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约1505年~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原籍太仓市，后移居苏州市，明代画家，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吴门四家”。

仇英出身寒门，幼年失学，曾习漆工，后改学绘画，因不擅诗书，其画作极少题跋。仇英移居苏州后得识文徵明，并拜周臣为师，主宗南宋“院体”，形成以严谨劲利为主调的艺术风格。中年时期，仇英画名渐起，经常受到富商和收藏家邀请至家中作画。仇英的艺术成熟期大致在嘉靖十年（1531年）至三十年（公元1551年）；嘉靖十六年（1537年），仇英受昆山市鉴藏家周凤来的邀请，在其家中作画六年；此后至嘉兴市收藏家项墨林家中作画十余年，期间广泛接触、观摩和临摹古代名迹。晚年，仇英与文徵明父子及其门生交往较为密切，其作品吸取“吴派”文人画之长。仇英的传世作品有《桐阴清话图》轴、《右军书扇图》轴、《柳下眠琴图》轴、《人物故事图册》《捣衣图》轴、《松溪横笛图》轴、《清明上河图》卷、《桃源仙境图》轴等。

仇英擅长绘画临摹山水、花鸟、楼阁、人物等，曾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其山水画多为表现评论士大夫林泉诗酒生活以及自然景色；其界画采用前人直笔界尺画线和青绿重彩的技法，对丹楼朱阁加以精绘妙制，工整细密、华丽端庄；其人物画以工笔重彩为主，尤善仕女，有“仇派”仕女之称。仇英的作品雅俗共赏，对传统的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有重大的发展。董其昌曾评价仇英，“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并认为仇英是赵伯驹、赵伯骕之后五百年来青绿山水画的一代名家。

约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仇英出生于太仓市一个贫寒家庭，从小酷爱绘画。幼年失学，早年是个负责涂漆的工匠，为人彩绘（绘制装饰画）房屋。

正德十二年（1517年），仇英由太仓来到吴县（今苏州市），结识了文徵明。同年，受到画家周臣的赏识，由此拜师周臣，正式开始学习绘画。

正德十五年（1520年），仇英与文徵明合作，创作了《摹李公麟莲社图》。

嘉靖十一年（1532年），仇英创作了《园居图》，绘写苏州文士王献臣在拙政园的居止活动。

嘉靖十六年（1537年），应昆山市鉴藏家周凤来的延请，仇英居住在周家，开始创作长达15米的画作《子虚上林图》。

嘉靖十九年（1540年）夏，仇英创作了《沙汀鸳鸯图》《双骏图》。同年，仇英被嘉兴市收藏家项墨林请到家中客居作画，因此得以观摹项氏家藏宋元名画千余幅。他潜心观赏，刻苦临摹，画艺大进。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仇英创作了《弹篌仕女图》《倪像》，并为周凤来创作了《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同年，仇英创作的画作《子虚上林图》完成。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文嘉、王祥、陆治等来访仇英，仇英请他们观赏刚画成的《钟馗图》，王榖祥赞赏不已，仇英就以图相赠，陆治为之补景。画好后，他们带着画去见文徵明，文徵明为仇英写了《草窗诗》。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仇英创作了《后赤壁赋图》。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仇英为项墨林创作了《孝经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仇英在项家博雅堂创作了《临宋元六景》册。同年冬，在项家创作了《水仙腊梅图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仇英创作了《松阴琴阮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仇英创作了《职贡图》。仇英可能在该年去世。

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等题材，画法苍秀，构思巧妙，笔墨俊雅。常临仿唐宋名家稿本，如《临宋人画册》和《临萧照高宗中兴瑞应图》，前册若与原作对照，几乎难辩真假。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精丽绝逸，无愧古人，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室，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画坛之杰出者。传世作品有《竹林品古》、《汉宫春晓图》卷（配图为此画局部）、《供职图》等。

仇英的山水画师法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唐朝、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有时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常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军容，皆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渭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张谦德在《清河书画舫》中对其评价说：仇英画“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

