤水桥上桥。桥为东西走向，桥面宽5米，长70米。桥身全部以花岗石条砌筑，下桥为7孔拱形石桥，上桥为九孔拱形石桥，在第2孔至第8孔桥拱上方正中，各有一个石雕龙头，桥北有石雕龙尾。

朱翊钧万历年，北直隶人王九叙以进士接任渭南市县令，见到县城西门外渭南沋河上无桥，过往行人只能徒涉。水“旱则成陆，涝则建瓴。其波涛泛溢，视渭加险焉。异时徒杠与梁，虽未病涉，至夏则飘飘付东流耳”，为长久计，遂于次年动工在沈水上“创以石桥”，并于卅五年竣工。万历卅八年继任的县令杨所修又加长了桥身，从此行旅称便，“益称永赖，赤水宜仿为之”②。可见沈水石桥建成后，赤水河上仍无石桥，因而才有“宜仿为之”的建议。

据《三续华州志》记载：下桥始建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竣工于康熙六年（1667年）。后因山洪暴发，河床淤高，桥眼堵塞，遂于爱新觉罗·旻宁十二年（1832年）又在原桥之上叠建了一座九孔石拱桥，从而形成了桥上桥的奇观。后来下桥被淤泥淹没，与八十年代初，被当地群众挖取砂石时发现，从而使”桥上桥”的奇姿展现于世。赤水桥上桥1992年4月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版《新续渭南县志·赤水桥》一栏：“顺治庚子（十八年，即1660年）诸生李若兰、樊中杰等十余人创修（石桥），费不给。中丞白如梅捐千金，成于康熙帝丁未（1667年），号白公梁。”文中明确地指出这时所修的石桥是创修而不是重修；《三续华州志》也简要地记叙了下桥是“自康熙丁未，中丞白公捐金创建”。

《续华州志》记载最详：“有诸生李若兰、渭上诸生樊中杰、姚文英，耆民王希龙……之属。于顺治庚子鸠工命匠，驱石含木，方次第以就大观。则费尤虑其弗给也，中丞白公胜慨输千金。命渭南市县丞孙公、州同知董公督理茸治。而梁告成于康熙丁未（六年，即1667年）。于是民曰白公梁。”这就是下桥的来历。

上桥

《新续渭南县志》记叙了下桥建成后，“至道光中百六十余年。河身渐高，堤累决。壬辰（爱新觉罗·旻宁十二年，即1832年）郡侯张公禀于道宪，捐集多资。派武生梁清选、耆民马声远督修。共九眼，旁设石栏”。《三续华州志》对修建上桥的原因叙述更详：“至道光中百六十余年，河身渐高，桥眼淤塞，水难畅流。以致堤岸累决，淹没民田无数。赤水南北尽成泽国，居民苦之。壬辰，郡侯张公禀请道宪，捐资重修。砌石增高，两边添设护栏，以防车马倾陷。自是河流复畅，堤岸籍无冲决。”从中可知：共有九孔的上桥建于公元1832年，自此就有了这座奇特的桥上桥。架设上桥的原因既不是一场暴雨洪流堵塞的结果，更不是地震使下桥桥身下陷，而是经过160余年的长期淤积，致使下桥桥眼壅塞，流水不畅，两岸常因此遭受洪涝灾害，后才架设了上桥。

曾任明参议的渭南市籍人南轩写有《赤水记》①：“赤水界于渭、华之境，滨水而居者为东、西镇，往称膏腴。顾自嘉（靖）、隆（庆）中，奔流数薄，堡、渐，迤北尤冲决甚，变为沙汀。田日瘠而赋犹取，民殊苦之。县令张栋乃筹费筑堤，以通灌溉……”张栋于明万历年间任渭南县令时筑堤，文中没有说到河上有桥。

在现存各种版本的华州区地方志书中，《华州初志》仅介绍了河名“赤水”是因“周处斩蛟”使河水变赤而得名；《续华州志》中介绍遇仙河“河昔有无梁，涉者病之。前郡侯（康熙元年至八年知州王潞）命诸生李明达、乡耆戴永才北伐山石，砌为桥焉”时，还有“灌水（即赤水）昔亦无梁。吐纳乱流，渺涨溢”③。

清代时华县属同州府辖区，爱新觉罗·奕詝咸丰二年（1852年）版《同州府志·白公桥》也有“华州西灌水上昔无梁。顺治庚子，诸生姚（樊）中杰等创”④。

综上所述，顺治帝庚子（1660年）以前，赤水河上没有任何桥梁，更不用说石桥了。

赤水河的中、上游共有三条支流，分别是东、西涧峪和箭峪。它们都发源于少华山北坡，河源市海拔均在2500米左右。上游在基岩山区，流程长度分别在12—13km；出山后，中游流经黄土区的流程各长约15km。三条支流汇合后流出黄土塬才称为赤水河。河水通过石桥后，北流市3km入渭。上游的出山口和黄土塬边缘的海拔高度分别为800米和400米，由此可以计算出上、中、下游的河床平均比降分别为56%、28%、8%。河床比降的变化影响到流速的大小与河流的携沙、排沙能力，因此在山口形成了巨大的冲积扇，而赤水桥所在的下游河段则比较容易形成淤积。

