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曜（生卒年不详），北魏著名佛教高僧，籍贯武威郡（今武威郡武威市）。他是石窟寺的创始人，曾译有《大吉义神咒经》一卷。昙曜年少时出家，原在凉州修习禅宗思想，受到太子拓跋晃的礼重。

拓跋焘废佛教后，北地经像零落，佛教活动断歇，沙门多还俗，但昙曜道心坚固，始终如一地坚持修行。太子拓跋晃多次劝说，昙曜坚持自我，受到众人敬重。《魏书·释老志》写道：“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减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拓跋濬拓跋濬出巡时，遇到昙曜，马咬住昙曜衣袖不放，拓跋濬对昙曜礼重有加，下令在平城区（今大同市）西武周山上开凿石窟。昙曜主持开凿的五座大型石窟，被后人称为"昙曜五窟"。昙曜最后卒于大同市。

昙曜，生年不详，约卒于487—489年间，籍贯凉州（一说为罽宾人，今指克什米尔一带）。他少年出家，修行禅法，坚守戒律，节操高拔，是北魏时期佛学修养最深、最有才华的一位高僧，在天文、地理、佛教、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魏书·释老志》和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靖迈《古今译经图纪》都有记载。

昙曜年轻时期所生活的时代是匈奴族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在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他受到了太傅张潭的特别礼遇。太延五年（439年）六月，北魏进攻北凉，至九月到达姑臧城外，沮渠牧健开城投降，北凉灭亡。据《晋书》记载，北魏迁走了姑臧城内的僧人工匠3000人，以及老百姓3万户到平城。作为凉州最负盛名的僧人，昙曜也在这些迁徙的僧团之中。

到达平城后，昙曜历经北魏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深得皇帝知遇和礼敬。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发生了灭佛事件，诛沙门、焚寺院、毁佛像，许多僧人纷纷还俗以免惨遭杀害。惟有昙曜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劝告，他仍然密持法服器物。《魏书·释老志》写道：“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减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

452年3月，文成帝拓跋浚兴安即位。这年年底，朝廷准许复建佛图，允许老百姓出家为僧，佛教再度兴盛。不久，文成帝特任昙曜为沙门统，让他负责管理平城的僧众，并加快整修荒废的寺宇。《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五凉时期，凉州佛教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开凿石窟、雕塑佛像、翻译佛经，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为佛教东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高僧传·昙摩密多传》亦载：“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也载：“于州南北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遵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姑臧城内的清应寺、姑洗塔就始建于前凉时期。

460年，昙曜来到平城已经21年。这一年里，文成帝命昙曜主持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石窟。赵武灵王以来，武州塞便成为由蒙古高原进入中原内地的交通要塞。武州山与武威天梯山均为砂岩结构，是凉州僧人十分熟悉的雕刻石料。《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带领凉州僧人开凿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冈第16至20窟，学者谓之“昙曜五窟”。

拓跋濬即位的第二年，即北魏兴安二年（453年），被朝廷徵至京都平城（今大同市），文成帝把他礼为帝师。和平初年（460年），道人统宾沙门师贤去世后，昙曜继任，改名为沙门统。就在沙门统任上，他征得文成帝的同意和支持，在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始了云冈石窟伟大工程的兴建工作。关于他兴建此项大工程的动机和目的，还得从北魏太武帝灭佛谈起。

拓跋焘拓跋焘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祖父。他即位时富于春秋，心雄志壮，东征西讨，锐意开疆拓土，创建一个空前强盛的大帝国。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立国于河西的沮渠氏北凉国，就是被他吞灭而并入北魏版图的。但军事扩张的成功，同时也加剧了北魏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其中佛、道两教的矛盾最为尖锐，势同水火，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起义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众至十余万，拓跋焘率师西征，抵达长安，在长安寺中发现藏有大量兵器，以及酿酒器具、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财物，还有隐蔽用作与贵宝女淫乱的屈室，不禁勃然大怒。随行的大臣崔浩是道教信徒，一向主张崇道抑佛，此时趁机进言，要求废除佛教，以防后患。刚愎粗悍的太武帝便轻率地作出了灭佛的决定，命令把寺庙尽行拆毁，佛像、经典一概焚烧，僧尼全部坑杀，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劫难。

由于同情佛教的太子晃缓宣废佛诏书，一部分僧人得以逃匿避难。昙曜就是因此而死里逃生的。他是一个信仰坚定、很有操守的僧人，在对僧徒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尚贴身穿着法服，没有片刻离身。复佛之后，他痛定思痛，总是考虑想一个万全之策，使佛教能够永远流传，不致因一时的政治权力的迫害而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他任沙门统之后提出的凿窟雕佛建议，便是他的总体计划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从皇室方面来说，拓跋焘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既已雷厉风行的废佛，难于骤然改变政策。拓跋濬即位后（他的父亲拓跋晃先于太武帝死去），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忏悔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还从人力物力上给予积极的支持。

昙曜选择武州塞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是因为这段断崖的水平层为砂岩石结构，最适合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拓跋焘平北凉后由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熟悉西域佛影窟的体制，还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构思起来有例可循，但他只把旧例作为借鉴，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昙曜所开创的石窟共有5座，含有为北魏太祖以下五方上帝祈福的意义。每座规模都很宏大，窟内各雕一尊石像，高达40尺至45尺，第5座的石像最大，高约50尺，总名为灵岩寺。其中最大的石窟可容3000多人，东头佛窟所常供养1000僧。各窟雕饰之奇伟，艺术形象之丰富精美，可说是旷古所无，令人叹为观止。

在昙曜之后，石窟的开凿没有停止。拓跋濬之下的历代帝王，倾全国的赋收入，旷日持久地继续浩大的凿窟雕像工程，遂成今天所见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

昙曜弘扬佛教，使之永远流传的事业，除了开凿佛窟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最重要者则为译经和设置僧祇户、佛图户两事。

他的译经工作始于和平三年（462年），在刚刚修成的武周山石窟寺约集一批学问僧，配合印度僧人译出《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方便心论》1卷，《付法藏因缘传》6卷，《杂宝藏经》8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的翻译最能体现昙曜的深意。此传记述了释迦佛之后24代佛祖绵延不断传续佛法的情形，昙曜抓紧将它译出，寄托着自己和后人继续使佛法永传不绝的祈愿。

昙曜又奏请将打下青州市时俘虏的百姓，及一般百姓中能每年上交60谷物给僧曹者，作为“僧祇户”，上交的谷物称为“僧祇粟”，拨归给佛教教团管理使用；又请将犯重罪的囚犯和官奴婢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扫洒之役，兼为寺院种田交粟。这些奏请都获得文成帝的批准。于是僧祇户、粟和佛图户遍布于各州镇，从此寺院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每座寺院实际上成为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户的封建庄园。很显然，昙曜奏请设立僧祇户、粟和佛图户的目的，就在于使寺院摆脱单靠施舍赏赐过日子的被动局面，在自身稳固的经济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从早期、中期、晚期石窟风格的不同，可以看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感受早期云冈石窟艺术，一定要看“昙曜五窟（16-20窟）”。《魏书·释老志》（卷114）中有明确的记载：“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五窟”由著名高僧昙曜主持开凿，是开凿最早的五个石窟，也是最具皇家象征的五个石窟。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展现了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2019年8月，云冈石窟保护修复研究室开始进行第11-13窟的保养工作，针对粉尘、裂隙、空鼓、分离等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2006年电视剧《北魏冯太后》：沈保平饰演昙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