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公元601或602年685年），字正则，唐朝宰相、名将，汴州尉氏（今河南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前大庄二组）人。其也是汉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十世孙刘通（在后魏为建武将军，徙居尉氏）的六世孙。

刘仁轨年少时家境贫穷，但恭谨好学。武德初，刘仁轨受到赏识出任息县参军，后任宝鸡市尉，李世民因其刚毅正直，多次升迁至栋阳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刘仁轨谏阻太宗暂缓秋季狩猎受到赏识，升官至给事中。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任青州市刺史。显庆五年（公元660），高宗征辽，刘仁轨监统水军，因误期被免官，以平民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龙朔元年（公元661），百济起兵围攻唐镇守将刘仁愿，刘仁轨受任检校带方州刺史，会合新罗兵前去解围。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九月，刘仁轨在白江口之战中大破百济、倭国联军，四战四捷，受任方州刺史，留镇百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迁右相，封乐城县男。乾封三年（公元668），任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湿江道总管。咸亨元年（公元670）八月，又授任陇县刺史，以防备吐蕃。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任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依旧监修国史。仪凤二年（公元677），吐蕃进犯，刘仁轨任沸腾河道行军镇守大使，抵御吐蕃。永隆二年（公元681），兼任太子太傅，依照旧例参与政事。永淳元年（公元682），李治驾临东都，太子监国，刘仁轨留下辅佐。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加授特进，又任命尚书左仆射，专门负责唐长安城的留守事宜，进封为郡公。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因病去世，年84，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李显即位，加赠太尉。李隆基时，追谧为“文献”。

刘仁轨仕途历经李世民、唐高宗、武则天三朝，他撰有《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等著作，但现已王德妃。

刘仁轨年少时家境贫困，恭谨好学。适逢隋朝末年，统治残暴，骄奢荒淫，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尽管如此，他每在劳动之余就伸出手指在空中或地上写写划划，来巩固所学的知识。到后来，刘仁轨以学识渊博而闻名。

李渊武德（公元618年—626年）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议论国事，刘仁轨为其修改文章，受到赏识。仁瑰于是赤牒任命他为息县参军。不久后，被调为陈仓县尉。当时，折冲都尉鲁宁骄纵违法，历任宝鸡市县官都无法制止。刘仁轨就职后，特地告诫鲁宁不得重犯，但鲁宁仍凶暴蛮横如故，刘仁轨于是用刑杖将他打死。州里的官员将此事禀告朝廷，李世民愤怒地说：“一个县尉竟打死了我的折冲都尉，这能行吗？”刘仁轨被召进朝廷责问，回答说：“鲁宁侮辱我，我因此杀了他。”李世民认为刘仁轨刚毅正直，不仅不加惩处，反而提拔他为咸阳市县丞。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秋，太宗准备到同州（今渭南市）围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刘仁轨上表劝阻，太宗接受谏言后下诏褒奖：“你的职位虽低，但竭尽忠诚以奉事国家，所论之事，朕都十分赞赏。”不久，刘仁轨被授为新安县令，累官至给事中。

刘仁轨为官清廉刚正，但是为得宠的中书侍郎李义府厌恶，受其排挤诽谤后被贬为青州刺史。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发兵征讨百济，时任青州市刺史的刘仁轨受命统领水军，监督海运，负责后勤保障。时值严冬，气候不适宜出海，但李义府急功近利，一再督促刘仁轨运送军队的给养。刘仁轨一再上表，申述此时出海会有危险，但李义府根本不听。在李的一再催促下，刘仁轨只得出海，结果遇上大风，船队都被海浪掀翻，部下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刘仁轨。李义府不但推卸责任，还落井下石，对唐高宗说：“不杀死刘仁轨，无法平息民愤!”幸好舍人源直心仗义执言：“海风暴起，不是人力所能预测的。” 高宗认为有理，免了刘仁轨一死，只罢了他的官，让他以平民身份随军效力。

