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光（1885年11月30日—1969年4月21日），字元靖，号延清，湖北赤壁市赵李桥镇（今属湖南临湘市坦渡乡）人，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中将。

贺国光，早年求学于上海广方言馆、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在湖北陆军担任军职，期间曾在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晋升为第十五军军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归属直系吴佩孚部。次年秋，贺国光率部通电起义，支持北伐。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贺国光改任军委会陆军处处长兼武汉卫戍区副司令。同年，他选择投靠蒋介石，之后历任军委会高级参谋、西征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等职。在此期间，跟随蒋介石参加了蒋桂之战、蒋冯之战、中原大战，提出的作战建议，多被采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参加了多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动，历任南昌行营参谋长、赣粤闽湘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主张采用堡战术，并且加强政治手段辅助军事行动，使红军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一月，贺国光担任军委会委员长参谋团主任，劝说杨森废除防区，成功使四川省防区制度取消。之后，帮助蒋介石整编裁减川军。十月，任参谋长兼行营第一厅厅长，多方调和中央军与川军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后，贺国光历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代理主任、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负责协助征兵、迁移国民政府及机关、迁移各大工厂、粮食的筹集与分发等工作。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五月，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市，贺国光兼任重庆特别市市长、重庆防空司令及卫戍副总司令，采取了“清理火场、扩建交通、整理环境卫生、加强防空情报网”等治理措施。十一月初，贺国光代行四川省主席职权，实施了包括建立人事独立制度、改善征兵方法、实施田赋征实等一系列政策。之后，历任宪兵司令、陪都卫戍副总司令、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西昌行辕主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等职。1950年，经由海南岛逃到台湾，并且被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政策顾问。1969年4月21日，贺国光病逝，终年85岁。

贺国光曾经的下属贺觉非在所著《我所知道的贺国光》中评价：“贺国光五短身材，有几根鼠须，其貌不扬，说话有点口吃，作事审慎，有时甚至故意装聋卖哑。”

贺国光，字元靖，号延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元1885年11月30日）出生，湖北蒲析县赵李桥（今属湖南临湘市坦渡乡）人。伯祖父贺寿慈，官至户部尚书；父亲贺镜泉，在科场上屡试不中，后转为幕僚。贺国光自小由母亲养育，十岁开始在贺寿慈出资创办的书院里求学，因为成绩名列前茅，每月都能获得奖励，十四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史记》等国学经典。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新式学堂广方言馆，贺国光的叔叔贺良朴担任监督，贺国光成功考入这所新式学堂，在邹容、张嘉璈、张君劢、陈大齐等同学的影响下，决定弃文从军。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贺国光跟随父亲贺镜泉来到四川省，当时，贺国光的堂兄贺伦在成绵兵备道员任职，于是将贺国光安排在其身边见习，数月后，贺国光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于是选择了辞职。次年，贺国光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与刘湘、潘文华、田颂尧、杨森、唐式遵、王缵绪等人成为同窗同学，经过三年的努力学习，他以优等成绩毕业，并且晋升到高级班深造了半年，因表现亮眼而留校担任排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贺镜泉病逝，贺国光回家治丧，之后，历任陆军第十七镇（师）担任排长、队官、四川督练公所担任科员、科长等职。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月，“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贺国光一边率领卫生队，负责救护因为请愿而被清政府镇压受伤的人民，一边与季雨霖、向岩、尹昌衡等革命党人联络，鼓动风潮。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贺国光投靠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调任湖北第四骑兵旅七团担任营附，逐渐受到了黎元洪的赏识。次年，贺国光进入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毕业后，先后在湖北陆军第二旅、湖北第二混成旅担任营长、团附、团长等职。