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彦--明末清初辽阳市人，原为红衣炮队的教官，后转到爱新觉罗·多尔衮部下随多尔衮入关后，参与平定姜襄叛乱。皇太极八年（公元1634年），因功，加半个前程。后改文职，任山西阳和知府，两浙转运盐使、司运使盐法参议、盐法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以覃恩授奉直大夫。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以覃恩诰赠光禄大夫三品郎中加四级。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追封为资政大夫。

曹家祖籍辽阳，其祖先乃北宋名将曹彬之后。其远祖曹俊，明代初年“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市中卫，遂世家焉。”（曹士锜《辽东曹氏宗谱叙言》）曹俊所任之沈阳中卫指挥使是世官，此后二百余年，其子孙历代承袭，直至明末沈阳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为止。

曹锡远是曹振彦的父亲，曹寅的曾祖父，原名宝，字世选，明末任沈阳中卫指挥使之职。后金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沈阳为努尔哈赤攻破，曹锡远及其子振彦应系于此时被俘并投降了后金。当时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采取怀柔政策，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务，曹锡远和曹振彦父子归顺后即属佟养性管理。据皇太极四年（1630，明崇祯三年）四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和九月《重建玉皇庙碑》碑阴题名，该年曹振彦已为佟养性属下之“教官”和“致政”（详见冯其庸《梦边集》《\u003c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u003e考赂》。天聪六年，佟养性死，曹振彦可能于此时拨人正白旗任包衣汉人佐领，满语称为“旗鼓牛录章京”。\u003c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在天聪八年下记：爱新觉罗·多尔衮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固有功加半个前程。故至迟在天聪八年（1634，明崇祯七年），曹振彦已拨归正白旗固山贝勒多尔衮，成为其属下的汉人包衣佐领即旗鼓佐领。“包衣”系满语音译，直译为“家里的”，意译为“家奴”，这意味着曹振彦及其父曹锡远已经沦为满洲贵族的家奴，而且将子子孙孙永为奴仆，除非有极其偶然的原因获主子同意出旗开户，其奴隶身份不能改变。为了对曹雪芹家这种奴隶家世的背景有一较为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简单了解一下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其基本单位称“牛录”，由三百人组成，其长官称“牛录章京”，汉语意译为“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其长官称“甲喇章京”，汉译“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其长官“固山额真”，汉译为“旗”和“都统”。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努尔哈赤将其所率军民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后因人数日增，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将四旗镶色（黄、白、蓝镶以红边，红镶以白边）增为八旗。据《清太宗实录》卷十三，皇太极七年时后金已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绿营一旗”。而同书卷九天聪五年八月下已有“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载红衣炮”之已载。天聪八年五月，始立汉军旗，以“旧汉兵为汉军”（见《清太宗实录》卷十八）。由此可知：曹振彦原属旧汉兵，天聪八年前人正白旗为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家奴，并没有做过八旗汉军的军人。

曹振彦身任旗鼓佐领跟随多尔衮辗转沙场，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贱，但由于年青机敏勇敢善战，在长期的征战中又与其主子多尔衮建立了较为亲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尔衮的赏识和提拔。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多尔衮应吴三桂之请率军入关，与李自成农民军决战山海关区内，获得胜利。五月，多尔衮率清军进人北京。十月顺治帝福临在北京称帝，“号曰清代，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着清王朝中央政权的确立。在这场战争中，曹振彦作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亲军，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定鼎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从龙勋佐”而无愧。曹氏家族“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序幕。顺治二年四月，多尔衮之同母弟爱新觉罗·多铎多铎率清军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曹振彦及其子曹玺很可能亦随军南征。六年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统内外官兵征剿大同市，平定姜叛乱，八月乱平。次年，曹振彦即留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九年，调山西阳和府知府回。十二年，升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十五年离任。其时曹振彦已是从三品的高级文官。

顺治帝七年十二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病卒。次年二月，顺治帝下诏追夺多尔衮封号，撤庙享，正白旗遂归顺治帝自将，与正黄、镶黄两旗同为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上三旗包衣为皇帝家奴，组成内务府的全部成员，管理宫廷庶务及皇帝私事。曹家遂自此归入内务府。福格《听雨丛谈》卷一“八旗原起”条下记：内务府三旗分佐领、管领。其管领下人，是我朝发祥之初家臣；佐领下人，是当时所置兵弁：所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也。

据《内务府满文奏销档》、《历朝八旗杂档》、《八旗通志·旗分志》等文献记录，曹家系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旗鼓佐领”又译“齐固佐领”（奕赓《寄备谈》），意为“包衣汉人编立的佐领”（《御制清文鉴》卷三）。有的文献记曹家为“包衣汉军”、“内汉军”、“正白旗汉军”等，应与内务府包衣汉人同义，而与八旗汉军无涉。因此，曹家乃从满洲正白旗包衣转入内务府，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及《八旗通志》卷七均将曹家记载于满洲正白旗。然由于上三旗包衣在顺治八年后已归入内务府，故曹家直属内务府管辖，与满洲正白旗都统已无隶属关系。

