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1905年6月30日—1998年8月17日），出生于陕西韩城北原井溢村，中国共产党员，翻译家、苏联问题专家。曾任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长期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1925年，师哲进入开封市陆军训练学校学习，7月底，被选送赴苏联学习，开始了留学生活。1926年10月，师哲在基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10月，转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928年，师哲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兼任翻译及文化教员。1929年10月至1938年3月，师哲被派到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其间亲历了前苏联的肃反运动，1939年，专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期间为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翻译工作。

1940年3月，师哲随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及任弼时等人回国。1940年3月25日，师哲抵达延安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延安，师哲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主要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和毛泽东接见苏联客人的翻译工作，亲历了中苏就有关皖南事变、整风运动、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往来电文的翻译工作。1943年1月，师哲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县、渭河平原基层工作。

1944年8月，师哲被调到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中共七大后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7年3月，他奉命往返于陕北地区和晋西之间，翻译中苏领导人往来电文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8年3月，师哲跟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镇，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1949年，师哲主持创建中央俄文编译局，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1957年1月，师哲离开中央，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不久后，被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康生抓住把柄，开除党籍，下放到扶风县。1962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罪名，从而被软禁，同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急电精神，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交代问题。从此师哲开始了长达13年的囚禁生活。1975年5月，师哲被释放出狱，因他的“案子”并未结束，仍被下放到陕西扶风。1979年春，师哲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中组部做出了“师哲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1980年，师哲恢复工作，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原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1998年8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师哲曾参与《毛泽东选集》1—3卷俄文版的翻译工作，撰写并完成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峰与谷》等书籍。

1905年6月30日，师哲出生于陕西韩城北原井溢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进义学读书，1919年，师哲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他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在共产党员魏野畴等人的影响下，于1924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春到河南加入国民二军，进入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当时，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招收赴苏留学人员。7月底，师哲被选送赴苏联，进入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工程专业，开始了留学生活。1926年10月，师哲在基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10月，他转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928年，师哲从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兼任翻译及文化教员。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人员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

1929年10月，师哲被派到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直至1938年3月。在此期间，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抗日将领马占山赴苏后被宣布为汉奸，师哲曾充当软禁马占山的“监护人”，1931年，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破坏，致使师哲回上海的计划落空。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同年9月，师哲到莫斯科寻找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被临时安排到莫尼诺儿童院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1939年，专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期间为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翻译工作。

1940年3月，师哲随在前苏联治伤的周恩来及任弼时等人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回国途中，周恩来将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师一哲定为师哲。1940年3月25日，师哲抵达延安市，在延安，师哲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主要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和毛泽东接见苏联客人的翻译工作，亲历了中苏就有关皖南事变、整风运动、重庆谈判等事件往来电文的翻译工作。1942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主席在中央礼堂观看周恩来带回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师哲担任口语翻译。此后，师哲就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俄文秘书。

1943年1月，师哲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县、关中，接受基层工作的考验，1944年初，师哲回到延安市，中央、西北局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师哲为锄奸保卫战线上的模范工作者，8月，被调到社会部一室任主任。1945年，师哲离开社会部，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7年3月，师哲奉命往返于陕北地区和晋西之间，翻译中苏领导人往来电文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8年3月，师哲跟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镇，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政治秘书，接触高层核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央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师哲担任随行翻译。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开始长达三个月的首次访苏。在访问的过程中，中苏双方尤其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快，师哲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双方做了许多解释和沟通工作。同年，师哲主持创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并任局长、校长和社长。1950年初，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师哲与尼古拉·费德林、尤金一道负责中文译俄文工作。1951年1月，师哲、费德林翻译的《实践论》单行本在苏联出版。1950年10月至1952年，师哲随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五次访苏，商讨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停战、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等问题。1952年后，苏联陆续出版了由师哲负责翻译的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1953年夏，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被取消，师哲的位置由江青代替，这也是江青摆脱延安市时期的“约法三章”，介入政治的开始。1954年，师哲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一次购买了200本农村实用图书，托侄儿带回韩城市，捐赠给家乡井溢村，开办了村上的图书馆。同年，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五周年庆典活动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师哲担任翻译，随后陪同赫鲁晓夫前往南方参观游览，担任翻译。4月至7月，师哲随周恩来出席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会议--日内瓦会议，担任了俄文翻译和照顾周恩来生活的工作。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师哲随朱德访问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期间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波匈事件”后，师哲再次随刘少奇等人访苏，商讨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对策，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1957年1月，师哲离开中央，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生活小事，被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康生抓住把柄，乘机以泄私愤，无限上纲，坚持将师哲开除党籍，并下放到陕西扶风。1959年至1962年，师哲在扶风农场“戴罪”劳动。1962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罪名，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他利用受审查的时间，认真研读、校对了《列宁全集》中俄本。同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急电精神，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交代问题。从此师哲开始了长达13年的囚禁生活。