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七月，湘鄂战役爆发，湖北第二混成旅属于直系吴佩孚部，贺国光临危不乱，在旅长寇英杰方寸大乱的时候，建议寇英杰收拢溃兵，招募士兵，不但保全了军队的人员及装备，还扩充整编成了“湖北陆军暂编第一师”，寇英杰为师长，贺国光晋升为第一旅旅长。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贺国光升任陆军第五师师长，同年又升任为第十五军军长兼开封警备司令，主力驻守河南省南部。次年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直系军阀吴佩孚兵败，贺国光看准时机，率领所属部队通电起义，支持北伐，其部队被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贺国光仍然担任军长。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贺国光奉命率领部队返回湖北整编，不久之后交出军权，改任军事委员会陆军处处长兼武汉卫戍区副司令。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四月，宁汉分裂后，贺国光前往国民政府，历任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副处长、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等职，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之后，贺国光随蒋介石北伐，在征战中，贺国光多次提出作战建议，大部分都被蒋介石所采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蒋介石与李宗仁交战，贺国光担任西征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上任后，贺国光成功安抚了鄂军石毓灵、严敬两师，之后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同年冬天，蒋冯战争豫西之役时，蒋介石本来想任命贺国光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但考虑到第一路总指挥方鼎英部更重要，遂让贺国光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的参谋长。不久，讨逆军第四军十师军长兼师长阮玄武叛变，准备率师开赴鲁山，贺国光奉命前往叶县，力劝阮玄武归队，但没有成功。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五月，中原大战爆发，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坐镇武汉，贺国光为其参赞军机，在两人正确的指挥下，桂、粤军大败，退入桂林市。随着战局的发展，贺国光不仅先后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传达所所长等职务，还获准以总司令的名义指挥军队。为了获得胜利，他亲自奔赴漯河市，分析战局，针对各个部队的不同兵力，以不同的路径深入敌军腹地及其后方，各个击破，出奇制胜。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末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初，蒋介石第一次围剿江西红军以失败告终，为了重整旗鼓，蒋介石调派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兼“剿匪”总司令，贺国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准备开始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在贺国光的建议下，何应钦采取“重兵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调集二十万兵力，从东固、东韶、广昌县、龙冈等地出发，分四路向红军根据地发起进攻，初期战事发展顺利，中国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水南、富田等地，然而，接下来却遭遇了四次兵败，损失三万余人。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六月，蒋介石得知何应钦、贺国光等人“剿匪”不利，亲自来到南昌市，调集三十万军队，开始第三次围剿，然而，这次围剿再次失败。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贺国光回到南京，担任训练部总监部副监兼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次年三月初，蒋介石不顾外敌日军在侧，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广东省、福建省、湖南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派何应钦为“剿匪”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何应钦、贺国光集结中国国民党部队，从东安县向赣州市进攻，再次被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击败。不久，何应钦被调回南京，贺国光代行“剿匪”总司令之权。他指挥部队，先后与红军将领朱德、肖克等部交战，节节失利。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五月初，蒋介石来到南昌市，贺国光提出了一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策略，包括“澄清吏治、清查户口、整编保甲、组训民团、开辟公路”等，通过加强政治手段来辅助军事行动，以稳固后方；在进攻红军的时候，贺国光建议使用“碉堡战”，即每次“收复”一个地方，立即修复公路，建立数个纵横交错的碉堡，使碉堡之间相互呼应，这样既能增加防御能力，又可以达到稳扎稳打、逐步前进、逐步围剿的效果。