曹寅的祖先就这样一步步从明代世袭官吏沦为清皇室的包衣家奴。他们的实际身份至为低微，但由于曹振彦及其子孙曹玺、曹寅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切近，又因其对主子的忠诚和本身的才干而受到信任重用，逐渐爬到了高级文官的显赫地位。然而，事情还有其另一方面。曹氏家族系内务府包衣汉人，由于清代制度主奴、民族之分异常森严，曹家的实际地位并不美妙。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曹氏家族诸人作为汉人包衣的可悲处境就暴露无遗：他们的实际身份不仅低于满洲、蒙古、汉军等八旗军民，而且低于同为皇帝家奴的满蒙包衣，受着双重的歧视和压迫。这种阶级和民族压迫，到雍正、乾隆更日趋严重（参见张书才《曹雪芹旗籍考辨），《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三辑）。曹振彦生有二子，长子曹玺乃其妻欧阳姓所生，次子曹尔正系继室袁氏所出。曹振彦约在顺治帝末年去世。

•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投降後金，为满洲包衣。

• 皇太极八年任旗鼓牛录章京。

• 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爱新觉罗·多尔衮入关，任佐领，平姜瓖之叛，参加大同屠城，镇压反 清斗争。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 世祖顺治九年至十三年（公元1652－1656年）曹雪芹高祖辽东曹振彦任大同知府。

• 顺治九年曹振彦转任大同知府。

曹寅的祖父。明末驻守辽东。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市、辽阳市一带，投降後金，为满洲包衣。後为佟养性属下，担任红衣炮队的教官。天聪八年任旗鼓牛录章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爱新觉罗·多尔衮入关，任佐领，平姜瓖之叛。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平姜瓖之叛，就是镇压大同市军民的反清斗争。清兵进入大同后，对大同进行屠城，十多万军民惨遭屠杀。而曹振彦参与了镇压和屠杀。

曹振彦当时是个佐领。佐领是个什么官？

八旗首领——汗。

旗（固山）的首领——都统（固山额真）。

每旗辖五个甲喇（队），每个甲喇辖五个牛录。

甲喇的首领叫甲喇额真（汉语译为“参领”），牛录的长官叫雍舜（入关后称佐领）。

所以佐领的地位处于八旗等级中的第四级，属于正四品，地位是很高的。

天聪初年的八旗只有四十多甲喇，二百多牛录。加上朝廷的皇帝、贝勒、议政大臣、六部和内三院官员，中上层统治者总共也就500余人。曹振彦已是满洲军功集团最活跃的500骨干的一员。

所以曹振彦作为清代重要军事首领，参与镇压大同起义，然后参加屠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

张普陶在“大同市知府曹振彦功过新考”(2005-04-29 ) 一文中披露了曹振彦在屠大同中的罪行。现摘录如下：

清顺治，大同城曾有过一段惨绝人寰的屠城杀戮和轰轰烈烈的复城建设过程，而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便是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

……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恐怕就很少有人关注了。至于曹振彦在大同当过知府，并在任上干了什么，更是鲜为人知了。26年前，大同发现过一块石碑，上面记载着清顺治年间大同屠城复城的一段历史。但因为石碑年代久远，字迹不清，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落。从去年起，笔者因多年潜心研究曹氏家族史和大同市史，便对石碑上出现的曹振彦的生平事迹、历史功过进行了详细考证，并于近日得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撰此文试图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走近350年前出任山西大同知府的曹振彦，并通过这个历史人物，让人更多地了解大同那段惨绝人寰的屠城杀戮和轰轰烈烈的复城建设史。

“顺治帝顺治九年至十三年（公元1652－1656年）曹振彦任大同知府。

清世祖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总督马之光、总兵彭有德及知府曹振彦等人上疏清廷，将镇、府、县衙复移回大同城。”这是大同市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14）》中有关曹振彦的记载。

另据《云中郡志》记载，清顺治三年到九年，在大同任过知府的人共有8人，只有曹振彦一人编入《大同文史资料》的“大事记”。但笔者认为主要还在于他的历史上有一段二律背反的事迹：在大同曾屠城杀民有罪，但屠城后复城有功。

曹振彦原为清代爱新觉罗·多尔衮麾下的包衣教官。1648年，与其长子曹玺一同随军在山右（即今之晋北）作战。曹振彦父子左冲右突，所向披靡，不但几次扭转了败退之势，且在多次袭击中救援了多位王爷贝勒、将军大臣。这场战争结束后，曹氏父子因征战英勇，救援得力，双双获得了头等战功。对此，固然使他们大喜过望，但紧接着爱新觉罗·阿济格爱新觉罗·阿济格奉摄政王多尔衮之特谕，要求他们血洗大同，又使得他们忧心如焚，不知所措。如果说战场上刀枪血刃是对等杀戮的话，那么面对5万多赤手空拳的降卒，特别是七八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何都要一律杀掉？曹振彦震惊了，也沉默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实在不想做、不能做、而又让刀架在脖子上、逼着非做不可的事。

一时间，大同市城内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烧奸掠夺，顿成废墟。对于这次大屠杀，26年前大同偶然发现的那块石碑上这样写着：“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莫辩、玉石俱焚，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无疑，曹振彦、曹玺父子在这次屠杀中，双手沾满了大同人民的鲜血。清史专家邱华东先生给笔者来信说：“大同市之屠戮，他们都有份。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曹雪芹的祖先而能洗刷掉的。”虽说他们是执行者，也抱恨终天，惴惴不安，并从此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洗刷不掉的残污。

“屠城”后，由于曹家对清廷的忠诚，曹玺被提拔为皇宫二等侍卫，曹振彦被允许参加贡士考试，并通过考试，完成了从教官到贡士，从包衣到仕官，从军界到政界的转变。这一年，他已48岁，即将进入天命之年，被任命为吉州知州。

顺治九年曹振彦转任大同知府。这是他最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屠城后第4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