上、中、下游河床比降、流速的变化是所有河流共有的特点和自然规律。影响河床淤积速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河水的泥沙含量及其变化情况。

明朝中叶以后，人口增长加大了对耕地的需求。不合理的过度开垦带来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增多。所以才有嘉靖、隆庆以来的“奔流数薄”和万历年间修堤之举。经历了清代的康、乾时期，初步医治了明末、清初战乱和天灾人祸带来的创伤，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造成人口急剧增加。由于平原地区人口过载，黄土塬区和基岩山地先后成了农耕开垦的目标。滥垦活动不仅破坏了原有的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导致河流下游淤积速度日益加大。

自公元1667年下桥建成到公元1832年，由于河床淤积，桥眼壅塞，水流不畅，以致于堤岸累决，洪涝成灾，前后历经了165年。下桥加上桥基的高度为4.5米，以完全壅塞计，平均每年的淤积速率为26.7毫米。上桥于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建成后，“至咸（丰）、同（治）间，山内开垦日甚，河身渐淤渐高，较堤反而隆起丈余，故累致冲决。同治乙巳（1869年），左爵帅（宗棠）委侯补知县瞿良斌会同华、渭官绅，令民挖沙筑堤，俾河水直达于渭”①。现场勘查可知：上桥全高4米，桥面即在河堤上。如果当时的河床较堤面还高出丈余，则比下桥桥面高出7米。自公元1832年算起，仅历时37年。年均淤积速率达190毫米，超出前一段时期淤积速率的7倍。当时淤积速率增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山内开垦日甚”，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其结果是赤水河下游在清末已成悬河。

和赤水石桥相邻，而且形成、演变历史相近的遇仙河石桥同样记录了这一时期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所带来的恶果。遇仙桥也始建于清代（康熙帝元年至八年间），地方志中所说“续志昔无梁，诸生李明达、耆民戴永才北伐山石砌为桥。雍、乾两朝屡修……光绪十五年，桥东决。上宪拨金三百完缮之。一年水涨，桥将圮。周太守臣来勘，加修桥身五尺。拨银一千一百六十五两……戊戌（1898年）三月桥成”②。

对遇仙河石桥附近河床严重淤积，清末已成悬河，及水患频繁的原因等问题，当时的学者也作了精辟的分析：“乾隆四十年，郡侯潘公时选谕耆民胡芸、胡元颖等募资重修。迄今百余年，河底沙淤渐高，桥眼闭塞，仅为一隙。堤外地低于河心数丈，遇山水暴发，凭高直下，势若建瓴。冲决之患，较赤水更甚。虽年年挑沙，无如旋挑旋积，为患日深。推原峻岭不准开垦。久之，草木根株盘结坚实，沙石不致随水而下。各河旧积之沙，亦渐顺流入渭。……何可横决为患哉？即山中可垦之地不敷山民种植，而渭北蒲（城）、富（平）等县荒地尚多。但不惰农，何患无田！则数十年以后水患渐除，而深林茂树，日就蕃衍，材木亦不可胜用矣。”③可见，退耕还林、还草和易地安置的科学理念和决策古已有之。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使之无法实现，遂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水患也无法根绝。

陕西省渭南和华州区之间的界河名赤水河，东、西两岸各有一座同名小镇分属两地。数千年来，一直是陕西关中东去中原的关陕大道必经之地。古往今来，经过的商旅行人、铁骑战车不计其数，如今都已成过眼云烟。唯有连接两岸而结构独特的古老石桥依然屹立，见证着千百年来人事休咎和环境变迁的历史。

石桥结构的独特之处是它由上、下两层相互对应的桥拱和桥面组成了罕见的“桥上桥”。桥面东西长70米，宽5米。上桥九孔，下桥八孔。全由材质、尺寸和加工方式相同的灰白色花岗石石条砌成。拱形桥洞各高3.5米，宽3.4米。上、下桥的桥柱、桥洞垂直对应。形状、大小完全一致。不同的是：上桥桥面两侧各砌有高一米左右的石质护栏，栏外有九条雕刻精美的石龙，分别镶坐在每个桥洞的拱顶，龙头朝南，吮吸着上游南来的洪水；龙尾向北，指示着下游人渭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日见繁荣，农民生活逐步提高。古镇焕发了青春，石桥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桥上桥的独特结构吸引着无数游人，观光旅游者接踵而至。桥上桥也于1992年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

有关桥上架桥的原因及其历史在当地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一是石桥建于明代，嘉靖嘉靖三十四年当地在特大地震的极震区，石桥下陷①，震后在其上架设了上桥；另一种说法也认为下桥建于明代，上桥则是文革时期所建②；第三种说法是：下桥始建于何年已不可考，据《续华州志》记载，下桥重修于清康熙六年③，至“爱新觉罗·旻宁十二年（公元1832年）一场洪水带来的泥沙淤埋了桥眼，才在下桥上增修了上桥”。根据对有关历史资料的考证与分析，上述几种说法均与史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