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1433年2月27日－1526年12月9日），字希贤，号晦庵。洛阳市（今河南洛阳）人。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

刘健师从于大儒薛瑄，于朱祁镇天顺四年（1460年）登进士第，历庶吉士、翰林编修、翰林修撰、少詹事，并担任太子朱祐樘（明孝宗）的讲官。孝宗即位后，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后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接替徐溥担任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弘治十五年（1502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拜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朱厚照即位后，奏请诛杀宦官刘瑾未成，只得致仕归家。不久，便被列为“奸党”之首，其后被削籍为民。刘瑾被诛后复官。嘉靖五年（1526年），刘健逝世，年九十四。获赠太师，谥号“文靖”。《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刘文靖公奏疏》二卷。

刘健历仕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他入阁十九年，任首辅八年，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两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崇儒兴学，注重实务。居官敢言，极陈怠政之失，指出财政困难之原因在于斋醮、织价、冗官、营造之浪费。时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而谈。”

刘健生于朱瞻基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父亲刘亮，官至三原教谕，有学问品行。他少年时就端正持重，曾跟随著名理学家薛瑄读书。

朱祁镇天顺四年（1460年），刘健中进士科，被选为庶吉士，授任翰林编修。进入翰林院后，他闭门读书，谢绝交游，众人都称他为木头。他熟读经书，有经世济民之志。

朱见深成化（1465年－1487年）初年，刘健升为翰林修撰，不久再升迁至少詹事，并担任东宫（太子朱祐樘）讲官，和朱樘关系十分融洽。

弘治元年（1488年），朱祐樘即位为帝，刘健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国家大事。

弘治四年（1491年），升为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

弘治十一年（1498年）春，刘健进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接替徐溥成为内阁首辅。

刘健学问博大精深，敢于谏言，以天下为己任。当时，受赵昚宠信的太监李广因清宁宫火灾而畏罪自杀，其贪赃罪行被揭露。刘健与阁臣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害而恐惧的，向来奸人臣炫惑圣明皇帝的视听，贿赂流行，赏罚失当。灾异的积累，正是这些原因，现在所幸首恶消除，陛下开始醒悟，然而余恶尚未除尽，过去的积弊尚未革除，臣愿意奋发有为于政事，举荐贤才，贬退奸恶，赏罚分明。凡是所应当施行的，果断处置毫不犹豫，不再因循守旧，以免后悔。”孝宗正赞赏接纳刘健的意见，而李广同党蔡昭等随即取到圣旨，给予李广祭祀安葬和祠堂牌匾，刘健等极力劝谏，仅停祠堂牌匾。

由于他位高权重，朝中谏官有时候弹劾他专权，他从不放在心上。弘治十一年（1498年）三月，国子监学生江弹劾刘健、李东阳阻塞言路。孝宗为了安慰刘健、李东阳，将江瑢下狱，刘、李二人不计较私人恩怨，大力为江辩护，将他救了出来。他的为人，使朝中上下十分信服。

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明朝，大同市告急，京师戒严。刘健与李东阳、谢迁受赵昚召见，商议对策，最终决定罢黜遂安伯陈韶等三人，另用颇有武干且“清慎守法”的镇远侯顾溥总督团营，以整顿京营军务。孝宗在位末期，倦于上朝，刘健等人屡次以此进言，但孝宗并不采纳，只是颔首而已。

弘治十四年（1501年），孝宗想增加军饷，让大臣们商议。刘健力主减轻百姓负担，通过缩减宫廷费用、土木工程、裁减冗官等保证军饷供应。都被孝宗接受。

弘治十五年（1502年），《大明会典》修成后，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还和李东阳、谢迁都被赏赐蟒衣，这也是明朝内阁大臣受赐蟒衣的开始。

