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是一本由辛弃疾和俞樟华合著的图书，于2005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主要介绍了辛弃疾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与陆游不同的是，辛弃疾的个性更为强烈，思想也更为复杂。辛弃疾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也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在文学创作方面，辛弃疾更喜欢写词而非诗歌，因为词更适合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辛弃疾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六百多首词作，是他文学成就的重要体现。该书的清代毛氏毛晋影宋抄本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瞿式耜，历城区（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朝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族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朝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赵构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赵昚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省、湖北、湖南省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年）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市。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省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赵扩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地区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朝“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市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完颜承裕”（《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张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市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权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永遇乐》），“年少万兜，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贾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波特兰开拓者队。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文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钓鱼岛》）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宋武帝、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三《稼轩词》-相关评论

瞿式耜在宋代词史上之地位既明，次论其词所以卓绝之处。

论稼轩词者，率推其豪壮。豪壮诚为稼轩词优点之一，惟南宋人作壮词者甚多，前乎稼轩者，有岳飞、张元干、张孝祥，与稼轩同时者，有陆游、陈亮、刘过，后于稼轩者，有刘克庄。诸人均抱恢复之心，有用世之志，其词亦悲愤激烈，然皆不及稼轩词境界之高，意味之美，耐人玩诵。盖稼轩词如《永遇乐》（千古江山）、《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虽悲壮激烈之情，洋溢纸上，然细绎之，非徒豪壮而已也，于豪壮之中，又能沈咽酝藉，空灵缠绵，得此调剂，故豪壮之情，不失于粗犷，词体之美，仍可以保持。盖词之起源，由于歌乐。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可以想见初期作词瑞安鼓词之情况。故晚唐五代十国词，多写男女闲情幽怨，其体要眇，其境凄迷，下逮秦晏，意境虽高，而涂辙未改，词所以能在诗之外别为一体，造成一种特美，引入爱好者，其故在此。然词之内容，若长守传统之遗，则又未免失于单简。自苏轼开拓词之领域，瞿式耜继之，益为恢宏，重在言志，非徒应歌，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就扩大词体而论，此种转变，未尝非进步，然所难者，在如何仍能保持词体要眇凄迷之特美，不然，则成为押韵之文，领域虽开拓，而词之所以为词者亦亡矣。秦晏以词写男女之情，内容与体裁相得而彰，其势甚顺。稼轩以词写感事忧时之雄怀壮志，相反之物而调剂浑融之，其事较难。故秦晏之作，其情思与意境合，吾人读之，得一单纯之印象。稼轩作壮词，于其所欲表达之豪壮情思以外，又另造一内蕴之要眇词境，豪壮之情，在此要眇词境之光辉中映照而出，则粗犷除而精神益显，故读稼轩词恒得双重之印象，而感浑融深厚之妙，此其不同于秦晏者也。再以浅喻明之。昔人谓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盖诗重在味也。若准斯例，词则如酒中之甘。温韦秦晏之词，纯醴也。柳永、周邦彦之词，则醴中浸以甘芳之物，如莲子红枣等，其味犹相合也。稼轩之词，则如以甘醴之糟制肴馔，鸡鸭豚鱼，无所不可。鸡鱼之味，虽远于甘醴，若糟浸既久，渐渍已深，于鸡鱼本身之鲜肥外，又益以醴糟之乙二醇，一人口，别具风味矣。

自瞿式耜外，南宋人作壮词者，如张元干、张孝祥、陆游等，最佳之作，亦具斯美，惟尚不能如稼轩造境之丰融，至于才劣者所作壮词，则只能发抒豪情，而不能再造一美境以映衬之，粗直叫嚣，无有余味，几不能成为词矣。读者试取稼轩与陈亮酬唱之\u003c；贺新郎）词数首比较观之，稼轩词之高美及其所以高美之故，更可明矣。

