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鋆（1890-1977），字伯鋆，浙江平阳人。中国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曾任河北大学医学部、湖南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东南医学院 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教授、系主任、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当选为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他自1911年起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曾从事过人脑沟回、胚胎结构和组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所编的《人体解剖学》为全国医学院校教材。

张鋆，1890年   生于浙江省鳌江镇东河村。中国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曾当选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北京市一至五届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年少时聪颖好学，15岁留学日本，1911年（清宣统三年）毕业于慈惠医科大学。回国后，在江西医专、保定医专任教。1921年，以公费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习人体解剖学，次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任瓯海区医院院长。在任一年，成绩卓著。后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东南医学院、河北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其间1931年和1933年两次去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纽约大学生物系及卡内基研究所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并加入美国解剖学会。多次在国外刊物发表有关组织学、胚胎学的学术论文。曾和学生一起解剖50例尸体的100侧人脑，在美国人类学刊物上发表《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一文，有力地驳斥某些白种人优越、中国人种低劣的谬论。抗战期间，沦陷区生活十分艰苦，但拒绝开业行医和日本人的引诱。

抗战胜利后，曾任联合国救济总署专员。一年后回上海东南医学院任教。1949年，应北京协和医学院之聘，担任该院解剖学第一个华人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不久，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医学实验研究所所长，中国医科大学教授、系主任。1977年12月2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遗著有《人体解剖学》，为全国医学院校教材。

工作热情负责，任瓯海医院院长时，有单身农民住院无人照顾，张鋆自携铺盖，睡在病房予以照料。教解剖学时，常亲临尸体解剖现场，使学生学到许多实际知识和技能。

1890年 出生于浙江省鳌江镇。

1894年 从私塾先生陈仲芸读书。

1904年 毕业于平阳县高等学堂（高小）。

1905年 东渡日本，在东京海成中学读书。

1906年 考入日本慈惠医科大学。

1911年 毕业于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医科大学，随即回国。

1911～1913年 在家乡任耳鼻喉科医生。

1913年 应聘到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任教。

1915年 应聘去保定市直隶医学专门学校任解剖学教员。

1921年 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

1923年 在直隶医学专门学校执教解剖学。

1926年 赴湖南湘雅医学院任教。

1927年 在河北大学医科任教。

1928年 上海市任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育长、解剖学教授。

1932年 兼任上海愚园路一伤兵医院院长。

1933年 在纽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和卡内基研究所攻人体组织学。

1934年 在上海医学院任教。

1945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专员。

1947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

1948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

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

任中华医学会理事。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977年12月27日 在北京病逝。

张鋆，生于浙江省鳌江镇一个依山临海的地方。父亲张邦安读过几年书，为人正直本份，在镇上一家商店做店员，以此维持全家生计。在张鋆11岁的时候，父亲死于霍乱。从此，张鋆和弟弟张榕（原广西医学院院长，教授，已故）靠母亲替人缝补浆洗，艰难度日。

张鋆自幼聪慧，4岁即能朗读堂屋中的对联，深得父亲挚友、私塾先生陈仲芸的钟爱，于是陈仲芸免费教他读书。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满清朝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富有爱国精神的陈仲芸教导张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长大当海军的志愿。

求学时代

张鋆结束私塾教育后顺利考入平阳县高等学堂（高小），1904年在该校毕业。陈仲芸鼓励他东渡日本留学，不仅倾囊相助，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带有募捐性的组织。1905年春，张鋆带着家乡父老资助的100元钱，东渡日本求学。

抵日之后，张鋆先在东京海成中学读书，主要补习日语及数、理、化知识。1906年，他以各科均优秀的成绩毕业后，决定报考海军专业，但数次努力均告失败。那时，一般涉及军事的专业，日本学校均不收“支那”学生。在医学救国论思想的影响下，他决定改学医学。

1906年，张鋆考入日本慈惠医科大学。该校以日本皇后之名创办，颇有来历。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日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政策。日本天皇创办的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属日德系；日本皇后办的慈惠医科大学属于英美系。该校延聘英美籍教师，采用英美教学体系，并全部用英文授课。因此，张鋆虽在日本读书，接受的却是英美式的教育，这对他日后的成长颇有裨益。他回国后曾任教于多所学校，不论是“东洋”派、还是“西洋”派把持的学校，他均能执教。

