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北京工人，学生在“五”运动的感召下，反日浪潮汹涌澎湃。 一九二五年八月，詹云青经由邓和高、章馥耀介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皖后，詹云青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芜湖市委工作。

　　詹云青原名詹先，一九零四年九月生于昆明县中乡严家堡詹家村（现为官渡区小板桥镇四甲办事处楼房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家里除有六亩田外，还靠帮省城铺家加工丝线以维持生活。

在帮父亲打线时，稍一有空他就拿起书本读书，在帮亲添火煮饭时，仍手不释卷。在初小，高小或师范学习考试中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他于1922年，在昆明县立师范第六班未及毕业时就借别人的文凭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那年“北师大”在云南省只取了三名学生，他考了第二名。

　　他考取大学后，为了筹措学费、旅费，家里东挪西借，才勉强凑得银洋壹佰伍拾元让其入学。

　　当时，云南入京学生必须绕道越南海防，渡船经香港然后北上进京。行前还要向法国驻滇领事馆提出理由，领取护照，银元也得换成法币方能成行。办完这一系列烦琐手续，他于一九二二年底启程赴京。因无人组织领导，初出远门，人地生疏，到京时已延误了“北师大”报到日期，未能入学，在云南同乡的帮助下，他只得边帮人干活，边补习功课，经三个多月的努力，于一九二三年秋他又考入了北京法政大学。两年后，他想，自己出身农民家庭，再继续学下去，一是家庭无力负担，二是无官宦作后台，即使学得再好，毕业后也无事可做，还不如学点科学技术实在一些，于是在一九二五年初他又考入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学习。四个多月后，因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得到了日本校长的夸奖，勉励他继续努力，将来送他到东京大学深造。同年“五卅”运动爆发，激于爱国热情，他同中国学生一道，参加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反日斗争。后遭到大军阀张作霖押送出境的处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仍返“法大”继续学习。

　　一九二五年，北京工人，学生在“五卅”运动的感召下，反日浪潮汹涌澎湃。詹云青返回“法大”后，一些进步的同学经常约他到“北大”三院的一个教室里，听革命先驱李大钊、瞿秋白、赵世炎、肖子璋等同志作《工人运动》、《农民与土地问题》、《青年运动》、《国际形势》等报告，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尤如在长夜难明的境况中隐约地望到了启明星的闪光。一九二五年八月，詹云青经由邓和高、章馥耀介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根据组织的部署，在“法大”组建支部，并担任书记。在支部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学生会出版《新社会》旬刊，并经常撰稿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并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如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第四师党委书记的唐维烈士，就是在“法大”时经他介绍发展入党的。在这一时期，他还组织“法大”的党员和进步同学参加我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发动和组织的“反对关税会议”的群众大会，迫段祺瑞“还政于民”。在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首都学生、工人两千余人到段祺瑞政府院内要求“反对八国通牒”，“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请愿，遭反动派血腥镇压，当场四十七人壮烈牺牲，百余人受伤。一些同学就牺牲在他的身旁，他的旗袍上，溅满了烈土的鲜血。

　　“三·一八惨案”他幸勉于难，党组织立即通知他离开“法大”，安排他到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些大城市做地下工作。先参加国际支部军事、政治调查五人小组，到武汉调查曹（）、吴（佩孚）的军政情况。之后北伐战斗开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受党的派遣，到北伐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工作。一九二七年又调第七军政治部工作，随军由汉口经鄂东、皖西北上抵合肥市。“四·一二”政变后他回到汉口。“七·一五”事变后，又调往南昌第三军政治部工作。南昌起义后，汉口领事馆将其组织关系转至广西领事馆。在短短的近一年时间，调动如此频繁，他却做到了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他奉命由石龙到广州执行任务。时值“广州起义”前夕，凌晨三时许，市内枪声大作，他知广州起义已经爆发，无法去领事馆完成任务，遂乘起义军教导团战士检查旅馆之时，主动请求参加起义。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红旗》周刊（党内刊物）作证，并说明现担任教导团党委书记唐维同志在“法大”时与自己是同学关系，指导员王侃予系好友。战士们带他见到了赵希杰连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团长），赵表示欢迎他参加战斗。立即发给他一支步枪，和战土们一起在街垒下防守珠江南岸来犯之敌。经过数昼夜激战，起义军退出广州市到花县进行整编，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经唐维、王侃予推荐，他担任红四师政治部秘书，系党委办公厅干事，在东江地区他们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游击战争。当时，敌众我寡，上面又推行硬打硬拚的策略，部队伤亡很大，许多同志壮烈牺牲，兵源给养都得不到补充，加之山区流行疟疾，敌人又实行“三光”政策，只得分散活动。他和战士们一样，三人一群，五人一组，白天钻荒野，夜晚宿山洞。战斗激烈时，山乡农户逃亡走光，无法觅食，只得在夜间到野地里寻些番薯，青萝卜、食用野菜充饥。—次，在惠来县与普宁市交界的山区深坑宿营，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军伤亡很大，部队且战且走，他因腿部负伤而落伍。后经农民引到惠来县委临时办公处养伤。

