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时，1949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驻台湾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二十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二十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冲破国民党飞机的尾追堵截，历经了7个半小时的艰难飞行，带着200多个弹孔，终于降落在我解放区徐州观音国际机场上。杜道时也成为从台湾驾驶飞机起义飞归大陆的第一名飞行员。

杜道时1917年2月生于山东高唐县南街的一个书香家庭。1933年，杜道时在北平四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市汇文中学。1935年冬，他在北平市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思想更趋于进步。1936年冬，杜道时不顾寡母的极力劝阻，放弃了升入清华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毅然报考了国民党航校。

1943年，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因需要补充飞机，杜道时被派赴美国接收B—24新型远程轰炸机。在留美期间，埃德加·斯诺等进步记者报道延安市革命进步情况的英文书刊《红星照耀着中国》等，成了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刘善本交流读后感想。再加上国内师友早有介绍，使杜道时对延安的廉洁朴实、艰苦奋斗、团结抗日的革命精神更加敬佩神往。基于对进步和光明的追求，对延安的向往以及对中国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痛恨，杜道时此时已经萌发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1946年，刘善本在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从国统区驾机起义飞赴延安，不但震动了国民党空军当局，同时也给其他爱国的飞行员提出了“到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为之提供了可效法的榜样。刘善本起义后，尽管国民党空军当局对飞行员加强了控制，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挡飞行员追求光明的正义之心。

1948年夏，我党胶东统战部负责地下工作的杜鸣（杜道时的堂弟），代表党组织对杜道时起义的愿望表示欢迎，同时规定了联络波长，摇机翼、投保护伞等联络信号，并在上海同乡刘志成家和镇江市建立了地下联络点。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中国国民党空军仍然狂轰滥炸，妄图阻挠我大军南下，同时也暗中加紧了逃台的准备。1月25日中午，突然宣布撤逃台湾新竹市，他们安排杜道时携妻女分乘两架飞机到新竹。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撤至新竹机场后，已有三分之一的下级官兵逃散，秩序更是混乱不堪。杜道时觉得这正是开展策反工作的大好时机。

为了在敌人的监视下继续同起义机组人员保持联系，杜道时就让爱人利用上街买菜等机会，代他前去。正当杜道时日夜渴望得到胶东党组织的指示时，3月，他收到杜鸣从上海市寄来的化名信，当他看到信尾署有预先约定的密语“祝努力”（即飞回之意）三个字后，高兴极了。与此同时，杜道时还收到了太平（刘善本的化名）“盼相见”的密信，两封信寥寥数语激起了他心头的万丈狂澜。

接到指示后，杜道时立即让爱人分别通知起义机组人员秘密来家协商。经周密计划，他们决定找准时机劫机起义。当得知3月中旬有几架飞机要出动的消息时，王志云已单线联系好空中射击士和机械士20余人，并做好了劫机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狡猾的大队长张培义以“集中保管、避免锈蚀”为借口，下令收缴所有空勤军士的手枪。没有枪支难以劫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架架飞机飞走，真是心急如焚。面对更加森严的封锁，杜道时预感到，在通向光明的征途上，必然要经过一场惊险的生死搏斗。抱定奔向光明信念的杜道时，这时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4月10日，为避开中队长和特务们的“星期天拜访”，早饭后，杜道时携妻女搭车去海滩玩。来到海岸不久，他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急驶的汽车声。循声望去，从停在岸南路口处的一辆中吉普上跳下来几个人，打头的是空军第八大队政训室主任谢某。杜道时见敌人尾随追来，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着妻女沿海岸向北漫步走去。

正在这时，有一个身着浅绿色布夹克的修长身影，疾步向他走来。“杜分队长，可见到你了！”杜道时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朋友——原空军第八大队的机械员郝子仪。共同的爱国思想，早已把他俩紧密联系在一起。

4月16日晚10时，杜道时正要上床睡觉，郝子仪偷偷进来轻叩房门。郝子仪低声告诉杜道时，二十大队中队长毛尚贞（蒋经国的表弟）明天早晨要驾驶一架C—46飞机去南京，并安排他准备一架飞机。郝子仪便顺水推舟，专门挑了一架全大队最精良的333号，并将油加足。杜道时高兴之余，本想马上去通知本机组的起义人员，但因时间太晚，又处在敌人监视之下，自己又不便冒险去通知，最后只好作罢

因为空军严禁家属进机场，他们两人决定不带家属。告别时约定，明晨4点在新竹桥头相会，由郝子仪引领进机场。

4月17日黎明，杜道时折身而起，先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挂在脖子上，将早已用麦粒肿作记号的三张地图及各色铅笔等飞行用品揣入衬衣口袋，接着穿上一件机务人员常穿的浅绿色布夹克，告别妻子，悄无声息地溜出家门，并在4时前到达新竹桥畔。不一会儿，郝子仪也骑车赶到。郝子仪人地两熟，在机场门口，他向卫兵说来给中队长毛尚贞飞南京作机务准备的，就顺利进入了机场。

