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925年—975年），高丽第四任君主，王建王建的第四子，王尧王尧（高丽王朝第三任君主）的胞弟，母为神明太后刘姓。他在949年受禅即位，广顺三年被后周册封为高丽国王。

在兄长定宗王尧在位时，王昭就参与诸多事务，积累政治经验，还与兄长联合应对朝中危机。定宗王尧在位后期身体欠佳且变故多，949年王昭从病重的兄长手中接过皇位，即位初期国内局势不稳，各方势力暗中角逐。在统治举措上，政治方面他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官职改革、整顿吏治、打压地方豪族，巩固王权，提高行政效率；军事方面整军经武，面对辽朝威胁积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加强边境防御，利用军事力量维持国内稳定，在平内乱和御外敌中发挥关键作用；文化方面尊崇佛教，兴建、修缮开泰寺等众多寺庙，促进宗教文化繁荣，稳定民心。对外关系上，与契丹复杂多变，契丹干涉内政和军事威胁，王昭领导抵抗，在军事和外交中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王昭后期面临国内财政压力和贵族不满等问题，975年王昭离世，被追尊为光宗，谥号为大成，葬于宪陵。

高丽天授八年（925年）出生于开州区（今朝鲜开城）。是王建王建第四子，母亲神明太后刘姓是忠州市地方的豪族刘兢达的女儿，在王建的29名妻妾中排行第三。此前已为王建生育了安贞淑仪公主和王泰、王尧两个儿子。自幼具有“英奇之表，岐嶷之姿”，颇得太祖王建的宠爱。虽为神明顺成王后所生，却为王建另一夫人——信州院夫人康氏所抚养。即位前被称为“王昭君”。

王建于清泰三年（936年）完成了对后三国的统一，仅过7年便留下《十训要》而撒手人寰了，正（太子）王武继位，是为惠宗。王建一死，高丽就进入危机四伏的瓶颈期。由于王建生前与豪族广泛联姻，而惠宗母家“侧微”，基础并不巩固，所以与王建联姻的各方豪族都想让自家女子所生的儿子登位，一时风声鹤，暗潮涌动，惠宗为防不测，不得不“左右前后，常以甲士相随”。

开运二年（945年）与其兄王尧一起被王建的亲家之一王规所诬陷，惠宗不予理睬。不久后司天供奉崔知梦上奏：“流星犯紫微，国必有贼。”惠宗认为是王规陷害王昭兄弟的征兆，便让自己的长公主（即庆和宫夫人林氏，王昭的次妃）与王昭成亲，以巩固其势力，因此王规陷害的阴谋无法得逞。

开运二年（945年）九月，各方矛盾达到白热化。据正史记载，先是受王建顾命辅佐惠宗的重臣朴述熙被王尧怀疑有有异志，便遭流放于甲串（在江华岛），王规假托王命杀死朴述熙；然后镇守西京平壤的王式廉将军与王尧合谋，率军入京，在惠宗病死后扶王尧即位，是为定宗，次日就诛杀了王规及其同党三百余人。惠、定之交的政局表面上是王尧联合王式廉诛杀图谋不轨的王规，忠臣朴述熙被误杀，王尧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被群臣推戴即位。但现代学者推测被史官掩盖的事实是王尧、王昭兄弟利用惠宗病重发动宫廷政变，以王式廉镇守西京的兵力为后盾，先后除掉了代表惠宗势力的朴述熙和代表外戚豪族势力的王规，使王尧夺取王位。

