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1689），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

17世纪中，自查理二世复辟后，英国再次陷入专制政权的野蛮统治中。在查理二世（Charles II）和詹姆斯二世（James II）的相继统治下，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国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1688年，为了防止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儿子继承王位，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Mary II）和女婿威廉三世（William III）带兵进入英国，废黜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致使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此后威廉三世成功继位，议会再次掌握大权，议会也在与国王近五十年的斗争中再次取胜。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守明认为，由于这场革命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所以也被称为“光荣的”“不流血的”革命。革命后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并以此来限制国王的权力，这也标志着英国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建立，国家权力逐渐由君主转移到议会。

1660年4月4日，查理二世在荷兰发布了《布列达宣言》，宣称将用和平方式争取权利。但事实上查理二世并未信守承诺，反而对“弑君者”施加报复，用以暴制暴的行为亲手为自己的复辟王朝埋下隐患。

1660年5月，流亡法国的查理二世被迎接回国。他的法国性格甚于英国性格。王的归来受到热烈欢迎，伦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向他致意，欢迎他的归来：帐篷中的豪华晚宴、房子上的旗帜和挂毯、街道旁欢呼雀跃的民众、贵族的军队、身着华丽服饰的绅士、伦敦的商会、地方武装、击鼓手、小号手，还有伟大的伦敦市长和威严的市政官员们。”在经历护国公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治下的共和政体和他死后的混乱后，议会、上议院、英国国教和骑士乡绅都得到恢复，但随之而来的是少数封建贵族承袭爵位，霸占议会席位以及其他的陋习、特权泛滥成灾。查理二世虽然还是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共同的国王，但这些地方都各自重新组织了议会，共和政体名存实亡。

1678年夏，一个名为提图斯·奥茨的告密者谎称自己从国外的耶稣会那里得知了一个有关谋杀国王和重建天主教信仰的巨大阴谋。在汤奇的引荐下，提图斯·奥茨在议会面前庄严地接受了问讯。提图斯·奥茨宣称天主教僧团耶稣会士正密谋行刺国王、屠杀新教徒和勾结法军入侵爱尔兰，如果事情败露，凯瑟琳王后的私人医生理查德·巴克将毒死国王。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又试图将约克公爵夫人的秘书科尔曼诬陷为这场阴谋的参与者。英国全国因这些荒谬的指控陷入恐慌中，更有三十五名无辜的天主教徒遭到残杀。

1685年，提图斯·奥茨的指控被证实为谎言，他本人也因此接受了审判。提图斯不但被处以重金罚款，还受到了一系列刑罚。虽然提图斯·奥茨受到了应有的判决，但英国学者霍利迪（Frank Ernest Halliday）认为这一事件间接引发了骑士议会解散和丹比倒台在内的一连串政治事件，最终促成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反天主教复辟、反国王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走向联合。

1679年起，为了阻止詹姆斯二世继位，新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此法遭受到了上议院的否决，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同年，围绕着《排斥法案》，党派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排斥派和由丹比门徒组成的反排斥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被查理二世利用，使托利党变了拥护王权的宫廷党，辉格党则成为了遭受排挤的在野党。

1681年，牛津议会在牛津大学的基督堂举行，由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英国国内政治上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围绕宗教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议题：国内非国教徒（尤其是天主教徒）的法律地位以及需要增加军费以应对外部威胁。在会议期间，国王查理二世试图通过一系列法令来保护和提升天主教徒的权益，这引发了国内抵制和担忧。同时，由于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议员认为增加军费用以确保英国的国家安全是必要的。霍利迪认为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国内宗教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1681年3月，国王查理二世解散了只存在一个星期的牛津议会。这个事件被霍利迪视为查理二世开始迈向无议会专制主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为止，查理二世再也没有召集议会，而是采取了独断专行的统治方式。在此期间部分辉格派成员进行了反击，但叛乱颠覆的企图无一成功。在刺杀国王的企图落空后，沙夫茨伯里被迫流亡荷兰。此后托利党作为胜者对国教徒和辉格党人进行迫害，辉格党首领也被逮捕处死。托利党乡绅为了向查理二世宣誓忠诚盲目将辉格党人清除出议会。此举致使地方治安法官中大多数都是政府支持者。当地方政权机构被清洗后，辉格派在地方上的势力受到了极大打击。为了塑造忠君气氛并压制那些反对专制王权的辉格派，查理二世的政府还有计划地组织成百上千的人签名，向国王递交表示效忠的请愿书。