张鋆刚留学日本时不是官费生，又缺乏经济来源，因此除设法干点零活外，他还帮助富裕的中国留学生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下厨做饭，富裕留学生将省下的雇人的钱，补贴张鋆的开支。后来虽然张鋆通过考试取得官费生资格，但仍坚持勤工俭学。当时张鋆年仅16岁，且身材瘦小，却每天要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在整整6年的时间里，他各科成绩优秀，年年名列前茅，誉满全校。

医学教育生涯

1911年，张鋆在慈惠医科大学毕业。这年辛亥革命成功，张鋆欢欣鼓舞，当即返国。回国后，他在家乡做了一年多的耳鼻喉科医生。在那个医生极少的年月，要维持小康之家生活并非难事，但在“自强维新”、“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张鋆还是于1913年远离家乡，应聘到江西医专任教，从此开始了他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

1915年，张鋆在母亲催促下，与家乡姑娘余韵芳结婚。妻子生于小康之家，祖父思想开明，她从小不缠足并读书识字，她一生对张鋆帮助很大。婚后，张鋆应聘去保定市，在直隶医专（河北医科大学前身）任教。该校原为清末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创建于天津市，辛亥革命后，于1915年随河北省会迁到保定。当年10月招生，学制4年。张鋆来校任解剖学教员时，学校实际处于草创之际。师资尚缺，资金匮乏，每年仅能招收一个班的学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张鋆不吸烟、不沾酒、不摸牌，兢兢业业全身心致力于教学和学校的建设工作。虽然他教龄不长，但治学有方，深得学生爱戴，校方器重。1921年，张鋆得到洛克斐勒氏基金会资助，由学校保送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著名解剖学家W.H.Lewis指导下专攻人体胚胎学。

1923年，张鋆在美国进修结束，如期返校。除教解剖学外，又新开人体胚胎学课程。此时，张鋆已积累了10年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他国文功底深厚，语言逻辑严谨，表达力很强，且精通日、德、英三国文字，因此讲课时不仅表达自如，而且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十分枯燥的解剖学等课程经他讲授，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他在黑板上画图更是堪称一绝。他授课时很少带挂图，讲到什么地方需要图象表示，即随手在黑板上准确、迅速地画出来。德国著名解剖学家Sobotta编写的《人体解剖图》，为三大卷彩色图谱，是国际通用教材。张鋆讲课需用此书内容时，不用带挂图，也不看书本，只用彩色粉笔两手左右开弓，一一准确地画在黑板上。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每堂课前必要口试，并将成绩记人成绩册。对作业及考试，他都要在错处一一订正，不许丝毫马虎。因此，他的学生在学习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校期间都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现代著名解剖学家张岩、齐登科、王有琪、郑思竞等均出其门下。

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入关，进驻天津市，自任河北省省长，将教育经费挪为军费。不久直奉军阀交战，战火蔓延华北，学校被迫停办。张鋆不得不离开倾注了十年心血的直隶医学专门学校，赴湖南湘雅医学院任教。次年，北伐成功，河北省议会决定河北大学复校，原直隶医学专门学校作为医科并入该校。张鋆应召回校担任了两年教员。其间，北方战乱频起，创满目，莫说教员薪金拖欠成为常事，连教员的生命安全也成了问题。张鋆热切地希望和平，将其长子、次子、三子分别起名为国维、国孚、国和，然而这不过是愿望而已。他不得不再次离开保定市。

1928年，张鋆来到上海市，在中国人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台湾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育长、解剖学教授。到校后不久，学校改建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建院伊始，行政事务繁重，许多工作，如人员安置、设备添置、人才培训等都要从头做起。他秉公办事，平易近人，颇得人心。张鋆还亲自担任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的教学工作，并且连标本模型的设计与制作、解剖学材料的收集与保存都亲自动手，没有一点教授架子。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凇沪战争，完全摧毁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吴淞医学基地。次日，张鋆不顾生命危险，踏着战火余烬，只身绕道赴吴淞镇，抢救残存的切片、模型、显微镜等公物，而个人物品一件没拿。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他一家八口靠借的几条毯子才度过了难关。为保存学校，不使学生失学，他奔走联系借用房屋，维持办学。他还积极参加抢救伤兵和难民工作，曾任上海愚园路附近一所伤兵医院院长。当时伤兵和难民大量涌来，经费、人力都很困难，张鋆一面亲自抢救伤员，一面四处奔走募捐。