纵观仇英的山水画，大致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境界上不一味追求富丽堂皇或空漠冷寂的气氛，而在“秀雅纤丽”中有一种飘逸优雅的气息。所作山水多为表现士大夫林泉诗酒生活和清新旷远之自然景色。由于仇英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其画作中也少有诗文题跋，一般仅于画幅边角落款，未有诗画结合之面貌。但是所画丘壑泉石、烟云竹树、亭台楼阁、人物景色皆精描细染而又不失清秀雅逸的气韵。特别是他描写文人高士隐遁生活的作品，如《桃源高隐图》《蕉荫结夏图》《月下吹笛图》《园居图》《春夜宴桃李园图》等，无时不流露其隽秀飘逸的情怀，画卷气溢于笔墨之中。

其次，仇英的山水画虽隽逸优雅，“士气”十足，却少有一般文人画家笔下那种冷寂空疏的情调，而总是流溢出清新明丽的气氛，有的作品还充满蓬勃欢乐的意趣。如《莲溪渔隐图》中平远山水、溪岸水畔、房屋堂轩、茅舍鱼、田亩葱郁、小桥相通、行人往来，画面布局清旷，一片江南夏日情景，极富生活气息，给人以可游可居之感。再看描绘四川剑门关景色的《剑阁图》，画面峰峦重迭，远处是皑皑的雪崖雪峰，近处是重彩辉映的山峦，陡峭的绝壁上树木茂密，残雪覆盖，在崎岖的栈道上，人马众多，或隐或现迎面而来。人马动态各异，行人身着各式冬装，无不具体生动。此画画风工整，色彩浓艳，丰满壮观，可谓仇英青绿画法的代表作。仇英作品中这种浓艳而清新、壮阔而平朴的审美意趣与明中期整个美学思想的世俗化倾向相一致。

第三，仇英的山水画风格虽源于传统青绿和“院体”画法，但并不拘于一家一派的面貌。就其整个山水画而言，在技法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较为纯正的大青绿山水，山石勾勒后不用细，山脚以赭石分，以青绿重色染石面，然后每一块面再加染石绿，或分以扁青，使各山色协调而有分别，树木云勾勒精细。其《九成宫图》《桃源仙境图》等属此类典型之作。二是青绿画法与水墨画法相融合的一类。通常近处山石用小斧劈细细皴成，用青绿法以绿与石青相间染出，色不凝笔。远峰不作皴笔，以花青或石青、石绿和墨渍染而成，似有董源或沈、文画法之精神。《秋江待渡图》《莲溪渔隐图》《仙山楼阁图》等为此类代表作。三是以水墨皴染为主的画法，此类画法得到刘松年、李唐院体家法，山石用细笔小斧劈法，分面细，然于阴暗处和墨淋之，立即又以清水接染，绢地不吸水，故能产生含混融和的意趣，略见吴派绘画之影响。树法中增强转折趣味，衬以夹叶，叶叶分明，一枝一叶无不与实景契合。《松亭试泉图》《松溪论画图》等均属此类画法。 

仇英的青绿山水画不仅在明代画坛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对之后的画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例如：清代的王鉴、吴历等画家都受到仇英青绿山水画法影响。

因为无确切史料记载仇英的生卒年，所以仇英的生卒年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且各家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诸说：

仇英《职贡图》卷拖尾有一段彭年的长跋，其中有云：“实父名英，吴人也。少师东村周君，画得其法，尤擅临摹。东村既殁，独步江南二十年，而今不可复得矣。嘉靖壬子腊月既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而今不可复得矣”，今人皆解读为：仇英至少在壬子（1552年）腊月既望之前已经不在人世，对此均没有异议。彭年跋前还有一段文彭代文徵明所写之跋，署款“壬子九月既望题于玉山房”，跋中没有写到仇英是否过世。所以，各家均依此认定仇英卒年应为嘉靖壬子（1552年）九月既望（十六日）以后至腊月（十二月）既望之间。

至于仇英生年，紫都、耿静在编著的《仇英生平与作品鉴赏》中，依据文徵明传世的《湘君湘夫人图》来加以推断。图上文徵明自题画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另有王穉登题识谓：“少尝侍文太史，谈及此图云，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王履吉先生，今更三十年始独观此真迹，诚然笔力扛鼎，非仇英辈所得梦见也。”如果设定正德十二年（1517年）时仇英为20岁左右的青年，那么他大致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享年54岁。