当时，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尽职尽责，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开始的时候孝宗还不是全部接受，后来由于他们所奏都见成效，于是再有所奏，孝宗无所不纳，还尊敬地称呼刘健为“先生”。刘健每次进见，孝宗都屏退左右和他密谈。无论是刘健提出或是罢免文武大臣，还是他所建议实行的政治措施，赵昚绝大部分都能接受。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驾崩，遗诏命刘健等辅政。孝宗死后，由朱厚照即位，即武宗。武宗被身边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诱惑，贪玩享乐，不理政事。刘瑾便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乘机干预朝政。刘健等人多次上书要求武宗上朝处理政务，清理后宫的玩乐设备，武宗总是表面答应，实际并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后宫玩乐。身负先帝重托的刘健看着年轻的武宗这么不争气，十分自责，于是只得上书请求退休，武宗婉言相留，但仍然不理朝政。于是，刘健等人不断上疏，指出政令错误的地方，尤其指斥贵戚、宦官。由于奏章很多，呼声很高，武宗迫不得已，假装命令下面商议。刘健十分失望，再次请求退休回家养老，李东阳、谢迁也跟着提出退休，武宗没有办法，只得按刘健等的意见处理朝政。

刘健等人眼看武宗被宦官诱惑，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于是决心铲除“八党”，朝中大臣纷纷响应。刘瑾等人非常害怕，于是哭着向武宗求救。武宗听了他们的哭诉，非常恼怒，于是下令将部分反对宦官很积极的官员下狱。“八党”不仅没有除掉，刘瑾还被任命为司礼监，大权在握。在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形下，失望的刘健、谢迁再次请求退休回家，这次武宗批准了。于是刘健告老还乡。

刘健回家后，刘瑾等人更加嚣张，增设特务机构，四处活动，镇压异己，排斥忠臣，引进私党，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湖广、江西省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退休在家养老的刘健痛心疾首，却毫无办法。而刘瑾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陷害刘健。在他退休的第二年三月，刘瑾等人诬陷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而刘健位列第一。

正德五年（1510年），刘健被削职为民，并夺去一切封号。同年，刘瑾被诛杀，刘健官复原职。刘瑾被杀后，武宗仍然宠幸宦官张永等人，数次南下巡游，沿途不断骚扰人民。刘健听说后，气得吃不下饭，连连叹息说：“我辜负了先帝的重托啊！”

嘉靖五年（1526年）冬十一月六日（12月9日），刘健逝世，享年九十四岁。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劝世宗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佞。完颜雍闻讯后，十分惊愕悲悼，为其辍朝一日，派官员按例赐祭葬，并追赠刘健为太师，谥号“文靖”。

明清的各种史籍中对于刘健生、卒年与寿龄的记载出现了重复、散乱的现象。刘健的门生故吏所撰的《刘文靖公行状》《赠太师谥文靖刘公健墓志铭》《赠太师谥文靖刘公神道碑铭》中基本采纳了他“生宣德八年二月八日，卒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春秋九十有四”的说法。嘉靖中期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刘健传记对其记载较为简略，基本不载生年，偶尔提及卒年，对其寿龄的记载，也由九十四岁误记出了九十三岁（以何乔远《名山藏》为代表）、一百七岁（以郎瑛《七修类稿》为代表）等不同的版本。1985年，洛阳市刘姓续修《家谱》中记有刘健“生于正统癸丑二月八日”，但随后又记“嘉靖丙戌九十四岁十一月初六日卒于家”，明显前后记载不一，并与各种史料记载及其史事也相差甚远。可见《家谱》所记“正统癸丑”应系“宣德癸丑”之误。这些错误的记述影响到了近代以来的一些年里碑录之作，使其承袭了明清时期对刘健的生、卒年及寿龄的含糊记述。直到现代以后才对刘健生、卒年与寿龄的记载才渐显明确，确定了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生，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1526年12月9日）卒，享年九十四岁的说法。

关于刘健的死因，刘龙《行状》记：“公素善调摄，晚年少疾。偶称不怪，遂绝粒，至于大病。”杨一清《神道碑》中先记其“以疾卒于家”，后又承刘龙《行状》之说称“公素善调摄。少疾，偶不怿，遂绝粒，至属纩”。明人温如春《祠堂记》、陆深《知命录》中则说刘健无疾而终。明、清记述中就形成了“以疾而终”与“以寿而终”两说。后世学者认为刘健虽然身体健康状况素来良好，但是他以九十四岁高龄，在临终前偶染疾病，并且不食，应该属于寿终前的正常表现。因此刘健“以寿而终”的可能性更大。