1975年5月，师哲被释放出狱，虽然结束了铁窗生活，但他的“案子”并未结束，仍被下放到扶风县，在那里又度过三年。1978年冬，师哲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中奉召回京。1979年春，师哲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中组部做出了“师哲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在王震的建议下，师哲于1980年恢复工作，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原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随后，师哲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写回忆录的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

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而后将他保存的回忆录的草稿交给李海文。1998年8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中央组织部审定的“师哲同志生平”里，他被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联问题专家”，最后一个身份则是“副部级离休干部”。

师哲的爷爷是个勤苦的庄稼人，在沟内开出几十亩山地，白手起家，辛苦经营，父亲师云汉是村中有名的读书人。

师哲的第一任妻子是贾静春，两人育有一女师秋朗。1938年底，师秋朗和贾静春到了陕甘宁边区，经先期到达延安市的师叔德介绍，进入鲁迅师范上学，师秋朗当了文艺干事，贾静春被选为班长。其后因国共关系交恶，地处交界小镇马家堡的鲁迅师范迁往延安，师秋朗就此与参加工作的母亲分开生活。最后贾静春和师秋朗在与师哲失散多年后，在任弼时的帮助下见到师哲，而后师哲与贾静春离婚。离婚后的贾静春和从自然科学院毕业的师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边区政府，建国后贾静春担任侨联工作，由上级撮合与一位长年单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国华侨结婚，师秋朗则先后在统计暨普查局、青岛海洋研究所等地工作。

1929年10月至1938年3月，师哲在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其间，经人介绍，认识了苏共党员阿里亚。两人于1934年5月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女。

师哲与贾静春离婚后，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当时康生的秘书，两人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师哲入狱后，周惠年与其离婚。

“绥德县特务案”是陕甘宁边区反特斗争中的一个假典型，案件于1943年5、6月破获，说是绥德特务分子在国民党榆林总部的指使下，在4、5月间决定了一个大阴谋，企图暗杀绥德分区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以制造混乱，配合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案子破获后，逮捕了很多人，许多与案件无关的人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弄得人心惶惶。1943年7月，师哲同布鲁、薛克明等四五个同志受组织委派去绥德。师哲到绥德后，经过初步了解，发现了不少错捕、乱捕的现象。他大致掌握了情况后，立即叫停了大规模抓人捕人的活动，并释放了一些无关人员。在开展“抢救”运动的同时，师哲还处理了一大批小偷、二流子、吸食鸦片犯，他将这批刑事犯集中于二郎山劳动改造，迅速改善了社会治安，稳定了人心。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整顿工作，斗争形势渐渐稳定下来。1944年4月以后，按照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师哲开始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绥德特务案”到1945年也甄别平反了。

1943年的11月，师哲南下关中，担任边保一局（保卫局）局长，担负着“反奸肃特”的重任。师哲此次南下关中还身负着一个神秘的使命，就是调查中国国民党特务名单上出现习仲勋等共产党领导干部名字的问题。师哲来到关中分区驻地马栏革命旧址以后，一边开展秘密调查，一边翻阅截获的国民党电报，他在翻阅记载有“习仲勋给情报”字样的电报时发现，习仲勋同志调离关中快一年了，怎么能给敌人提供情报呢，经过一番摸底排查，最后疑点集中在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身上。师哲随即决定同关中分区保安分处的几名干部，带着几个地方武装，深夜潜入杨宏超的住宅，控制杨宏超后，连夜押送到马栏，师哲和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突击审问，得知给中国国民党的情报是由杨宏超自己编的。通过破获这起假情报案，师哲终于查清了习仲勋名字出现在国民党特务名单上的原因，为习仲勋同志正了名，一年后，习仲勋被提拔为西北局书记。

师哲二十岁投身革命，经历过战争、肃反、党内争论，也犯过错误；一生大起大落，命运多舛——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不平凡的经历磨炼了他，使他更加坚强、刚毅，百折不挠，师哲有老共产党员特有的达观、积极、奋进，一生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个性、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富有真知灼见，能够形成一家之言。（北京日报评）

师哲的一生，是为党勤奋工作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历经磨难，但丝毫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在他参与和主持的各项工作中，始终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出色地完成任务。师哲为人坦诚、磊落，敢于坚持真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优秀的政治品质。（渭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评）

师哲故居位于韩城市西庄镇井溢村，整座院落坐南面北，由门房、东西厢房、上房（已毁）组成。门房面阔五间14.4米，进深4.5米，设实木板楼，硬山顶，灰布板瓦，素面脊，明间设木板入户门，门框上方设门簪，额题“鸣珂居”，其上有木挂落，门内设置四扇木屏门。东厢房面阔五间13.2米，进深2.8米，带前廊，廊深1.3米，硬山顶，灰布板瓦，素面脊，梁架为三架梁前带单步梁，前檐设木格扇门窗，檐檩下施木雕枋。西厢房与东厢房对称，建筑风格相同。于2018年7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2月被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列入陕西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对研究韩城市革命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