六个月后，中国国民党将领顾祝同部与中国工农红军彭德怀部交战，贺国光闻听顾祝同部即将兵败，特意调派飞机前去支援，对红军阵地进行了数天的轰炸，最终顾祝同部脱险。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一月，蒋介石采纳了贺国光制定的东北两路合围红军的计划，东路军进攻福建省的泰宁县、明溪县、建宁县、永安市等地，而北路军进攻江西省的南昌市。九个月后，红军主力军八万多人向西转移，计划率军进入湖南省，国民党部队则采取了层层封锁的策略，企图沿途追击并堵截红军，贺国光再次出谋划策，建议桂绥署会同湘军，利用桂江、湘江等地的地形，想要将红军聚歼在漓水、湘水以东地区。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入四川境内，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刘湘率领军队阻击，但刘湘的军队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就想让中央军进入四川，遂撤消南昌行营，在重庆市成立了重庆行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谋团，任命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名义上是协助刘湘在四川拦截阻击红军，实质上是趁机将四川政治军事体系纳入中央体制中，并且夺取川军的指挥权。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一月，贺国光抵达重庆，制定了“操守要廉洁、处事要公诚、态度要谦和、言语要谨慎、行为要检点、工作要努力”六项参谋团工作守则，并向重庆各界宣布了蒋介石“剿匪”及“安川”并行的决定。不久之后，中国国民党将领侯之担竟然丢盔弃甲，不仅让中国工农红军朱德、毛泽东部队突破其负责的遵义市、桐梓县、仁恭等防线，还只身远逃到重庆市，贺国光希望能够以儆效尤、整肃军纪，遂将侯之担的职务撤消，并交由军法处严惩。次月，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湘担任四川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贺国光知道蒋介石对四川军阀实行的武装割据式防区制度不满，于是亲自出马，成功劝说杨森，让他不仅带头废除了防区，还在四川全省发出了废除防区制度的倡议，最终，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人相继交出防区，由四川省政府统一管辖，在四川实行了二十三年的“防区”制度被成功取消了。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三月，贺国光得知毛泽东部、朱德部即将渡过嘉陵江与徐向前部汇合，立即命令中国国民党将领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范绍增，分别从嘉陵江两岸的剑阁县、苍溪县、阆中市、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全川等地设立防区，分段阻击。次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徐向前、张国焘率军突破了田颂尧的防区，贺国光报请蒋介石，将田颂尧撤了职。其余各路将领慑于贺国光的军威，均整顿军队，加强了防务，然而，尽管以蒋介石、贺国光为代表的国民党首脑千方百计想要阻截红军，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四月五日，贺国光被授予中将衔。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五月，蒋介石来到成都市，想要筹办峨嵋军官训练团，贺国光负责筹备工作及训练业务。三个月后，贺国光奉命负责组建点验委员会，整编川军，因为蒋介石宣布要裁减五分之一的川军，将士意见很大。贺国光一边安抚川康各将领的情绪，反复与他们协商，一边向蒋介石请示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设立军事团警、交通、屯垦各专业，收容裁减下来的中下级干部六千余人，对他们进行训练，辅导就业。贺国光将川军整编完成后，蒋介石很满意。十月，蒋介石撤消参谋团，设立委员长行营，负责四川省、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的军政，贺国光担任参谋长兼行营第一厅厅长。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重庆的贺国光，立即安排策划四川云南等地的将领支持蒋介石，声讨张学良，杨虎城。之后，贺国光又多方调和中央军与川军的矛盾，当时，中央军的一些将领，自认是蒋介石的心腹，歧视川军并且压制川军，导致川军诸多将领不满，贺国光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应该安抚川军，以避免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而如果要安抚川军，就要先安抚实力最强的刘湘。于是，他向蒋介石陈述了中央军对待川军的种种事迹，并力保刘湘。蒋介石采纳了贺国光的建议，授权贺国光查办中央军在四川省的不法行为。贺国光再将蒋介石的电令转送给刘湘看，这使得刘湘非常感动，将这份电令拍成照片，洗出来数百份，分发给下属文武百官，从此，中央军与川军的矛盾有所缓和。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中国正式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的状态，贺国光被任命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代理主任，负责主持国民政府及机关、各大工厂迁移到四川的事务，他不但做好了本职工作，还与刘湘通力合作，成功征集了十二万新兵，组成了数十个补训团，以备随时增援前线。