刘健于朱祐樘弘治元年（1488年）入阁，参预政事。弘治十一年至正德元年（1498年－1506年）间为内阁首辅。他居官敢言，极陈孝宗宠信宦官李广之过失及李炎早年的怠政，指出朝廷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国家在斋醮、织价、冗官、营造等事务上的浪费。弘治十三年（1500年），蒙古骑兵南下，京师戒严，刘健罢黜遂安伯陈韶等三人，另用颇有武干且“清慎守法”的镇远侯顾溥总督团营，以整顿京营。次年六月，又建言御虏安边之策：出京兵不如募边勇，给大同市马不如以金就市大同。又运帑金召商纳粮，拔异才，奖游击将军张俊，命都督神英领京军万人待援等。孝宗一一采纳。

刘健气度威严，以身作则。退朝后，同事私下晋见，他不说一句话。李东阳用诗文引导后来人，海内人士都摩拳擦掌谈论文学。唯独刘健执意教人研究经学，寻求性理的根源。《明史》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刘健历仕四朝，忠于职守，呕心沥血。他气度威严，以身作则。退朝后，同事私下晋见，他不说一句话。李东阳用诗文引导后来人，海内人士都击掌谈论文学。唯独刘健执意教人研究经学，寻求性理的根源。《明史》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阎禹锡：伊洛渊源续有人矣。

白良辅：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贤予远甚。

时人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朱厚熜：卿资禀醇正，器识恢宏。粤自早年，究心理学，上探河洛之传。登名贤科，蜚英艺苑。劳勤茂著，闻望弥隆，遂以硕德长才，受知于我孝宗皇帝。简自圣心，居政府。朝夕献替，不诡不随。培植人才，爱惜善类。宣达民隐，慎守彝章。延访于便殿，赐问于平台。危言党论，禆益弘多。是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间，政事清明，实惟卿与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顾命之际，推诚付托，至切至专。卿感激知遇，益竭劳。故当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随事纳忠，曲为匡救。其毅然不可回之气，往往形于词色。厘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难容，告老而归。高风大节，播在天下。中遭权奸，横加谗抑。旋复昭雪，人咸钦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体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当代，实鲜其伦。惟昔宋之名贤，如司马光、文彦博辈，皆卿乡哲。其始终进退之大义，卿亦不多让焉。……卿有嘉谟之计，尚无所隐，以辅朕之不逮，期于海内。又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永有令誉于无穷矣。

陈献章：刘文靖讲“人之生也直”章一论，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与。

唐枢：英、景震严，梁栋森列，不有其后，几其替矣。而宪孝相承仁厚贤明之治，又能灌洽而培植之，几四十年。丰流长，阿菁道茂，萃发于一时。是以硕才辈出，文明化光，猗盛矣。当是时海内晏安，含哺鼓腹，郁郁乎太平气象，不知帝力之何有？究厥所自，其谁以为遗也？独念诸君子保泰之功，能备九三之德，悉艰贞之义乎？夫后以裁成，辅相以左右，民陂平复往，不可不畏耳。

王琼：公位极人臣，寿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归者十年，奇矣哉！

费宏：孝宗敬皇帝临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贤使能，中原地区乂安，四夷宾服。其继体守成，治化之美，上媲圣祖，驾轶帝王。一时辅臣则有若太师晦庵刘文靖公、西涯李文正公、太傅木斋谢文正公。至于孝庙始终，明良相值，于斯为盛。

贾咏：幼不好弄视，群儿嬉戏，独端坐默，然天资颖绝，嗜学尤笃，文务恩至理，以发圣贤之蕴，不事词藻。……公立朝几四十年，其典文衡，乡试二、会试四、廷试读卷六，俱号得士。