1683年，为了进一步清除辉格派的力量，政府利用所谓“莱伊宅阴谋”（RyeHouse Plo）案件对辉格派的领导人加以镇压。在詹姆斯和约克公爵（Duke of York）从国外回到英国后，因为担心詹姆斯若继承王位，可能会推行天主教，并对英国新教徒进行迫害，一些辉格党派成员秘密计划消除这个威胁。当时有传闻说国王和约克公爵要经过赫特福德郡一条大路返回伦敦，途中将经过一所名为“莱伊住宅”的地方。辉格党派人士认为，在那里设伏可以制服国王的卫队，并除掉国王和约克公爵。然而，由于纽马凯发生了一场突发火灾，导致原计划中的赛马活动取消，国王和约克公爵提前返回伦敦，辉格党的密谋败露。

1683年英国政府对辉格派政治活动家罗素和西德尼实施了处决作为对此阴谋的回应，对蒙默思、拉雷、韦尔德曼等人进行了流放，辉格派政治家埃赛克斯伯爵在受审前也选择了自杀。这次事件对整个辉格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得他们在政界的势力急剧衰落。此前，“天主教阴谋”案件引发了英国反天主教的狂热浪潮，使辉格派势力大增。“莱伊宅阴谋”事件的消息传出后，辉格派成为了事件的政治受害者。

1685年2月，詹姆斯二世即位。据马莱特描述，在即位初期，詹姆斯政策执行节制，并未表现出不顾议会而实行专制独裁的意图，也没有表示要将天主教作为唯一宗教并禁止其他新教派别。相反，他的顾问向他提出一些极端主义的建议，比如强迫他的女儿安妮信奉天主教，或者在法国的帮助下在英国推行天主教等，但他都予以拒绝。然而就在詹姆斯即位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他就到他的小礼拜堂去做天主教的弥撒，这被视为詹姆斯并不打算遵守承诺的表现。

1685年5月，苏格兰新教领袖阿盖尔利用民愤，以争取宗教自由和废除王室专制为旗帜，发动了起义。起义开始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和索默塞特郡。起义者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游击队，并获得了当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然而，他们缺乏组织和军事经验，并未能有效地与政府军队作战。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政府军队在布里奇沃特战役中击败了起义者，并随后镇压了起义。阿盖尔本人在战后被捕，并于当年被处决。

1685年6月，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在英格兰西部多塞特郡沿岸登陆，号召人们推翻詹姆斯的统治。但像阿盖尔起义一样，蒙默思暴动也被镇压。在詹姆斯的授意下，杰弗里斯男爵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审判”（Bloody Assizes）。三百余名叛乱者被绞死在路边，这一事件引发了辉格党和托利党共同的愤怒。

1685年蒙默斯起义被镇压后，詹姆斯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君主专制并推行天主教。为了防范社会动乱，詹姆斯二世并没有解散用于镇压起义的军队，反而将军队规模扩大到约3万人，其中约有一半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骚乱。因此，在这段历史时期，英国人民普遍对军队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持否定态度。一般民众、乡绅和贵族都把军队视为加强专制暴政的邪恶工具。一些议员也认为，自从1645年建立了“新模范军”以来，军队已成为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力量。詹姆斯二世的行为引起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詹姆斯二世的行为遭到了一些枢密会议成员的反对。尽管他解职了枢密会议主席哈里法克斯，并任命了桑德兰伯爵接替，但其他大臣如掌玺大臣诺斯和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等公开表达了对詹姆斯二世政策的不满。然而，詹姆斯二世坚持自己的意见，任命了杰弗里斯担任掌玺大臣，并于1685年11月20日下令解散议会。詹姆士二世的血腥统治同时激怒了清教徒和国教徒，既打击了辉格党、也触犯了托利党。当两党握手言和走向同盟，新的革命形势即将出现。