龙朔元年（公元661），苏定方平定百济，战后，刘仁愿留任守城，被任为都护，与新罗王金春秋的少子金仁泰共同镇守百济都城泗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唐朝在百济设立熊津都督府，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渡海时病亡，百济乘机起兵围攻唐镇守将刘仁愿，李治于是授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统军，并发新罗兵为援。

刘仁轨受任方洲刺史后，与新罗军一起援救刘仁愿，并击退围攻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当时，苏定方围攻高句丽首都平壤已久，因战事不利，又值大雪，遂退出平壤。高宗令刘仁轨率部前往新罗，与金法敏商议唐军去留的问题。众将士都想回国，刘仁轨说：“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征国外，只要是可以使朝廷安宁、国家有利的事，就得专心一意地去做。如今皇上准备消灭高丽，首先消灭了百济，留下部队镇守，控制了它的要害。虽然叛贼强横，但它的兵卒劳役并不充足，我们应当磨好刀枪，喂饱战马，趁它没有准备，打它个措手不及，百战百胜万无一失。到了胜利无疑的时候，摆开决战阵势，驱马传递文书请求朝廷增派军队，声援接应，敌人就可消灭了。眼下平壤没有攻克，熊津又放弃了，那么百济死灰复燃，消灭高丽就不知是哪年哪月了。我们虽然驻进了新罗，但这正像客人一样，发生了不称心的事，后悔还来得及吗？百济的扶余丰对鬼室福信心怀猜忌，貌合神离，势必支撑不了多久。我们应当坚守待变，届时再乘乱消灭他们。目前还不可轻举妄动。”众将士为其大义所感动，遂与其留守。

在时机成熟后，刘仁轨先发制人，派人侦察鬼室福信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军情。随后，他引新罗军乘夜袭击真岘城，悄悄攀墙，至拂晓破城而入。唐军自此“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百济王扶余丰猜疑鬼室福信争权，将其杀死。他又闻唐军骤至，急遣使者到倭国、高句丽求援。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倭国将领毛野稚子等率二万七千人攻新罗区，朝廷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渡过渤海到来，与刘仁轨等会师。唐军士气因而大振。这时，众将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按照唐军部属，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国王金法敏于是率领陆军进发，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水军沿着熊津、白江进军，与陆军会合。刘仁轨在白江口遇上了倭军，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军大败。扶余丰脱身逃走，所佩宝剑被缴获。百济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率领自己的兵众及倭军、耽罗国使投降，只有主帅迟受信占据的任存城还未被攻克。当初，苏定方灭亡百济，主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纠集溃卒，凭借险要地势接应鬼室福信。白江口之战后，二人投降唐军。刘仁轨展示诚意，让他们攻取任存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又为其补充军械、粮草。孙仁师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他们反叛，刘仁轨说：“我观察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真诚并有谋略，乘机立功，还怀疑什么？”沙吒相如等最终攻克了任存城，迟受信独自逃往高句丽，百济的残余势力被全部消灭。孙仁师等人班师回朝，朝廷令刘仁轨率军留镇百济。

百济两次遭受战乱，境内受到严重的破坏，刘仁轨命令对死者进行掩埋祭奠。他重新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替他们建立土地神庙，百济的民众都安居下来。守军于是垦种土地，筹划平定高句丽。

刘仁愿回到京城，李治慰问他说：“你本是武将，但这次写来的奏表文书，都合乎礼仪，这是怎么做到的？”刘仁愿回答说：“都是刘仁轨的手笔，不是我能写出来的。”高宗赞赏刘仁轨，破格提拔他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并在长安奖赏一处住宅，加赐其家属。高宗特派使者送去盖有御印的文书，对刘仁轨进行表彰。

在李世民贞观、高宗永徽年间，朝廷都特派使者慰问祭奠阵亡的将士，有的还把赠授的官职爵位转授给他的后辈担任。显庆以后，奖赏出征将士的事几乎不复存在。到平百济、围平壤时，有功的人完全没有甄别任用。州县征募兵役，人们不愿当兵出征，身体健壮、家境富裕的人，用财物到官府打通关节，都可以逃避征调。招募到的人都愚弱贫困，缺乏斗志。刘仁轨全面论述了不计功行赏的弊病，要求朝廷对出征将士给予慰劳奖赏，以便鼓舞士气。刘仁轨还呈递奏表，建议任用扶余隆，令其安抚百济民众。李治对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授扶余隆为熊津都督。