此外，仇英《玉楼春色图》上有一段文嘉题诗和跋语：“仇生负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遗笔空山水。至今艺苑名，清风满人耳。偶见实父此图，不觉生感，乃题数字于上，览者尚当宝之。万历戊寅（1578年）仲春，茂苑文嘉记。”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他》一文中认为，题诗中的“盛年”一般不能超过五十岁，所以仇英卒年五十。书画鉴赏家万君超则据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四《题跋·画旨》记载：“黄公望、沈周、文徵仲皆大，仇英知命、赵孟頫止六十余。”及《画室随笔·画源》记载：“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若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据此认定仇英的卒年是嘉靖壬子（1552年），行年50岁。不过万君超也提到，因古人有将虚岁作为实岁的习俗，故50岁也可能是49岁。据此推断生年则可能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或弘治十六年（1503年）左右。另有享年51岁、53岁，55岁诸说，虽未定论，亦当相差不远。

明代画家文徵明：①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缪曰藻《寓意录》卷四著录《仇实父后赤壁图文衡山后赤壁赋》陈继儒跋转引）②实父虽师东村，而青绿界画乃从赵伯驹胎骨中蜕出。近年来复能兼二李将军之长，故所画精工灵活，极尽潇洒绚丽能事。（《《题仇实父画》》）③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也。（《仇实父玉洞烧丹图》）

明代书法家王宠：仇实父工于绘事，笔不妄下。树石师刘松年，人物师吴道子，宫室师郭忠恕，山水师李师训。其余唐宋名家无不摹仿，其妙以一人而兼众长。

明代书画家周天球：余往过李见实父为项墨林小照，用白描法，俨然如生，益信仇君绘事可以超元宋而造唐人之室矣。（《白描项墨林像》跋语）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仇英者，号十洲，其所出微，常执事丹青，周臣异而教之。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其临笔能夺真，米襄阳所不足道也。尝为周六观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谓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也。使仇少能以已意发之，凡所挥洒何必古人？（《艺苑言》附录四）

明代文学家王穉登：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愧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吴郡丹青志》）

明代文学家李维桢：吴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笔为衣食，真赝美恶之辨亦纷纷与兰亭不殊。（《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书兰亭卷后》）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盖五百年而有仇英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若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大日如来也。（《画室随笔·画源》）

明代书画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赵千里原本（指《阿房宫图》）并宋曾书杜牧赋，项元汴收得时图逸去，乃请仇英补之，纤丽之极。

明代书画收藏家张丑：（《贤劳图》卷）前后凡十三段，全法宋名家，惜其仅画一人一家之事，故不为世所知，其品实出《中兴瑞应图》上，人物山水旗帜军容，种种臻妙。

清代文学家张潮：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虞初新志·戴文进传》附）

中国近现代画家张大千：十洲画，人第赏其工笔者，不知其意笔实远过之。予旧收其八尺堂轴《老妪乞书图》，神妙真欲令刘、李失色，何论戴文进、吴小仙辈。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单国霖：仇英可谓是一位作家与士气兼具的多能画家，他虽然出身非士流，但由于他在绘画上的精深造诣，得以和沈周、文徵明、唐寅等著名文人画家比肩雁行，被合称为“吴门四家”，在明代画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2012年6月，由中国将军书画院、中国网络电视台、泉州至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展播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 

2014年10月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明四大家特展”之仇英作品展，共展出38组件，包括仇英及其相关的画作。 

2015年9月9日，《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新书发布式暨《仇英模清明上河图》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艺术中心举行。11月8日，“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幕，共展出来自海内外的31件仇英画作。 

2017年11月30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回眸600年——从明四家到当代苏州市”绘画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2019年12月19日，由深圳市至正文博集团主办的“盛世长卷—仇英《清明上河图》真迹沉浸特展（暨明代吴门画派精品展）”在深圳市华润大厦艺术中心美术馆开幕。 

2020年3月，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推出筹备十年之久的“真相所在——仇英艺术特展”，共展出60余件与“明四家”仇英相关的书画作品，包括45件仇英作品、17件其他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画作，如仇英临摹过的宋元经典原作，还有仇英同时代的师友作品。

2022年4月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宝聚焦”专室迎来换展，展出仇英的《秋江待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