对于詹姆斯的专制和他的天主教政策，英国的民众寄希望于这位皇帝能够将皇位传给他的两位信仰国教的女儿。他们认为两位公主在继位后必然能捍卫国教信仰。但当詹姆斯与王后的儿子诞生后，这一期望直接破灭，为了避免詹姆斯二世将王位传给他必然信仰天主教的儿子，各方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革命。

詹姆斯二世与天主教有紧密的联系。他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称信仰天主教的君主。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试图在英国推行天主教的政策和法令。“宣誓条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颁布的。

1685年，詹姆斯二世公然违背以前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不但委任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更是将愈来愈多的重要职务委任给新教徒。在詹姆斯二世的保护下，天主教教徒势力日甚一日，他们公开建立组织传播天主教教义。

1686年3月，詹姆斯二世发布指示要求布道者按照天主教教义传教，不得传播反对天主教的观点。然而，伦敦副主教约翰·夏普没有遵守这个指示。詹姆斯二世命令伦敦主教康普顿暂停夏普的布道权，但康普顿拒绝执行命令。因此，詹姆斯二世在1686年9月罢免了康普顿的主教职务。康普顿之前曾在枢密会议任职，后被詹姆斯二世逐出枢密会议，并最终被停止主教职务。然而，康普顿坚决不向詹姆斯二世屈服，使得詹姆斯二世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连续碰壁之后，詹姆斯二世试图获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支持，以共同反对坚持不宽容政策的英国国教。他在1686年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决定，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詹姆斯二世两度发表《信仰自由宣言》，旨在放宽对非英国国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迫害。“宣誓条例”取消了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某些限制，允许他们崇拜自己的信仰，从事公职以及加入军队。此外，它还准许非英国国教徒建立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詹姆斯二世试图通过认可非国教徒的信仰自由来达成天主教信仰在英国的合法性。这自然遭到了国教徒的激烈反对。

1688年，詹姆斯二世颁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所有教堂在第二个主日公开宣读《宽大谕》（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该文件主张宽容和对待天主教徒的放宽。然而，有七位主教坚决拒绝遵从这一命令，他们认为这侵犯了信仰自由和教会权力。

1688年5月18日，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为首的七名主教（七位主教包括威尔士大主教威廉·塞兹，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苏禄，罗彻斯特主教弗朗西斯·特纳，樱桃园主教约翰·费伊索什，巴斯和韦尔主教托马斯·肯普，伦敦主教约翰·吉布斯，以及彼得伯勒主教乔纳森·赛克）因联名上书请愿请求詹姆斯二世收回成命，并重新审查其宗教政策，被以煽动诽谤的罪名被关进了伦敦塔。这封上书引发了广泛的支持和公众愤怒，在伦敦及周边地区引发了抗议浪潮。公众普遍支持七位主教，视他们为英国自由的象征。当七位主教出庭接受审判时，数千名人民聚集在法庭外，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场面非常庞大。

1688年6月29至30日，案件在伦敦的金斯敦皇宫进行审理，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焦点。经过高等法院九个小时的审理，七主教被裁定无罪，予以当堂释放，此举引发举国欢腾。“群众大声叫喊，教堂钟声齐鸣，人们鸣枪并点燃烽火， 以为庆祝。”霍利迪认为这一事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削弱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1688年光荣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1688年，在民众认为公主有望继承王位时，突然传出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王后诞下儿子的消息。身为天主教重视且狂热信徒的詹姆斯二世及其王后，他们的王子必然也将是天主教的信徒。为了防止天主教徒继位，托利党与辉格党重归于好，共同谋划推翻统治。两党共同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新教徒女婿奥伦治·威廉（时任荷兰执政）来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