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市后，为了预防日军的轰炸，贺国光督促各方利用重庆的特殊地形，倚山修建防空洞，并且将这种修筑防空洞的方法推行到其他重要城市和县城。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一月，贺国光调任为委员长成都市行辕主任，除了继续协助四川省征兵工作外，还负责粮食的筹集与分发工作，五月三日、四日，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引起大火灾，伤亡无数，损失惨重。身为成都行辕主任的贺国光，兼任重庆特别市市长、重庆防空司令及卫戍副总司令等职，当他赶到重庆时，立即指挥灭火，命令军政部调出三个团的兵力支援防空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与此同时，贺国光采取了“清理火场、开辟火巷、扩建交通、恢复市容、整理环境卫生、卫生环境”等治理措施；并且设立防护总团，建立了有关空难救济机构，清理防空洞，充实消防和救济供应设备，加强防空情报网及其系统，改善空袭警报方法，在他的带领下，重庆市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十一月初，四川省政府改组，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贺国光以成都行辕主任、省府委员、省政府秘书长等职位，代为行使四川省主席职权，在任职期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建立人事独立制度、改善征兵方法、推行新县制、实施田赋征实、发展农业经济等。两年后，贺国光担任宪兵司令，到了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贺国光又兼任陪都卫戍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两年后，贺国光调任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并且负责战后重建海军的工作，成功选派了一百七十余名海军军官和两千余名学生，前往英国和美国进行海军培训和接舰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后，贺国光历任西昌行辕主任、西昌警备总司令、川康滇黔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西康省政府主席等职。期间，西康刘文辉、云南省卢汉等中国国民党将领，眼看解放军即将派遣重兵进攻西南，遂想要与贺国光合作，以和平方式解放西南，但贺国光誓死效忠蒋介石，对刘文辉、卢汉等人的劝告置之不理。1950年，解放军派遣三个军，分别从雅安市、昭通市、昆明市向西昌市进攻，贺国光见局势已经无可挽回，遂乘坐专机离开西昌。

1950年，贺国光经由海南岛逃到台湾，除了担任“国大代表”外，还被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政策顾问，兼任台湾土地银行常驻监察人，还被湖北旅台同乡推选为乡长。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后，贺国光开始关心教育，曾经兼任金瓯商职高校董事长，在他董理校务十年间，金瓯商职高校屡获“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嘉奖；闲时，他喜欢读书、练书法，并且喜欢将自己写的书法作品送给亲朋好友。1969年4月13日，贺国光因为脑出血进入荣民总医院，21日转为肺炎，因治疗无效而病逝，终年85岁。4月28日，蒋介石亲自为贺国光举行了各界公祭悼念大会，当时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负责人的张群在悼念大会上致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对川康边区的治理与开发，更好地帮助抗日，时任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的贺国光，充分认识到川康二省对国防的重要性，于是根据旧有资料，收集有关川康两省的文献，组织编撰《川康边政资料辑要》，最终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成书出版。该书约有200万字，16册，包括了川康二省的边地29个县的基础情况，分为疆域、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建置、建设、种族、户口、官制、交通、民政、司法、行政、财政、教育、警团、储蓄、垦务、产业、物产、礼俗、生活情形、语文、宗教、名胜、古物、古迹、人物、大事记共30个门类，不仅资料内容充实、条理分明，而且注明了来源出处，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贺国光曾经的下属贺觉非在所著《我所知道的贺国光》中评价：“贺国光五短身材，有几根鼠须，其貌不扬，说话有点口吃，作事审慎，有时甚至故意装聋卖哑。”“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大都飞扬跋扈，官派十足；贺（国光）却低声下气，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任何人。”

学者高士振在所著《贺国光，蒋介石的排难高手》中评价：“国民党陆军中将贺国光，不但是湖北的民国元老，而且还是蒋介石核心领导集团中的元老，特别是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常常受命于危难之中，奔走游说于各大军阀之间。”

贺国光旧居又名贺国光公馆，位于渝中区两路口街道健康路4号，始建于1935年，该楼为砖木结构，坐南朝北，其楼层结构为二楼一底，建筑面积1030平方米，面阔32.47米，进深23.5米，通高约15米，共有房屋31间，分为前后两部，中间有天桥连接，下面有花园，还建有一个篮球场，解放前上依鹅岭，下接李子坝，地址为嘉陵新村，贺国光长期在此居住，现为重庆市水文站办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