刘承祐二年（949年）三月十三日传位于王昭，自己也在当天逝。有人猜测，可能联合开国功臣朴守卿发动政变架空了王尧，得以迫使王尧传位于己。

接受阴谋与政变的洗礼而成为高丽国王的王昭，面临着如何处理功臣、豪族势力并强化王权的遗留问题，以及使新生的高丽国顺利度过瓶颈期的历史使命。即位之初，他采取渐进路线，竖立垂拱而治的明君形象，避免直接触及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即位后不久，就命令朴守卿等考定高丽建国以来的功臣，分四等赏赐，一方面稳住豪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对豪族的管理和控制。翌年正月，大风拔起宫中树木，王昭认为是凶兆，询问除之术，司天台上奏：“莫如修德。”从此王昭开始读《贞观政要》，并建年号为“光德”。他所重用的人物朴守卿、信康、式会等均为功臣。王昭统治前期的稳健政策得到后人高度评价，成宗朝的崔承老说：“赵惇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仪制，颇有可观。”

除此之外，还继续与中原王朝保持册封朝贡关系。听说后周取代后汉的消息后，便于光德三年（951年）派广评侍郎徐逢率领97人的使团朝贡后周。

光德四年（952年）年正月郭威郭威接见了高丽使臣。二月郭威决定册封为王俣，遂派卫尉卿刘皞、通事舍人顾彦浦出使高丽，但刘在途中饮酒过度而死，随后顾彦浦遭海难淹死了。同年九月郭威另以太仆少卿王演假卫尉卿、右卫率府吕继假将作少监，出使高丽完成册封。十二月下令遵奉后周年号，改光德四年（952年）为广顺二年。得到后周的册封后，王昭的权力更加巩固，也为他后来强化王权、削弱豪族的一系列举措做好铺垫。

“无为而治”结束于显德三年（956年）此后开始全面深化改革，巩固高丽王权。关于王昭为何突然开始改革，一种看法认为他即位之初依靠功臣、豪族的做法到底还是不能起到巩固王权的效果，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主动对策；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一开始就决定全面改革，所采取的稳健政策的背后是在暗中积蓄力量，时机成熟就利剑出鞘。这一年下诏施行“奴婢按检法”，将被豪族非法掳为奴婢的良人予以解放，这对豪族的势力无疑是一大打击。

显德五年（958年）下诏举行科举考试，开科取士，吸收更多人才加入统治集团，以从政治上稀释豪族势力。

显德七年（960年）定百官公服，以开京为“皇都”、唐长安城为“西都”，建年号“峻丰”，甚至还可能采用了“皇帝”的尊号。

推行如此大刀阔斧的王权强化举措，与他任用中国人双冀是紧密相关的。双冀是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

显德三年（956年）随加封使薛文遇来高丽，因患病而滞留高丽，王昭与之接触后深感其才可用，遂挽留他并任命为元甫翰林学士，委以重任。正是这一年启动了他的改革事业，而科举制也是在双冀的建议下实行的。当时从中国来到高丽做客卿的显然不止双冀一人，比如双冀的父亲双哲听说儿子被重用，便投奔高丽，被拜为佐丞；南唐泉州人蔡仁范来高丽时被王昭挽留，封官赐地；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融也可能来自吴越。对这些“投化汉族”待遇非常优渥，乃至夺取臣僚第宅及女子给他们，引起高丽大臣的不满。可见任用双冀等中原地区人，一方面便于导入了中国制度为他加强王权服务，另一方面也起到牵制和削弱功臣、豪族势力的作用。

从显德三年（956年）到峻丰元年（960年）间强化王权的举措无疑会损害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宫廷气氛再度波云诡谲。

峻丰元年（960年）评农书史权信告发大相俊弘和佐丞王同谋逆，贬黜二人官职。此后十多年间，王昭鼓励告密，屡兴大狱，展开了对功臣、豪族的清洗，统治阶层人人自危。史称：“自庚申（960年）至乙亥（975年）十六年间，奸凶竞进，谗毁大兴，君子无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论其主，上下离心，君臣解体，旧臣宿将，相次诛夷，骨肉亲姻，亦皆灭”。功臣朴守卿因其三子蒙受冤狱而气死，崔知梦也被随便找借口而放逐。在王室内部，异母弟东阳君王垣（孝隐太子）因涉嫌谋反而被赐死，惠宗与定宗的独子均被杀死，就连唯一的儿子王伷也饱受猜忌，朝不保夕。王接替继位后，所释放的蒙冤入狱者就达数千，还不包括已被处死者，在位后期的恐怖政治的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对功臣、豪族的不断肃清，安全感也日益降低，于是大规模扩充侍卫军。史称：“光宗信谗，诛责将相，自生疑惑，增益军数，简选州郡有风彩者入侍，皆食内厨，时议以为繁而无益。”另外，他还于峻丰四年（963年）七月创建归法寺，多次举行法会、斋会，热衷佛事，笼络均如、坦文等高僧大德，企图利用佛教势力以博得民心、对抗豪族。