1933年，张鋆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纽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和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攻人体组织学。在此期间，他当选为历史悠久、对学术水平要求甚严的美国解剖学会正式会员。此后，他连续发表了胚胎心脏、心血管、心中隔及瓣膜的发生、形态及血液动力学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10-15毫米猪胚瓣膜的作用》、《胚胎心中膈的发生》、《肺静脉的起源》、《心瓣膜的位置及其与血流的关系》、《软骨鱼血细胞的培养》。1934年他回到中国，在上海任教。尽管时局动荡，条件恶劣，他在教学工作之余，仍潜心科学研究。在国内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怎样教解剖学》、《培养组织之创伤治疗》等论文。后一论文为中国最早的组织培养文献之一。

1937年，张鋆率先将组织培养方法介绍到国内，同年他还发表了《关于淋巴细胞近年来研究之鸟瞰》一文。抗日战争前夕，他一边组织师生员工分批去重庆市建校，一边在上海市内坚持办学，并收容失学青年准备带往内地。“八·一三”战争突然爆发时，张鋆正好患急性阑尾炎，无法撤离上海，而且他当时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大量的行政事务也不容他脱身。为了学校的生存，他忍辱负重，虽然当时连理发钱也要掂量，但却不受敌人拉拢，保持了民族气节。1940年，张鋆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美国解剖学杂志》）发表了“脂肪细胞的发生”一文。这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国率先开展建立组织培养技术，在脂肪细胞的发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1941 年，张鋆与他的助手齐登科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反响剧烈的论文“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谬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身陷“孤岛”8年的张鋆将一所基本完整的医学院交给了国家。但他竟在派系倾轧下被排挤出校，被迫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专员。张鋆不愿与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共事，1947年10月毅然离开上海市，来到北平市，张鋆作为借用教授来到刚复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他以娴熟的英语、高超的教学独自开设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局部解剖学、人类学等课程，不到一年就被学校正式聘为主任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

1951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府曾向协和医学院借房安置外地代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提出安排病床治疗志愿军伤员。张鋆对共产党的主张尽管还不了解，但欣然同意。德高望重的张鋆虽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但其政治态度在当时影响很大。

1950年代初他作为慰问团第一分团团长赴朝慰问，除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外，还积极组织解剖学系的工作人员，亲自制做教学用的组织切片出售，并将全部收入捐给国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对这样的“革命”他非常不满。在给一位下放干部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要搞医学基础理论的人包治百病，要搞理工科的人保修一切机车，这不可能。”“文革”初期他就被宣布靠边站了，但全所的“财”权仍交他管理。一次，一个造反组织找他报销单据，他认为经费使用去向不明，坚决不予报销。“走资派”难住了造反派，在当时真是件怪事。

张鋆曾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晚年生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他以87岁高龄，扶杖出席中华医学会座谈会，积极建议恢复中国解剖学会。正当他准备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因病住院，随之卧床不起。这年12月，在他病危时还拉着解剖学会负责人的手说：“要积极恢复学会，不要让学会在我们手上断线。”1977年12月27日，张鋆与世长辞。他一生取得30余项科研成果，为中国解剖学教育奋斗60余年。如今，中国解剖学界已有4000余人。中国解剖学会、《解剖学报》、《解剖学通报》相继恢复和复刊。

证明中国的脑沟回与白种人相同

曾几何时，一些西方人类学者认为：黄种人的脑沟回与高等灵长目的脑沟回更为相似，而白种人的脑沟回与高等灵长类的脑沟回类似之处却较少，由此判定中国人为“劣等民族”。张鋆与齐登科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亲自动手解剖了50例中国人尸体的100侧脑沟回，证明中国人的脑沟回与白人相同。1941年，他们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反响剧烈的论文“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反驳了这种说法。

培养解剖学师资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必不可少的基础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36所高等医学院校内，解剖学教师仅60余人。许多院校无专职解剖学教师，只得由外科医生代课。1951年，中央卫生部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全国解剖学师资班，这一重任落在了张鋆身上。师资班先后办了两期，学员有近百人，大多为刚毕业的医学生。那年张鋆已61岁，但仍担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还坚持主要课程亲自讲授。师资班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白天8节课，晚上还要辅导，他每天很晚才离开学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每个学员的作业他都要亲自订正。两批学员先后分配到西北及全国各地，填补了解剖学教学的空白，形成了中国解剖学界的骨干力量。

