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州大捷是指发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由朱厚照朱厚照亲征在应州击退鞑蒙古军的战事，又名应州大战、应州之役。

明朝中期，鞑靼多次袭扰明边，明朝在北疆布置了“口袋”防御阵地，但防守困难。正德元年（1505年），年仅15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形成了新的政治中心“豹房公”，并有意参与兵事。正德十二年（1517年），朱厚照在近幸边帅江彬等人的鼓动下直奔宣府。同年九月，朱厚照迁居阳和（今阳高县），自称总督明朝军事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在鞑靼骑兵在长城杀虎口外集结后，做出迎战部署，想将其大部分进攻力量牵制在大同附近。十月初一日（10月15日），鞑靼军突然从大同城西侧分道南下入寇，与驻守大同镇腹心地区的总兵王勋部、副总兵张輗部等开战。朱厚照紧急调节部署，准备于阳和卫附近迎敌。次日，王勋部明军与鞑靼军在绣女村开战，张輗率部驰援，双方因雾各自休整，而明军各部也陆续赶至应州。十月初五日（10月19日），王勋等率部主动出击，却被鞑靼军分兵阻击，朱厚照见形势紧急，急率军从阳和赶来增援，使被分割的明军得以会合。次日，朱厚照亲自督率诸军与鞑靼军苦战一天，迫使鞑靼军西撤，而明军也于此后东撤，还驻大同市左卫，并在大同附近形成防守格局。此后，鞑靼军撤退，明军完成了战略防御任务，朱厚照向朝廷宣告应州取得大捷，并于次年班师回朝，封赏功臣。

《明史·鞑靼传》认为自应州大捷后，鞑靼蒙古军只敢袭扰边境，不敢大规模的南下侵扰。《明武宗实录》认为，应州大捷录功时“军功太滥”。历史学者谢贵安等认为应州大捷应归属明武宗在北边娱乐生活。明清史专家李洵评价应州大捷是16世纪前后明朝与鞑靼蒙古之间的一次较大的战役，是明朝自弘治朝以来对蒙抗争取得战果较大的一次。应州大捷中，明军的将帅与士卒都表现出空前的战斗力，这和朱厚照调集四个边镇兵力的指挥组织作用分不开。这次大捷也是朱厚照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一件事，一些明朝人对此却持一种轻视的态度。但应州大捷后，朱厚照有久住宣府、继续西征的打算，也由此再次引发了文臣劝谏，使得政治斗争加剧。

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对鞑靼趋于守势，围绕北部边境逐步形成了以九边为主体的防御体系。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鞑靼达延汗（即蒙古小王子）部落进入河套平原地区之后，多次袭扰明边。为加强河套地区的防御，明朝在大同市的山西行都司所辖的东到宣府西至偏头关的东西纵深防线上，增设了阳和卫（治今阳高县）、大同左、右卫（治今山西大同市）、玉林卫（今山西右玉县境内)等重点屯兵卫所，并构筑南北两条防线，形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口袋形防御地区，“袋口”朝向河套地区，“袋底”即为宣府。但是这个防御地区的南、东、北三面的边缘地势复杂，关隘甚多，守军分散，加之鞑靼蒙古骑兵可以直接从北面奔袭大同、宣府，明军防守较为困难。

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基本统一了蒙古诸部，逐步控制了蒙古的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大部落，实力壮大。且因蒙古诸部的铁器、茶、丝绸等生活资料短缺，又对明逼贡不成，在其逐步强大后，加强了对明朝边境的武力掠夺，连年大举侵犯明朝边境，而明蒙关系也长期处于剑拔弩张的态势。

正德九年（1514年）六月，鞑靼蒙古骑兵冲至宣府以西140公里处的西海子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的黄旗海)，威胁明朝京师，迫使明廷急调京营兵两万人驰援。同年七月，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率骑兵冲近大同镇背后的阳和、天城诸卫，突入怀安卫。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鞑靼骑兵又绕过“口袋”防御阵，从宣府以北的外长城入关实施抢掠，引起明廷上下的震动。