开宝八年（975年）五月二十三日去世，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一岁。死后庙号赵惇，谥号大成，后经累朝加谥为“弘道宣烈平世肃宪懿孝康惠大成大王”，葬于松岳北麓之宪陵。太子王伷继位，是为景宗。

考定功役

统治时期的主要课题就是削弱功臣、豪族势力，强化以国王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制。他在位前7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常读《贞观政要》，修习帝王之学。在此期间，政治举措就是于刘承祐二年（949年）八月命大匡朴守卿等考定开国以来有功役者，分为四等，四役者赐米25石，三役者20石，二役者15石，一役者12石。

抬高国格

显德三年（956年）以后，开始推行以强化王权为目标的改革。从顶层来看是抬高国格，他先后使用了“光德”、“峻丰”两个独立的年号（一说“峻丰”年号是为避太祖王建、世祖高丽世祖之名讳而改正的宋朝“建隆”年号，谈不上高丽自己的年号），显示高丽国的自主性，并称开京为“皇都”、西京为“西都”，甚至可能对内自称“皇帝”。不过他只是每逢中原地区改朝换代时建元，一旦中国政权稳固就取消年号，可以看出他的局限性。

实行科举

采纳中国人双冀的建议，于显德五年（958年）五月开科取士，亲登威凤楼放榜，赐崔暹等及第。据说首次科举时还出现了“白头鹤来仪”的祥瑞。科举施行一时传为盛事，即使是愚夫愚妇也以科举为荣，勉励子弟好好读书应试。对于王昭而言，科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冲击了豪族支配体制。他十分重视科举选拔的文人学士，连日召见他们，甚至谈论到深夜，并与他们饮酒赋诗。他在位时一共举行了8次科举考试，取士39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起初是诗、赋、颂及时务策，峻丰元年（960年）只考诗、赋、颂，干德二年（964年）恢复时务策。王昭行科举，使高丽“文风始兴”，科举考试在朝鲜半岛延续近千年，直到朝鲜王朝末期的“甲午更张”才宣告废止，可见这是王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

制定公服

峻丰元年（960年）三月制定百官公服，将官员分为紫衫、丹衫、绯衫、绿衫四等，从而规范了朝臣等级，整合了统治秩序。

官制改革

统治时期，还对高丽的官制进行了部分调整。当时高丽虽设三省，实权机构只有广评省（相当于中国的门下省）；军权则集中于徇军部，这些都是豪族垄断中央政权的重要渠道。

峻丰元年（960年）下令改徇军部为军部，改内军为掌卫部，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缩小广评省权力，提高内议省（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中书省）权力，为王治时的全面官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恐怖政治

强化王权的举措显然会招致功臣、豪族势力的阻挠，这种尖锐的矛盾发展为大清洗，即王昭在峻丰元年（960年）起到去世的十多年间所施行的恐怖政治。在许可下，告密之风大盛，奴婢告发主子、儿子告发父亲如家常便饭，以致监狱人满为患，王昭不得不另设临时监狱（假狱）。大量无辜者被冤杀，很多连宗族都无法保全，人人自危，不敢偶语。对功臣诛戮尤甚，到他死后，剩下的旧臣不过40余人。恐怖政治给豪族势力造成致命打击。太子王伷即位后，立刻进行拨乱反正，豪族势力又有所恢复，但再也无法对王权构成威胁了。