　　一九二九年底，广东省委陈郁同志到东江视察，了解到红四师的艰难处境，认为剩下来的同志均系党的骨干，必须设法把他们送出去。于是，由广东特委发放路费，请当地同志带路，经潮阳区、汕头市，然后乘船到上海市，找到了党中央。詹云青被安排在马浪新民路一姓“叶”的医生处，边养伤，边从事科学书籍翻译工作。

　　一九三O年一月，詹云青伤愈后，受党中央派遣到四川成都私立西南大学任教，校长系张澜先生（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詹云青担任该校秘书长。工作一学期未完，因组织学生集会，市民罢市，反对军伐统治，参与创办《锦江日报》，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等“罪名”，被四川省反动当局抓捕，坐牢九个月。后经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才得请保释放。一九三二年八月，因组织上海法商公司和水电工人进行斗争，在法租界的一次秘密集会上被法国巡捕抓获，移交上海反动当局，以组织“叛乱”罪，被叛刑五年。先关押在上海，后转移至安徽芜湖监狱，最后被移交至安庆牢房。同狱难友有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罗髫渔（原中苏友协会长）等同志。刑满释放后，受党的委托，为了营救“罪行”较重的同志，詹云青打入安徽反省院担任教师，继续坚持狱中斗争。在他和一些同志的不懈努力下、确实营救出了一些同志，罗渔就是其中的一员。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詹云青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部队，先在西安行署政训处任少校科员，接着转至保定行营政训处工作。三八年二至六月调军委政治部一厅任股长，当时政治部主任系陈诚，副主任周恩来同志，厅长郭沫若同志。三八年六月以后又转调至抗日战争第五战区政治部任中校组员、上校组长等职。在政工训练班兼任第八中队队长时，他积极支持教育长贺希明、曹荻秋同志工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寇加紧进攻，驻地襄樊失陷，李克农同志（上级党代表）派来搞单线联系的联络员项乃光逃亡，从此詹云青和党失去了联系。一九四O年，詹云青因公到重庆市时，曾专门找过李克农同志，经多方打探得知，李早迁往桂林市，未联系上。一九四一年秋，武汉失陷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詹云青愤然辞职，与一些知识界进步人士姚雪垠、臧克家等团结进步力量，反对顽固势力。

　　皖南事变后，应周新民同志之邀，（周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员）到安徽学院任教直至1949年芜湖解放。在这段时间里，詹云青组织上虽与党失去联系，但思想上并未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利用一切时机，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恳，并参与创办《安徽日报》，宣传抗日主张及党的政策。他曾几次组织进步师生，揭露、反对该院几任院方负责人贪污及扩充反动势力的行为，迫使这些后台很硬的人下了台。抗战胜利后，他曾专程到南京请周新民同志帮助与党取得联系。周讲：“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希望在这次运动中，联系自己的工作，积极努力搞好这次运动，一定能找到党。”

　　回皖后，詹云青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芜湖市委工作。他利用CC派和桂系的矛盾，经常在《安徽报》上撰文宣传民主运动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一九四八六月，詹云青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主持芜湖市临时工委工作，他发动盟员和农工党党员，策动中国国民党军政人员反正起义。为配合解放军渡江南下，他亲自调查了解芜湖至当涂县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情况，绘制成图，秘密送交江北解放军，并亲自接待，协助解放军侦察员了解情况，为解放大军胜利横渡长江作出一定贡献。

　　解放初，即1949年8至10月，詹云青曾一度被调民盟中央工作，后因要照顾家属仍回皖工作。四九年底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学习时，云南省同乡周保中、曾泽生，楚图南、张冲等同志聚首，相邀回云南工作。詹云青一再表示：解放前因入党、坐牢，怕殃及家庭，连累亲友，故未敢回乡。现在回乡，为云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绵薄之力，是多年的愿望，并请周保中将军为其解决调动问题。此后，周将军多方帮助联系，并转请在西南文教部工作的楚图南同志负责解决。周将军几次与詹云青书信联系然终未调成。主要原因是华东教育部不放詹云青走，并要他参加筹建新的安徽大学，故回乡愿望终未实现。

　　1949年至1962年期间，詹云青先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授、总务长，在芜湖师范学院任历史系主任，在合肥师范学院任济系主任并教授俄语。

　　1962年IO月，詹云青调中国农工民主党安徽省委员会，历任驻会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顾问等职，并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一、三、四、五届委员。

一九八六年，经安徽省委组织部调查、核实，研究决定确认了詹云青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1991年4月1 3日，詹云青因患脑出血，抢救无效，在安徽合肥不幸逝世，终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