弘治十八年（1505年），年仅15岁的朱厚照即位，在朱祐樘朝颇受重用的刘健、李东阳、谢迁受命辅佐朱厚照，朱厚照不亲近刘、李、谢三公为代表的朝臣，身边聚揽了一群以刘瑾、马永成等为代表的宦官近幸。宦官近幸为讨皇帝欢心，经常诱导朱厚照游戏享乐，而朝臣不满皇帝荒废朝政的行为，和宦官近幸之间矛盾重重，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朱厚照正式从乾清宫迁至“豹房公廨”居住，并开始笼络宦官和边地将帅，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当时跟随朱厚照的近卫武装基本上有三支队伍，也是豹房政治的实力基础。其一是旧有的侍卫上直军，即包括锦衣卫在内的御林军，约有万人左右；其二是由四镇边军组成的外四家，约有6500人左右；其三是由太监组成的内操军，约有1000至2000人。其中，外四家由边帅许泰和江彬掌管，而江彬原是宣府总兵张俊的部下，因战功升任指挥使后随边军入调，很受朱厚照赏识。

明武宗朱厚照自太子时期就好骑射、喜游猎，此爱好受到他的父亲朱祐樘朱佑樘的支持，认为他“居安而思危，不忘武事”。而明孝宗离世时，朱厚照年仅15岁，也没有受到很好的儒家教育，自即位起就沉迷于声色犬马。正德六年（1511年），明朝爆发了以刘六、刘七、杨虎为首的流民起义，兵部征调许泰、郤永等率边军入内镇压，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让朱厚照对许泰、江彬等边帅愈发信任，将他们视作豹房亲信。

边帅当中的江彬善于迎合朱厚照的心意，时常在他面前讲说兵事，尽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精兵入京操练，还以边塞风光之盛、美女之多怂他去西北边塞巡行。而朱厚照本人也有在南海子射猎及微服出行的习惯，对文官们的劝谏虽有忌惮却不以为然，文官对此也无可奈何。正德十二年（1517年）春，朱厚照在大祀天地之后，再次去南海子游猎。同年八月，朱厚照躲开巡关御史张钦的阻截，出居庸关直奔宣府，并在此营建“镇国府“，令朝臣把重要奏章都送到这里核准才能实行。九月，朱厚照迁居阳和(今阳高县)，自称总督明朝军事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鞑靼五万蒙古骑兵集结在长城杀虎口外，有意与其较量的朱厚照作出迎战部署，即将少数兵力布置在远离大同市的平虏（属山西行都司，治所在今山西大同）与威远（今山西右玉县西南）二卫以哨探敌情；把重兵安排在大同周围，以将鞑靼军的大部分进攻力量牵制在大同附近，使之不能东进，从而进入明朝的“口袋”防御阵地。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初，朱厚照率军来到宣府镇的顺圣川（今河北阳原境内）。从顺圣川北至阳和卫，西至大同镇，南至应州(今山西应县)，且顺圣川之西的河流可防骑兵突袭，却突然接到线报，说鞑靼蒙古骑兵并未如期向东进攻大同，而是突然从大同镇城西侧分道南下入寇，已于十月初一日（10月15日）与总兵王勋部、副总兵张輗部等在大同镇腹心地区接战。朱厚照遂急命宣府游击时春等率部驰援形势孤悬、战事吃紧的威远卫以及平虏卫；令大同右卫参将麻循、平虏城参将高时率部尾随在鞑靼军，防其继续南下；又调宣府总兵官朱振、参将左钦等率部在阳和卫附近集结待命，准备迎战。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二（1517年10月16日），王勋部明军与鞑靼蒙古兵在绣女村遭遇，两军刚刚接触，鞑靼军就脱离战场，从应州西面南下，准备攻入晋中平原。次日，大同副总兵张輗率部赶至与王勋部会合，与鞑靼军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激战，黄昏时分鞑靼军稍作撤退，并分兵围住了王勋等部，企图将他们各个击破，分别吃掉。结果，因为拂晓时起了大雾，不利于作战，鞑靼军解围后撤去，王勋部等明军进入应州城休整。朱銮部及守备左卫都指挥徐辅等率援军赶到后与之合兵一处。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五（1517年10月19日），王勋等率部出城寻战，与鞑靼军在应州附近的涧子村遭遇。双方大战期间，时春、周政、高时、麻循等也率援兵赶到，鞑靼军遂分兵阻击明援军，使两部明军不能会和，且有被各个突破的危险。朱厚照见形势紧急，急率内外提督、监督太监张永、魏彬、张忠，都督江彬及朱振，参将郑骠等从阳和赶来增援，明军士气大盛，被分割的两部分明军也得以会合。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六（1517年10月20日）上午，鞑靼军又来进攻，朱厚照亲自督率诸军与鞑靼军苦战一天，次日，鞑靼军全部西撤，朱厚照率军且战且撤，转移到平虏卫到朔州市一线，打算邀击西撤的鞑靼军。后因起了黑沙风暴，加上明军已疲惫不堪，朱厚照遂令大军东撤，还驻大同左卫。