经济

在经济上，在即位当年就命元甫式会、元尹信康（元甫、元尹均为官阶名）等定州县岁贡之额。同时开始派量田使前往各地丈量土地。

开宝六年（973年）十二月颁布奖励开垦陈田者的法令。通过这些经济举措，确保了高丽国家的税收来源，更为景宗朝颁布田柴科制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显德三年（956年）实行“奴婢按检法”。罗末丽初大乱时，许多百姓在战乱中被俘为奴，太祖王建本来想释放奴婢，但害怕触动功臣既得利益，没有实行。王昭正式付诸实施，功臣们都敢怒不敢言，只有大穆王后大力进谏劝阻，不听。于是高丽的奴婢们扬眉吐气，告发主人，这对功臣、豪族势力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峻丰四年（963年）设济危宝（宝即“铺”），作为救济与治疗贫民的福利机构。

军事

延续对辽朝的敌对与警戒政策，不断在北部边境筑城，在刚即位的光德二年（950年）便修筑了长清镇和威化镇，后陆续在清川江围歼战流域修筑了13镇，同时在东北面修筑了长平、博平县、高州等城镇。筑城一面是防御契丹和女真的侵入，一面也巩固了新开拓的北部领土。

文化

采取崇尚佛教的文化政策。对佛教的笃信可以从光德四年（952年）秋他在发愿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时所撰的题记窥见：“菩萨戒弟子王俣王昭，以我国光德四年岁在壬子秋敬写此经一部。意者昭谬将冲幼，获嗣宗，机务既繁，安危所系，是以每倾心于天佛，因勤力以祈求，所感必通，事无不遂，故欲报酬恩德，辄有此愿。谨记。”他在位时，实行僧科制度，确立僧阶僧职。相对于当时流行的禅宗，王昭更偏爱华严宗，在他创建的6个寺庙中，可知宗派的4个就有3个属于华严宗。华严宗僧侣均如也极受王昭宠信，后期均如失宠，王昭重用惠居、坦文等僧侣，先封惠居为国师、坦文为王师。

开宝七年（974年）惠居圆寂，坦文接任国师，翌年三月坦文圆寂，也在两个月后薨逝了。

杀人如麻，为了消除罪业，于是经常举行佛事。他有时设毗卢遮那忏悔法，有时在庭给和尚施斋，有时在归法寺设设无遮水陆法会，每到浴佛节就给僧侣施斋，有时将道场的饼果拿出去施给乞丐，并一年四次遣使者放生，并在放生处寺院开讲佛经。他还禁止杀生，御膳中的肉类都不让御厨宰杀，而是从市场购买。他甚至下令全国臣民忏悔，让他们担负谷、柴炭、豆施与路人。在王昭的崇佛政策下，许多乞丐与罪犯化装成僧侣混入斋会，可见佛事规模之大。

统治时期还模仿中原制度，开设史馆，编《三国史》（已亡佚）。

社会

统治时期，中原主要历经了后周和北宋两个王朝，王昭继续维持太祖王建以来的事大政策，从光德二年（950年）开始多次遣使向后周、北宋朝贺、进贡。后周使臣王演、吕继赟在广顺三年（953年）册封王昭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兼御史大夫王俣”。

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又派薛文遇等加封王昭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后周为统一中原地区，需要大量的铜，因而在显德五年（958年）派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奉御金彦英带着数千匹帛来交换铜，王昭也在翌年遣使献铜五万斤。

北宋建立后，峻丰三年（962年）冬派遣广评侍郎李兴等出使宋朝，翌年赵匡胤赐王昭“推诚顺化守节保义功臣”之号，加食邑七千户，无奈册命使时赞一行遭遇海难，淹死90多人，只有时赞活着到了高丽，王昭予以厚待（中方则记载时赞为出使宋朝的高丽使节）。

