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吉生是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古德爵士的继任者,1936年留驻
拉萨市,一直呆到1950年。他建立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展开对达赖及达扎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诱工作。他常给达赖“授课”并给达扎等人出谋划策,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
西藏地方权贵策动的“驱汉”事件,都与黎吉生有关。
达赖喇嘛的高级经师达扎·阿旺松绕活佛是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领头人物,除了经师的影响,达赖的外国老师对他分裂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有两个人:
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以及英国人 黎吉生。达赖喇嘛在11岁时,遇到了前来
西藏自治区进行间谍活动的 奥地利人 海因里希·哈勒。哈勒随后成为达赖喇嘛的老师,在此后的数10年中,二人长期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上世纪90年代末,
德国《
明镜》周刊曾以详实的档案文件证明,
萨勒河畔哈雷是一名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纳粹分子。在达赖喇嘛结识哈勒的一年半时间里,两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见一次面。哈 勒给达赖灌输纳粹式思维,还教达赖学英文。原本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达赖,在哈勒的辅导下,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黎吉生毕业于英国
牛津大学凯布勒(Keble)学院。1930年进印度事务部工作,是年被派往孟加拉任职,1932—1934年担任米德纳普尔(Midnapore)区塔姆鲁克(Tamluk)的副长官。这期间曾利用休假的机会前往
锡金王国、
帕里镇访问,从此产生了对
西藏自治区的兴趣,雇佣一位西藏仆役并向他学习藏语文。1934年奉调入印度事务部的下属机构外交和政治部任职,与
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Gould)相识。1936年,
古德率代表团出访中国西藏,黎吉生以英国驻
江孜县商务代表身份充任古德的特别助理,随代表团到达
拉萨市,并任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1940年离开拉萨到印度西北边境邦任职2年。1942年赴
重庆市任英印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代理署务。1944年在他和
锡金王国总督的“帮助”下,噶厦在拉萨开办英文学校培植分裂主义势力。是年,还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J.Segmour)与
宋子文谈判《中英新约》(即《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代表英印政府签字。1944年再次对
西藏自治区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后任英印政府外交部副秘书。由于其 在西藏一系列活动上有“贡献”,1946年重返
拉萨市,复任英印驻
江孜县商务专员,并兼任
英国驻拉萨商务代办。1947年
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出任印度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直到1950年被驱逐出西藏为止。在此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有:鼓动噶厦派代表出席于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在1947年的“
热振事件”中,支持大札摄政,迫害爱国的热振活佛致死;1948年1月31日,代表印度政府与
西藏自治区“外交局”会谈,不许西藏代表团参加
国民政府会议,并要求由印度继承英国在藏义务和特权,否则将断绝印度与西藏间的一切交通往来;1949年煽动噶厦制造了“驱汉事件”。1950年从印度内务部退休回国。可是其反华野心与活动并未停止。
1959年后,西方掀起了“
西藏研究”热潮,
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西方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西藏研究项目,为西方反华反共的政治目的服务,黎吉生受聘充当顾问,对定居
印度的
藏族进行了广泛调查,搜罗合乎反华、制造分裂口味的人员。1961年前往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协助开展
西藏自治区课题研究,并在该大学的远东学院执教。他一直同
西藏地方流亡政府官员保持着联系,并向其所办刊物投稿,鼓吹其反华、制造西藏独立的神话。1962年,当
爱尔兰在
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议案时,黎吉生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是年出版鼓吹西藏独立的专著《西藏及其历史》。1968年与斯勒尔格诺夫(David??Snelgrove)合作出版《西藏文化史》,1979年向牛津第二届国际
藏学讨论会提交了题为《1947年的热振阴谋》的论文。从本世纪40年代至今,出版藏学论著10部,发表藏学论文和书评等100余篇,被西方藏学界某些人奉为“西藏通”,实际上其著作无一不是反对中国人民的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