明军回驻大同左卫后，鞑靼军尚未完全出关，继续在玉林卫附近活动。朱厚照为防其再度进犯，重新调军布防，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大同以东到宣府一线，并把前线放在大同镇到浑源一线，形成防守的格局。此后，朱厚照由前线返回大同，再从大同返回宣府，并令王勋及巡抚佥都御史胡瓒向朝中宣告应州取得大捷的消息。

明清史专家李洵认为，朱厚照调动了四个边镇约五万到六万人的兵力，鞑靼蒙古军参战兵力约三万到五万人。据《明武宗实录》载，应州大捷中，斩获鞑靼军16级，明军死亡52人，重伤563人。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初六，朱厚照从宣府回到北京，满朝文武百官按照他的旨意都穿上了“曳撒大帽鸾带服色”在德胜门外迎驾。朝廷按照朱厚照的要求在德胜门外搭了数十座彩帐，几幅彩联上绣金字，群臣不能自称臣，且要称朱厚照为“威武大将军”。而朱厚照还朝时，说自己在榆河时曾亲斩虏首级一具。同年七月，朱厚照下令为应州大捷录功，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升赏太监、总兵、副、参、侍郎、都御史、御史、郎中、主事及官旗军舍95550人。

应州大捷中，鞑靼蒙古势力作为侵入者，既没能东进也未完成南下的战略目的，明军作为防御者，在口袋形防区内与鞑靼军抗争，迫使其西退，从而实现了明朝防御的战略目的。此后，鞑靼不敢再大规模入侵明朝内地，对明朝边防形成有利影响。然而，朱厚照以应州大捷为机，大肆封赏，冒功滥赏的现象严重，还加封自己为公爵，使得应州封功显得荒唐，并加剧了豹房政治的运作，影响了后世对应州大捷的评价。且应州大捷后，朱厚照有久住宣府、继续西征的打算，也由此再次引发了文臣劝谏，从而加剧了政治斗争，不利于朝局稳定。

据《明武宗实录》载，应州大捷中，斩获鞑靼将士16级，明军死亡52人，重伤563人。明清史学者李洵认为，应州大捷中，明朝最终实现了防御的战略目的，使鞑靼军无法南下抢掠，被迫北退。故在兵员损失方面，双方应是数量相当的，史书所载的伤亡数字存疑。鞑靼蒙古军不可能只死16人，若否，鞑靼军或会乘机扩大战果。而史书故意夸大明军死伤人数，存有故意把应州大捷说成朱厚照违背祖训引发失利战役的政治意图。

《明史·鞑靼》评价说，自应州大捷后，鞑靼军只敢袭扰边境，不敢大规模的南下侵扰。

《明武宗实录》认为，应州大捷录功时“军功太滥”。明代学者王世贞认为，应州大捷赏功之滥，前所未有。明代章潢所辑的《图书编》也认为应州大捷军功冒滥。

历史学者谢贵安等认为应州大捷应归属明武宗在北边娱乐生活。

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发生在明武宗北巡期间的应州大捷具有军事意义。

历史学者孟森认为朱厚照虽昏狂无道，但其指挥的应州大捷有抵御强虏的作用。

明清史专家李洵评价应州大捷是16世纪前后明朝与鞑靼蒙古之间的一次较大的战役，是明朝自弘治朝以来对蒙抗争取得战果较大的一次。应州大捷中，明军的将帅与士卒都表现出空前的战斗力，这和明武宗朱厚照调集四个边镇兵力的指挥组织作用分不开。这次大捷也是朱厚照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一件事，但一些明朝人对此却持一种轻视的态度。

《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应州大捷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的战役，而朱厚照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