开宝五年（972年）徐熙朝贡宋朝时才将此封号带回高丽。有人认为：“赵惇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总是旨在与主宰中国内地的国家结盟，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借助称霸中国内地者的力量，按照父王太祖的遗志，征伐辽朝并打垮之。”

统治时期还与江南割据政权吴越保持着以佛教为纽带的往来。吴越王钱俶听从天台宗僧侣义寂之言，于峻丰元年（960年）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向高丽求取教典。翌年（961年）遣僧侣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同时告诫他必须先考验吴越僧侣，如果吴越僧侣水平低，就不给他们佛教典籍，结果义寂令谛观大为折服，谛观不仅赠送了佛教典籍，还在其门下学习天台宗教义，回国后著有《天台四教仪》一卷，产生很大影响。王昭还曾阅读吴越国西府永明寺（今净慈寺）僧侣永明延寿所撰《宗镜录》一百卷及诗偈赋咏千万言，心生敬佩，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致送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高丽和尚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传播法眼宗。

太祖王建曾试图与日本交往，被日本拒绝。虽未在对日关系上取得进展，但也有所接触。

开宝六年（973年）高丽南京府使曾来到对马岛，太宰府将此事报告平安京朝廷。

开宝七年（974年）日本藏人所出纳国雅带着货物去高丽进行交易。这也是王徽以前见于记载的唯一一个来高丽的日本使节。

《重阳宴御制走笔》见于史籍，可惜诗的内容没能流传下来。中原地区金朝文人王寂所编《辽东行部志》收录了王昭发愿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时所撰的82字题记，这是唯一流传至今的文章。

天授七年（924年）十月神明太后刘姓怀孕，因为做“殊梦”，所以发愿请求高僧坦文施展法力，让她诞生一个“玉裕之英姿”的儿子。坦文日夜祈祷，果然刘氏生下一子，就是王昭。

《高丽史》中曾记载王昭以开京为皇都之事，未记载他称皇帝。但在高达寺元宗大师慧真塔碑阴记中则有如下铭文：“干德九年岁次辛未十月二十一日于元和殿开读《清敕修大藏经》时，皇帝陛下诏曰：‘国内寺院唯有三处只留不动，门下弟子相续住持，代代不绝，以此为矩。’所谓高达院、曦阳院、道峰院，住持三宝，须凭国主之力，所以释迦如来出世，道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是以我皇帝陛下情深敬重释门妙理，共结良因，轨矩恒流。”从碑文中“皇帝陛下”的用语可以推测王昭在国内私自使用“皇帝”的尊号，此外王伷、王亨时亦有佛教铭文称高丽君主为皇帝。

统治后期奉行恐怖政治，鼓励告密，就连他曾宠信的僧侣均如也未能幸免。开宝年间，归法寺僧侣正秀向官府告密说归法寺住持均如有“异情修行”，官府上报，闻讯大怒，召见均如，宣称要处死他，均如吓摊在地，王昭有所后悔，便命两名医官扶均如到归法寺，后又命承宣薛光去慰问。这天晚上王昭梦见身高一丈多的神仙压在寝殿对他说：“大王信肤诉之事，凌辱法王，故必有不祥大起！”惊醒后浑身是汗，果然第二天松岳北麓的几千株松树无风自倒，王昭认为是“凌辱法王”所致，大为后悔，立刻举行消灾道场，并反坐正秀及其俗兄，将二人斩首于市。

是高丽第一位近亲结婚的君主。他的王后皇甫姓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妹，而后宫庆和宫夫人林氏则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惠宗的女儿，是他侄女。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界多有探讨。一般认为高丽王室的近亲婚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担心王室之女与他姓豪族联姻会造成王室势力的分裂，惠宗将其长女嫁给其同父异母之弟昭的用意就在于巩固王族势力；其二在于早期王建与各地豪族联姻所生子女再相互联姻，从而构成双重的姻亲关系，这不仅可以巩固王室势力，而且还使王室始终处于这种婚姻关系网的顶点；其三在于维护王室血统的纯正。

