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英文：BattleofBaekgang，日文：白村江のい），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

663年，倭国、百济联军（战船400余艘），唐朝、新罗联军（战船170艘）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倭军、百济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水而亡，残军皆投降。

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朝、新罗联军的胜利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以及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朝鲜半岛自4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主的三国。5世纪后半叶，高句丽南侵，百济和新罗联合对付高句丽。但双方在争夺南部的加耶地区时又互相冲突。6世纪中叶，百济与高句丽因争夺汉江流域的归牌发生长期武装冲突，新罗坐收渔人之利，占据了汉江流域，新罗与百济、高句丽结怨更深。

7世纪以后，三国之间斗争更为激烈，为了获得国际支持，斗争各方分别与相邻的中原地区和日本结盟，从而使半岛之争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纠纷。

中国自隋统一后，经过唐初的“贞观之治”，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高句丽南侵时，新罗、百济求救于唐，唐派使者调解，恢复了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和平。643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与百济王联合进攻新罗，李世民又派玄类为使，赴高句丽要求不要进占新罗领土，李治时，也多次派使调解百济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让百济退还侵占的新罗领土，另一方面要求新罗将所俘百济兵卒道返妇国。盖苏文拒绝了唐的调解，唐于645年派兵东征高句丽，力图用支持弱者抵御强者入侵的办法，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

日本当时的外交政策是根据半岛南面加耶的形势而变化的。600年2月，新罗进攻加耶南部的任那时，推古女皇和圣得太子一面派兵进击新罗，迫其停兵，一面派使赴高句丽和百济，要求派兵急救任那。大化新政府继承了这样的外交政策。在朝鲜半岛三国這使朝贺新政府成立时，新政府派专使会晤了高句丽和百济使者，唯独不见新罗使者，因为当时唐与新罗结盟，准备东征高句丽，日本与百济、高句丽结盟，对抗唐的东征，最后导致了白江口战争的暴发。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派苏定方率兵13万援助新罗。唐军由城山渡海至百济西部的德物岛，新罗派5万精兵接应。面对唐、新罗联军的进攻，百济采取了敞开白江、炭岘，引唐、新罗联军入境，然后伺机予以歼灭的错误战术，最后导致惨败，百济王义慈及王室、大臣、将士成为俘虏。

百济王被俘后，从子福信收集残军，企图复国。660年，福信遣使赴日，乞求支援，并要求日本放回人质丰漳王子，齐明女皇答应，放回了丰牽。661年，齐明女皇赴九州，欲亲自指挥战斗，但因旅途劳系而病故。662年1月，日本决定以矢10万、丝5000斤、绵1000斤、布1000端、韦1000张、稻3000支援百济复国。5月，将军阿县比罗夫率船师170余艘抵百济。

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万余人援军，渡海前往白江口。与此同时，唐和新罗联军决定进攻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將扶馀隆率水军，从熊泽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准备从水路配合陆军，夹击周留城。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亲率水军迎候白江口。17日，唐新罗联军航行至白江口，正适日本船师抵达。于是两军交战。当时，日本、百济有战船400余艘，唐、新罗联军仅有170艘，兵力上，日本、百济多于唐和新罗联军。战斗经过了三个回合，日本、百济水师失败。18日，双方进行第四次战斗，由于日将和百济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轻视唐、新罗军的实力，盲目拼打，结果惨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水而亡，残军皆投降。

此役，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百济彻底灭亡。

百济亡国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句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李世民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至此，高句丽亡国。

白江口一战，改变了朝鲜三国长期并立、高句丽最强的格局：百济灭亡，新罗壮大，高句丽被孤立，日本势力被赶出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三国并立及其相互战争，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扩张和中朝特殊关系，构成白江口之战的历史背景。白江口之战对推动朝鲜半岛由长期分裂走向统一，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使日本统治阶级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信心百倍与唐王朝抗衡的亢奋心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特别是天智天皇，精神感到十分恐惧，生怕唐朝大军压境，危及日本列岛的安全。

白江口之战失败后，使日本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唐朝，是东亚和世界强国，日本要想和唐朝抗衡，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备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和见固王权，建立健全各种律令制度，同时努力改变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大力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崇尚节俭，加强吏治以省民力，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事实表明，此后的38年间，日本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

白江口之战之后，日本统治者认为，要使日本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否则，发展经济文化是不可能的。故此，日本统治者不断与唐朝维持和发展良好关系，还在对唐关系中谋求改变称藩称臣的不平等地位，同时，对新罗也表现出较高热情，不断派使与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日本发展对唐关系，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当时日本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但白江口之战前后，日本派遣這唐使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唐朝的对日政策，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免道不测之祸。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平城京时期，日本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佛学、文学、体育、娱乐等，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调“唐风文化时代”。

随着百济、高句丽的先后败亡和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朝鲜三国并立的格局已不存在，这就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扫清了主要障碍。白江口战后，新罗王金法敏力图合并百济、高句丽旧地，把统一朝鲜半岛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因此，它的对外策略则由联唐逐渐转变为反唐。

公元670年，高句丽旧地爆发了由剑牟岭领导的反唐人民起义，并向新罗求援。新罗积极予以支持。在此后数年间，新罗同唐军进行了几次战争。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今辽阳县）。新罗收复了百济旧地和高句丽在朝鲜半岛旧地的一部分，即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

735年，唐朝与新罗区划唐河为界。新罗统一朝鲜，是朝鲜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结束了朝鲜半岛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和战乱的历史，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稳定的明圣王后新罗封建王朝，从而为朝鲜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前提。此后，中朝关系也进入长期友好和密切交往的新时期。

唐朝是当时世界强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处领先地位。因此，所谓四方蛮夷朝贡之国络绎不绝，或求其庇护，或与之发展贸易，吸收其思想文化成果。做为唐王朝，只要承认主从关系，不论国家大小，皆爱之如一，怀柔存抚。白江口之战后，唐朝逐步奠定在东亚的朝贡体系的中心地位。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致力于发展与唐关系，目的在于吸收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成果，而唐王朝也不记前嫌，主动遣送白江口之战的日本俘虏回国，并派遣在唐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借以改善两国的关系，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中日双方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