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国论》是一篇出自《三国志·谯周传》的文言文传记。作者是三国时代蜀汉中散大夫谯周，该传记编写于公元257年。

该传记创作时的背景为蜀汉后主延熙二十年(257年)，当时诸葛亮已经逝世23年，姜维为了继承诸葛亮的遗志，连年发动对曹魏的北伐战争，以图恢复汉室。针对姜维的过度军事行动，谯周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益州本地人对蜀汉外来统治集团的反抗。然而，这篇文章也遭到了中国正统儒家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在为投降主义辩护，丧失了民族气节。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

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周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周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仇国论》的创作背景为三国时期的魏灭蜀之战，蜀汉后期，姜维成为重要将领，他继承诸葛亮遗志，持续伐魏。公元247-262年间，他多次发动战争。公元254年，他趁魏狄道长李简投降之机出兵，攻占临洮县，但因张嶷被杀而撤军。公元255年，他再次伐魏，被陈泰等击败。公元256年，他出祁山与邓艾交战失败。公元257年，他进攻秦川无功而返。公元258年，他进攻阳被邓艾打败。姜维的多次伐魏消耗了汉力量，引发谯周和部分将领的反对。于是中散大夫谯周针对姜维的穷兵黩武写了一篇《仇国论》。

《仇国论》中，谯周举了两个虚构的国家“因余”和“肇建”为例子，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什么战略，伏愚子举周文王与勾践为例子，说明与民休养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胜利，高贤卿又问：“楚汉战争之时，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当项羽返回时，张良认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变动，说服刘邦追击项羽，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现在肇建国内部有缺陷，我们趁机出兵攻击其边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烦而战胜他呢？”

伏愚子回答：“商朝与西周的时候，王纲坚固，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要是在那个时候，刘邦怎么可能杖剑鞭马、夺取天下呢。反观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递嬗，年年月月都改变统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强并争，力量强的收获便大，迟慢的便被吞并。现在我们国家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时候，而有多国并立的形势，所以可以用周文王无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刘邦那样南征北讨，如果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俗话说‘与其射出很多箭没有命中目标，不如谨慎发箭，不要轻易出击。’

所以智者不会因为一时小利就转移目标，而是等到时机许可才一次出动，所以商汤、姬发能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过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谯周出台《仇国论》后，虽然没有阻止姜维北伐，但谯周本人也没有遭到任何处分，加上朝中无对应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反而升级为光禄大夫。

谯周（约公元201年-270年）字号为允南，所处朝代是三国时期，籍贯为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人，他是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在谯周去世后两千年来一直背着骂名。从东晋的孙卓、孙盛，到明初的罗贯中，清代的毛宗岗、王夫之等皆指责谯周卖国，没有气节。特别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把谯周塑造成投降派的典型。而在《三国志·谯周》传中，作者陈寿用客观事实，引用两篇文章和一个奏疏，证明谯周是一个认识历史潮流，希望国家统一，尽快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志士。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尤其历史学著作，历两晋迄于唐宋皆为史家所注目。主要作品有《谯子法训》《论语注》《五经然否论》《古史考》《巴蜀异物志》《后汉记》《蜀本纪》《异物志》《益州志》《三巴志》等一百多种。其中规模庞大的《后汉记》因为不像曹魏一样犯忌讳，能较真实地撰写东汉历史，成为后来范晔《后汉书》的重要参考资料；《晋书·司马彪传》评价说：“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一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25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因此，《古史考》早在唐朝就被誉为能与《史记》并行于世的史书。

谯周所著《蜀本纪》《三巴记》《巴蜀异物志》可列为方志著作。《华阳国志·序志》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其中：“谯常侍”即是谯周，晋初授散骑常侍，所作《本纪》即《蜀本纪》，属以记人为主的地方史。《三巴记》则是谯周以巴西人记乡邦的历史、地理、沿革、风俗、民情、口碑传说，保存了未见于正史或他书的资料。萧统《昭明文选注析》中，左思的《蜀都赋》里，刘逵曾注引谯周《巴蜀异物志》，所引条目与《华阳国志》基本相同，可见常璩在撰写《华阳国志》时也参考了谯周《巴蜀异物志》。这三部地方志虽已亡佚，但从能见到的文字中，则可发现所记史料已俱备记人、述地、志物的地方志特征，对后来出现的综合型地方志有着重大影响。

写《仇国论》的背景是“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是时（姜）维数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胡三省注云：“姜维数战亡蜀，卒如谯周之言。”谯周作为蜀汉臣子，尽自己所能极力劝阻皇上爱民勤政，远离声乐，平息争战，让百姓修养生息。当一切劝说、进谏都徒劳无功，国力衰竭、蜀人愁苦、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所有反抗除增加死亡外毫无用处。谯周审时度势，力排众议，也不畏被加上投降的骂名，劝刘禅降魏以加速统一进程，减少战争灾祸，让人民安居乐业。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也体现出了谯周贵民重生的人本思想。（荥经县人民政府评）

谯周去世后两千年来一直背着骂名。从东晋的孙卓、孙盛，到明初的罗贯中，清代的毛宗岗、王夫之等皆指责谯周卖国，没有气节。特别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把谯周塑造成投降派的典型。而在《三国志·谯周》传的《仇国论》文章中；，作者陈寿用客观事实，引用两篇文章和一个奏疏，证明谯周是一个认识历史潮流，希望国家统一，尽快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志士。（华西都市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