当时，刘仁愿任卑列道总管，高宗令他接替刘仁轨驻守百济，然后二人再一起回国。刘仁轨说：“皇上巡视各地，还要筹划平定高丽。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如果官兵全被接替，新来的人不熟悉情况，万一这里发生变故，谁能保卫？不如留下原来的部队收割完毕之后，分批派他们回国。我应当留下，还不能离开。”刘仁愿不同意，说：“我只知道执行诏令。”刘仁轨说：“不对。如果对国家有利，知道该做就没有不做的，这是臣下应守的节操。”于是向朝廷陈述利害关系，请求留守百济。李治同意，并因此认为刘仁愿不忠。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到泰山封禅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儋罗、倭国这四个属国的酋长奔赴泰山参加祭典集会。高宗大悦，升刘仁轨为大司宪兼知政事。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迁右相，封乐城县男。

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刘仁轨出任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他先于六月前赴新罗征调其兵马夹攻高句丽，然后北上，作为司空李的副手，协助其攻灭高句丽。同年9月，唐军长驱直入，一举攻占平壤。至此，高句丽全部平定，朝鲜半岛均为唐朝所辖。 

咸亨元年（公元670）八月，复授陇县刺史，以备吐蕃。咸亨三年（672年），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

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任鸡林道大总管，东征新罗。率唐军横渡瓠芦河，攻克新罗重镇七重城。以功进封为乐城县公，他的儿子以及侄子中有三个人被授予上柱国头衔，乡里为此感到光荣，把他的故居称为“乐城乡三柱里”。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依旧监修国史。

仪凤二年（公元677），吐蕃入寇，刘仁轨任沸河道行军镇守大使，抵御吐蕃。

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兼任太子太傅。不久后，他上疏请求致仕。李治同意他辞去尚书左仆射之职，仍以太子太傅之衔知政事。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游幸洛阳市，留皇太子李显在长安处理军政事务，令刘仁轨与裴炎、薛元超辅佐太子。次年八月，李显奉诏赶赴洛阳市，由唐昌郡王李重福继任（一作皇太孙李重润）留守，刘仁轨任副留守。

公元683年， 唐高宗晏驾后，武则天亲政，重新任命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 

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加授特进，复拜尚书左仆射，专知唐长安城留守事，进封郡公。刘仁轨以年老体弱为由而上疏推辞，请求免除自己的留守之任。他还乘机陈述西汉吕雉乱政败亡之事，以申明对武则天的讽谏之意。武则天得诏后，派侄子武承嗣专程前往长安慰问刘仁轨。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遵从新令，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正月二十二日（3月2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武则天为其辍朝三日，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市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刘仁轨是汉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十世孙刘通（在北魏为建武将军，徙居尉氏）的六世孙。

刘仁轨为大司宪后，兼检校太子左中护。袁异式害怕他给自己穿小鞋，没想到，刘仁轨专门宴请袁异式。席间，刘仁轨将酒杯里的酒倒光后对袁异式说：“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袁异式这才放心。等到刘仁轨升任右相，袁异式被改授为詹事丞（太子宫主任秘书），时人议论纷纷。此后，他又推荐袁异式任中台司元大夫（税务司长），时人都纷纷夸赞刘仁轨的胸怀和气量。监察御史杜易简甚至说：“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啊！” 

公元681年，裴匪舒上奏说，若将御苑中的马粪卖掉，每年可得钱二十万缗。李治问刘仁轨可否，刘仁轨回道，获利虽然丰厚，但恐后代提起你李家卖马粪一事来，名声上有损。唐高宗听到刘仁轨的说辞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卖马粪的提案被否决不久后，裴匪舒负责建造的镜殿落成，唐高宗与刘仁轨一起去参观。刘仁轨见状一惊，快步退了出来。唐高宗问他缘何慌张，刘仁轨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刚才我见宫殿四壁有数位天子形象，还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事吗？”闻言，唐高宗下令将镜子剔去。这说起来似乎关乎吉凶，其实也是制止奢靡之风。 