《高丽史》：王即位之初，礼待臣下，明于听断，恤贫弱，重儒雅，夙夜孜孜，庶几治平。中岁以后，信谗好杀，酷信佛法，奢侈无节。

高丽前期文人崔承老：臣愚以为，若使光宗恒思恭俭节用，勤政如初，岂其禄命不永、才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终，诚为可惜也。

高丽末期文人李齐贤：光王之用双冀，可谓立贤无方乎？冀果贤也，岂不能纳君于善、不使至于信谗滥刑耶？若其设科取士，有以见光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冀将顺以成其美，不可谓无补也。惟其倡以浮华之文，后世不胜其弊。

朝鲜前期文人崔溥：光宗聪明听断，始可与有为，而猜愎日深，邪得志，诛夷骨肉，屠害将相，众心离解，丧邦本。虽有文雅之美，不足称也。

朝鲜后期文人李种徽：昔丽之光宗，有听断之明、文雅之实，其规模施为，绰有可观于初政。及双冀进，而旧人斥退，朝廷以荒，史亦以此讥之谓光宗之病，专在于双冀之用。呜呼！此史氏之所不及也。以吾观之，夫双冀之进，光宗之盛德也。……双冀中原地区之人，而其疏远甚于在下之虞、舜；而光宗之用，又光于立贤无方之汤。使冀如舜之公举，使亲疏俱不失，则光宗则哲之明，又如何哉？盖光宗之质，明过而多疑。惟其明，故能知左右亲近之不可使；而惟其过也，并与其朝廷之臣而举疑之。于是乎宁引异国之人而举国听之，而乡曲鄙夷之人缘而居其间。且冀虽欲进善，而疏远羁旅之人，又不敢主之志，此其势遂至于乖激而不可止，王实为之，又何责于一文华之双冀哉！

韩国史学家李丙焘：继定宗而立的赵惇，尚称英明之主，极力抑制权豪强族的势力，虽至亲骨肉，亦曾毫不留情予以清除，并定“奴婢按检法”，以解决主奴间的纷争，并将不少奴婢放良；并采取中国式的科举制度，依据考试登用官员。

韩国史学家金龙善：事实上光宗的改革操之过急，实行过程中付出太多代价。而且光宗过分地依赖专制政治。初期的他为政非常稳健，反映出合理的一面；全面改革开始后他的变化实在难以理解，因此才会人亡政息。但是光宗的改革可能只是暂时的或部分的失败，长远来看他的改革似乎应该评价为成功的。……正是由于这点，以“善否之均”来评价赵惇业绩的崔承老可谓一语中的，即在韩国史上的剧变期在位的光宗可以说是一位不断去碰撞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出色地独自处理赋予他的历史使命的君主。

韩国史学家金昌：光宗在历史上、政治上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但走近他本人则是一个可怕的人物。通过改革和肃清父亲太祖王建所缔造的高丽而大获成功的伟大的太阳皇帝光宗，是一个为了实现自身野心而献出一切的孤独的独裁者。他为了权力和高丽燃烧别人，燃烧自己，终为妻儿所抛弃，冷冰冰地消失了。他感受到了各种痛苦，获得并守护的大权也最终被同父异母的弟弟一系所夺。但是，他手上沾满鲜血，高丽却能因其守成之德在他死后支撑417年之久的岁月，则未必是虚妄的。

韩国高等学校（高中）《国史》教科书：太祖之后，惠宗和定宗时王权不安定，王子和外戚之间发生王位继承之争。这种状况下即位的赵惇实施奴婢按检法，弱化豪族势力，扩大国家的建立基础。接着施行科举制度，登用熟悉儒学的新进人士，图谋交替新旧势力，为确立统治阶层的位阶秩序而制定公服。通过一连串的改革而获得自信感的光宗全面除掉功臣与豪族势力，以强化王权。而且为提高国王的权威，自称皇帝，使用光德、峻丰等独自的年号。由此王朝成立初期的功臣和豪族的势力大为弱化，王权也得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