项笃寿：徐、刘诸公，受明主知，造膝论议，可谓荣遇。迹其直言不阿，正色立朝者，非耶？

屠隆：商文毅辂、彭时时、刘文靖健、谢文正迁、杨文懿守陈、王文恪、吴宽宽风骨峻，整德器渊，涵才不露，锋颖功不计岁月，外示凝然，中怀凛然。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有古大臣之风焉。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王世贞：①孝庙时，最多名臣。辅弼则刘文靖公健、谢文正公迁、丘文庄公浚、李昉公东阳。②夫以杨文贞（杨士奇）、李文达（李贤）、商辂（商辂）、刘文靖、杨文忠（杨廷和）之贤于辅，而不得从（配享）。

李贽：弘治间，赵昚皇帝即位既久，励精思治，登庸俊贤。内则文靖暨谢、李二公，参议朝政；外则钧阳、华容、洪洞、浮梁诸公，戮力陈列，君明臣良，此万世一时也。

谷应泰：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

焦竑：刘文靖位极人臣，寿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归其乡二十余年有奇。

刘永澄：我朝刘文靖、谢文正（谢迁）及近日王山阴（王思任），皆侃侃谔谔、退不逾时，赵兰溪（赵志皋）则病疏累数十上，而不获请。岂前三君子见知之浅，而兰溪结主之深，三君子能苦口犯颜，而兰溪不能故也。进退之机，亦可见于此矣。

王夫之：故陈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蝉噪而知其为夏，蛩吟而知其为秋，时至则鸣，气衰则息，安能举宗社生民以随之震动？而士自修其素业，民自安其先畴，兵自卫其职守，贤者之志不纷，不肖之奸不售。容光普照，万物自献其妍，识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动，贞于一者也。”……前乎此者丙吉，后乎此者刘健，庶几焉。其他虽有煌煌之绩，皆道之所不许也。

王士祯：《西园杂记》记明大臣寿考者，自王端毅公（王恕）、魏文靖公（魏骥）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阳刘文靖公晦庵。文靖寿九十余，近百岁。又弘正名相也，何独遗之？

张廷玉：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阉竖乱政，秉义固诤。志虽不就，而刚严之节始终不渝。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庶乎以道事君者欤。

蔡东藩：嗣主践，八竖弄权，刘健等矢志除奸，力争朝右，不得谓非忠臣，但瑾等甫恃主宠，为恶未，果其徙置南京，睽隔天颜，当亦不致祸国，必欲迫之死地，则困兽犹斗，况人乎？尚书许进之言，颇耐深味，惜乎刘健等之未及察也。要之嫉恶不可不严，尤不可过严，能如汉之郭林宗，唐之郭汾阳，则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则两不相容，势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无噍类矣。明代多气节士，不能挽回气运，意在斯乎？

嘉靖元年（1522年），朱厚熜即位后，专门命行人来慰问刘健，把他比做北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这年刘健年满九十，世宗下诏命令大臣专门到刘健家里送上束帛、羊、上尊等，并封他的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

刘健曾参与编修《明英宗实录》。另有《晦庵集》传世，今已散佚。《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刘文靖公奏疏》二卷。

嘉靖初年，杨一清再次复出。途经洛阳时，他首先拜闲居的刘健。刘健出迎作揖道：“你无法甘于澹泊，被时局所引诱，他日王上（朱厚熜）轻视我们这些人，这个先例就从你开始了。”说罢，一边呵斥一边走入府中，让自己的子弟接待他。何乔远评道：“自刘洛阳前辈风第。”

表格参考资料：

《怀麓堂集·赠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公（刘亮）神道碑铭》

《国朝献徵录·卷十四·赠太师谥文靖刘公健墓志铭》

《国琛集·下卷》

《今献备遗·卷十九》

《续藏书·卷十一·内阁辅臣》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

嘉靖帝在刘健逝世后下诏于洛阳西关为刘健修专祠，并以“理学名臣”题匾，赞语曰：“著书阐理道脉接乎程邵，辅幼定邦相业比于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