宰相裴炎被诬告谋反逮捕入狱，郎将姜嗣宗到长安办事，时任唐长安城留守事刘仁轨向他了解洛阳市的情况。姜嗣宗不慎对刘仁轨说：“我觉得裴炎似乎早就有点不正常。”刘仁轨故意问：“裴炎的举动早已让人感到不正常吗?”姜嗣宗给予肯定的回答。刘仁轨请姜嗣宗回去时替他捎一份奏章给在洛阳的太后，而在密封的奏章中写上：“对裴炎谋反的事，姜嗣宗知情不报。”太后看了奏章，立刻命令拷问姜嗣宗，最后在都亭将他绞死。

唐朝的刘仁轨做左仆射，戴至德做右仆射，人们都夸奖刘而贬低戴。当时有一位老太太要递状纸。戴至德刚要下笔批示，老太太看看旁边的人间道：“这位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人们告诉她是戴仆射，她马上向前说：“这位不是能办事的仆射，快把状纸还给我。”戴笑了，让人还给了她。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刘仁轨出任检校带方州刺史，会合新罗兵，大破百济军于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解百济府城镇将刘仁愿之围。次年，与刘仁愿共败百济于公州市（今韩国公州）东。在孤军无援之际，说服部众，坚守观变，伺机拔数栅，并攻取要塞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唐军自此“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在东海白江口，刘仁轨督率唐朝水军与倭寇战，以少胜多，击沉敌方舰船400多艘，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白江口之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原地区为师，谋求自强。

刘仁轨生平编著书籍共有两本，分别是《河洛行年记》和《永徽留本司格后本》十一卷。可惜，两书今皆散佚。

刘仁轨身经隋末之乱，辑其见闻，编著《河洛行年记》。《河洛行年记》，又名《行在河洛记》《刘氏行年记》，《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均曾著录此书，可见至宋犹行于世。司马光《资治通鉴》记隋末唐初事，仅征引此书就达二十余处。刘仁轨以当时人记录当时历史，其可信度较高，因此虽散佚不全，但相关记载至今仍是研究此段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刘仁轨曾主持改修国史，奉命“删辑格式”，撰成《永徽留本司行格后本》11卷等。此次修订，一方面是因为官号复旧，另一方面删除了法律中“于时不便”的条文，尤其是将永徽以后的制敕加以重新“编次”，为唐朝法律体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全唐文》收录了刘仁轨四篇文章，分别是《陈破百济军事表》《谏幸同州校猎表》《吏兵部选人议》《盟新罗百济文》。 

与刘仁轨书

昔汉以关中这事，专仗萧何；今者托公，亦犹于古。所希耆德，敬逼诚。

赐刘仁轨玺书

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

宋陈思《书小史》称刘仁轨：“工正、行书，有能名”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四称刘仁轨：“善书”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少恭谨好学”

武则天：“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何仁愿：“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

刘禹锡把刘仁轨与唐朝名将李靖相提并论，说：“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后知犹可用，复起于家。进退之间，曲尽情礼。君臣之际，良史美谈。”

项晓静：刘仁轨不仅能治军、善理民,为人处事也非常圆滑世故,是一位精于权术、才能卓著的政治家。 

刘仁轨逝世后，武则天停朝三日，诏令在朝官员登门哀悼，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市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李显李显重新即位后，因为刘仁轨是“春宫旧僚”，追赠他为太尉。李隆基开元年间，经刘仁轨之孙、秘书少监刘冕申请，玄宗下诏为刘仁轨立碑，并赐谥“文献”。公元747年，刘仁轨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司徒高季辅一同配享李治庙廷。

在河南尉氏县张市镇前大庄附近的乡村小道，可以发现一简朴的红色牌坊，上书：唐朝宰相刘仁轨故里。该村村西至今还存有刘仁轨的墓碑。民间因他生前官至大唐左相，将其祖籍的村庄称为“刘相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