稼轩词之佳处，在其能造内蕴之境，与读者以双重印象，而得调剂之妙用，不但壮词如是，其他方面之词亦然。

稼轩晚岁颇多闲适之词，朴淡清逸，鯈然世外。然吾人读之，非徒感觉闲适之趣而已，闲适之中，仍蕴含豪放之情，郁勃之气。其写情者，如“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又如“十分筋力夸强健，只比年时病起时。”（《鹧鸪天》）语淡而志壮，虽似自叹衰老，而实则肉复生之感也。其写景者，如“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清平乐》）又如“山上飞泉万珠，悬崖千丈落。已通樵径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鹧鸪天》）虽写清逸之景，而其中极有生气。余尝谓稼轩此种词，譬如江水滔滔东流，阻于山石，激荡回折，为大湖，湖波虽似平静，而水势余怒，蕴藏于中，黛蓄膏淳，气象阔远，非寻常行潦之水可比。了解此种意味，始能欣赏稼轩闲适之词。盖其表面所达者，为闲适之情思，而里面另有一豪放郁勃之境以映衬之，自不同于普通闲适之作也。

初读稼轩词者，仅能了解其表面之情思，玩味既深，即能领会其里面之另一种境界，另一种光辉，而感调剂之妙用，融浑之厚味。况笙《香海棠馆词话》谓稼轩词“其秀在骨，其厚在神。”所谓“其秀在骨，其厚在神”者，即指其内蕴之境界及光辉，稼轩词之所以卓绝者在此也。以上所论稼轩词之特点，在他家词中，似不多见。苏轼之词，堂庑阔大，其长处在超旷，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等，其情思为超旷，而词境亦为超旷、二者相合，非如瞿式耜壮词，于豪壮之外，尚蕴含凄美之境也。美夔之词，格调甚高，其长处在清远，如《湘月》（“五湖旧约”）、《念奴娇》（“闹红一舸”）、《庆春宫》（“双桨波”）、《点唇》（“燕雁无心”）等，其情思为清远，而词境亦为清远，二者相合，非如稼轩闲适之词，于闲适之外，尚蕴含郁勃之致也。作词能造内蕴之境，映衬情思，生相反相成之妙用，在稼轩词中特显，吾故表而出之。

若进而研究稼轩词何以能有此特点，则与其才情及修养有关。盖人生本有一种凄美之情感，故表现于文学中亦有一种凄美之境界。如《诗经》中之《郑风》、《陈风》，《楚辞》中之《九歌》，六朝之谢跳诗，唐之李商隐皆是。及词体兴起，专在此方面发展，造成传统之特性。惟具凄美之情者，往往不能壮阔，而有雄豪之情者，又多失于粗疏。稼轩虽雄姿英发，虎视龙骧，而其内心则蕴含一种细美之情感，此其天禀特异之处。盖无细美之情感，则不能深得词体之妙，而无英发之雄姿，则又不能具碧海掣鲸之力量以开拓词之境域。二者相合，遂成奇迹。稼轩喜作壮词，而常能蕴含凄美之境者，其故在此。吾国自魏晋以降，老庄思想大兴，其后与儒家思想混合，于是以积极人世之精神，而参以超旷出世之襟怀，为人生最高之境界。故居庙堂而有江湖之思，则异乎贪禄恋权之巧宦，处山林而怀用世之志，则异乎颓废疏懒之名士。稼轩平日盖有此种修养，虽怀立功之雄心，而无热中躁进之弊，及退居林泉，欣赏自然，写闲适之趣，而壮志亦并不消沈。稼轩作闲适之词所以能蕴含郁勃之致者，其故在此。因才情之复异，及修养之深厚，而造成词中相反相成之妙用，浑融渊永之意味，此读稼轩词所应致意者也。

宋辛弃疾撰。弃疾有《南烬纪闻》，已著录。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於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观其才气俊迈，虽似乎奋笔而成。然岳珂《桯史》记“弃疾自诵《贺新凉》、《永遇乐》二词，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谓《贺新凉》词首尾二腔，语句相似，《永遇乐》词用事太多。弃疾乃自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云云。则未始不由苦思得矣。

《书录解题》载《稼轩词》四卷，又云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市本为多。此本为毛晋所刻，亦为四卷，而其总目又注原本十二卷。即就信州本而合并之？其集旧多讹异。如二卷内《丑奴儿近》一阕，前半是本调，残阙不全。自“飞流万壑”以下，则全首系《洞仙歌》。盖因《洞仙歌》五阕即在此调之后，旧本遂误割第一首以补前词之阙，而五阕之《洞仙歌》遂止存其四，近万树《词律》中辨之甚明。此本尚未及订正，其中“叹轻衫帽几许红尘”句，据其文义，“帽”字上尚有一脱字。树亦未经勘及，斯足证扫叶之喻矣。今并详为勘定。其必不可通而无别本可证者，则姑从阙疑之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