1960年代初，北京市宣武区红旗业余大学聘请他为解剖课教师，身为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年逾70的张鋆欣然前往。学校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往返派车接送，但他总是在傍晚提前乘公共汽车前往，学校派车接不到人，只好作罢。

编写解剖学教材

张鋆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同时奋力读书，普及解剖学知识。1951年，他为中级医校编写了《解剖学》一书。1960 年，他主编的全国医校教科书《人体解剖学》，用作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解剖学通用教材。该书1962年修订再版，迄今仍为中国解剖学重要参考书。

多方面的科学研究

1950年代初，免疫学迅速发展，但各国免疫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血清的研究上。从组织学角度来研究免疫学的科学家凤毛麟角，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只是刚起步。当时中国与各国学术交流基本停顿，消息闭塞，国内无人涉及组织免疫学的研究。但张鋆却以他的远见卓识进行了组织免疫学的实验研究，发表了论文《免疫的细胞反应》，论证了免疫细胞的功能、类型，开创了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1956年，他发表论文《肝脏再生实验观察小叶的分带成因》，提出了支持肝再生起源于胆小管芽生的假说的证据。1958年，基于对创伤愈合及植皮问题的研究，他又发表了论文《皮肤创后的组织变化》，指出血细胞在生死细胞之间的出现，是死组织脱落的原因，并提出肉芽组织细胞的多元来源论，主张肉芽细胞除来源于结缔组织外，创缘上皮细胞的增殖分裂也是重要来源之一。根据这一研究，他还设计了“皮浆植皮法”，即以自体碎皮点植于烧伤创面，为大面积烧伤提供了节约自体皮肤的方法。以后，临床工作者根据这种方法发展成为目前烧伤治疗的一种植皮技术，即“自体皮点与异体皮肤镶嵌植皮法”。1954年，张鋆发表《锥状肌的一些观察》一文，分析了锥状肌的演化规律，提出锥状肌作为“进化肌”之一的意义。

对科学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科学家的品格。1950年代初，苏联学者О.Б.Лепешинскαя曾宣称发现从无生命物向有生命物过渡的一种物质，即“活质”。这一“发现”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形成很有声势的“活质学说”派。有人依据苏联人的方法重复实验，得不出相同的结论，便写了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寄给中国解剖学报。那时，学术之争常常与政治搅合在一起，不同意苏联学者的观点，会被看作是反苏，后果不堪设想。该文在解剖学报编委内部，讨论多次相持不下。刚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的张鋆召集学会理事讨论，明确表示支持文章在解剖学报上发表。无独有偶。事过不久，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学者金凤汉宣称发现了“经络实体”，文章发表之后又引起轰动。由于政治原因，有人希望国内解剖学界支持这一学说。作为中国解剖学界权威，张鋆的倾向自然非同一般，然而他说，“在未见确凿的科学事实之前，我不能相信。”后来“活质”、“经络实体”的理论，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1957年6月4日，张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帮助党办好医学教育”一文，在医学办学问题方面提出：“我不赞成现在的协和全回到老协和的路上去，因为那样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今天全国医学人材的培养问题。”对整风问题提出：“党员有一千多万，不可能每个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都很高，……因此党内有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我认为党应该加强对下级党员的思想教育。”1960年代初，学校贯彻“少而精”的教学方针，有人提出“先少下来，当务之急是少。”张鋆当即批驳：“这不是对‘少而精’方针的全面理解，这样办下去，必然是‘少而陋’！”

1 张鋆.10-15毫米猪胚瓣膜的作用，1933.

2 张鋆。胚胎心中膈的发生，1933.

3 张鋆。肺静脉的起源，1933.

4 张鋆。心瓣膜的位置及其与血流的关系，1933.

5 张鋆。软骨鱼血细胞的培养，1933.

6 张鋆。关于淋巴细胞近年来研究之鸟瞰，1937.

7 张鋆。脂肪细胞的发生.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1940.

8 张鋆，齐登科。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41.

9 张鋆。解剖学，1951.

10 张鋆。免疫的细胞反应，1954.

11 张鋆。锥状肌的一些观察.

12 张鋆。肝脏再生实验观察小叶的分带成因，1956.

13 张鋆。帮助党办好医学教育。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14 张鋆。皮肤创后的组织变化，1958.

15 张鋆，主编。人体解剖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