为便于行动，郝子仪此前已把飞机拖到跑道旁边的停机坪。一切都按预定的计划紧张地进行着。杜道时坐上正驾驶位置后，把手枪子弹推上膛递给郝子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神情严肃地说:“万一起飞出问题，你就朝这儿打，你也别让他们抓活的！”郝子仪犹豫了一下，最后点了一下头。

时针指向5点时，天色已经大亮，为争取时间，杜道时完成一系列飞行准备工作后，立即启动发动机，并加大油门，飞机左歪右斜地起飞了。离地后，两人相视而笑，为顺利起飞而庆幸。为避开地面障碍物，飞机急剧上升，脱离机场向西南方向插去。为免遭敌机追踪拦截，他们不直接往北飞，而对正航向朝金马、厦门市一带飞去。

飞到大陆上空位置后，杜道时立即向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方向飞去，因为此时江南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地盘，江北的徐州已经解放，徐州机场已经被我军占领。

杜道时飞到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交叉点上空后，他们遭到了敌机的攻击。为了确保飞机到达后的净空安全，他们又背离机场向东低飞，以迷惑敌机。失去目标的敌机因油少不敢盘旋，不久就返航“报功”去了。这时，杜道时他们才转向徐州机场飞去。

到达徐州我军机场附近后，飞机又升至500英尺。杜道时即按早已约定的联络方案，摇摆机翼、放下机轮，投下一个张开的白色保险伞，以示飞机请求着陆之意。在场的我空军接管人员看到了杜道时他们的联络暗号后，知道是起义飞机，急忙用电话通知防空部队，不要射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对敌机多次骚扰义愤填的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由于未看清他们发出的请降信号，把他们当成了中国国民党的偷袭飞机，一时枪林弹雨铺天盖地向杜道时他们的飞机打去。

杜道时在密集火力向飞机射来的刹那间，果断驾机俯冲降低高度，急转弯脱离市区，斜插跑道延长线，立即关闭油门，用大速度下滑，飞机两点着陆（即前主轮先接地），连蹦带跳地降落在跑道二分之一处。这是一次非常惊险的着陆，由于杜道时凭着坚定的信仰和高超的技术，终于使飞机安全降落了。历经7个半小时的艰苦飞行，他们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杜道时与郝子仪二人走下挂梯，握着欢迎人群热情伸来的手，看着一张张笑脸，听着熟悉的乡音时，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喜庆的热泪。他们把帽子上的中国国民党军徽撕下扔掉后，才乘车离开了机场。

4月23日，杜道时与郝子仪驾驶原机飞抵北平市。下午7时，他们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已经等候在那里。杜道时握着两位领导人刚健有力的大手，不由得心潮澎湃，再次涌出激动的热泪。

杜道时和郝子仪（机械师）带回的美制大运输机，编为8003号，参加了开国大典受检，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航线的开僻，一直服役至1985年。

杜道时二人起义三日后，百万雄师过长江。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再有起义事件，没有派飞机轰炸过江的解放军。因此杜道时二人的起义，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积极作用。

宴会时，周恩来和朱德特意让杜道时、郝子仪分坐在他们身边。席间，周恩来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亲切地勉励他们为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力量。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他荣幸地驾机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检阅。

杜道时驾机起义不久，国民党当局将杜道时的妻女驱逐出境。不久，她们也辗转回到了大陆。

1949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杜道时为航空局（后为空军司令部）训练主任兼助教课长。1958年后，杜道时历任空军某独立大队队长、航空某学院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副团长、顾问（师职）等职，1978年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几十年来，他先后在27个机种上安全飞行了4000多个小时，为新中国空军建设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人才，并在训练、空运、航测、开辟西藏自治区航线、保卫国土、抢险救灾等各项任务中，都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上级党委曾先后5次为他荣记三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三级解放勋章。

杜道时夫人李淑静，山东高唐县人。支持丈夫的策反工作。杜道时起义后，她带着女儿杜文更去八大队要人，十分勇敢。母女二人经历了单独审问，软禁，抄家，被驱逐至基隆市。在地下党帮助下，乘民生公司最后一班船，回到上海市。解放后，组织上找到此母女，送至北京，与已经担任空军司令部副科长的杜道时会合。李淑静1949年7月参军，参加了开国大典。1955年转业至中国一汽，多年的先进工作者。1985年3月病逝于西安市，享年68岁。

杜道时女儿杜文更，毕业于吉林大学英文系。中教一级英语老师。以海月笔名出版了《绿香蕉的故事》，《冬青树》两本书。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译协会员。1942年1月出生的她，退休后还在为少年儿童和祖国统一而写作。1997年从陕西省外贸公司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