17世纪末，法国从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打击荷兰，使荷兰腹背受敌走向衰落。光荣革命前夕，法国国内外形势紧张。法国通过战争扩张领土，这激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不满，欧洲国家希望结成反法同盟。威廉·奥兰治积极行动，建立了兰达克司盟，试图联合其他国家阻止法国的扩张。由于詹姆斯二世对法国持亲法态度，实现这一计划举步维艰。威廉三世意识到防止英法结盟、将英国纳入反法同盟是重要的外交目标。来自英国的邀请书解决了威廉三世的忧虑。

1688年6月30日，七位主教被宣布无罪释放的当晚，海军少将亚瑟·赫伯特（Arthur Herbert）假扮为一名普通水手，秘密离开伦敦，前往荷兰向奥伦治·威廉递交邀请书。这封邀请书由七位贵族领袖共同署名，其内容是诚邀奥兰治·威廉率军前来帮助英国人。邀请书中说：“我们深信我们的状况将一天比一天坏，而我们又无力保卫我们自己，因而我们恳切希望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能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我们也将对此作出我们的贡献。” 邀请书表达了对威廉和玛丽的敬意，并宣称他们是合法的继承者，应当共同统治英国。信中强调了英国人民的忠诚，以及对宪法和宗教自由的坚决捍卫。这封邀请信也被称为“邀请威廉至英信”（The Invitation to William）。在参与密谋的七位贵族领袖中，有三位是托利党人，三位是辉格党人，还有一位伦敦主教。1688年9月，威廉·奥伦治发布宣言，要求恢复他的妻子玛丽，即詹姆斯二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的继承权。

威廉三世密切注视着英格兰事态的发展，他从多个方面积极准备进入英国。威廉三世积极与欧洲各国建立联系，争取支持。威廉三世集结了荷兰的全部兵力以及来自德意志和瑞典的雇佣兵，组建了联合舰队。这支队伍集结了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有胡格诺教徒。为了支持战争，威廉三世调动了大量资源，投资于军事装备、雇佣军和运输舰队，以保障战争所需。威廉三世在荷兰西南部的海勒夫特斯勒斯集结了一支拥有500艘战舰和60艘护航船只的巨大舰队。这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比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还要大四倍。远征军总人数约为1.5万人。威廉三世也得到了一些财政支持。犹太银行家弗朗西斯托·洛佩斯·苏阿索向威廉三世借出了200万荷兰盾，路易十四的宿敌、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也向威廉三世提供了一笔贷款。威廉三世为革命准备的总的费用为700万荷兰盾，其中400万荷兰盾最终由国家贷款支付。

1688年11月，威廉应邀而来，率领1.5万人在布里克萨姆登陆，开始向伦敦推进。这次入侵正好碰到了一些有利的因素。原本计划在英国北部登陆，但由于风向不定，他们被吹回多佛海峡，最终在托尔湾登陆。同时，由于逆风，英国的海岸警戒船只无法驶出港口。

1688年，威廉登陆后便率领军队缓慢地向伦敦推进，避免直接战斗以减少伤亡。虽然英国的军队人数远超过威廉的军队（英国拥有4万人的军队），但詹姆斯二世没有采取任何变通的措施，也没有命令军队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詹姆斯二世下令军队撤退至伦敦，导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威廉在进入艾克赛特后采取迂回战略，缓慢向伦敦推进。威廉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欢迎，并在所到之处受到迎接，一些城市还发表了支持威廉的宣言。在光荣革命的过程中，詹姆斯二世的军队经历了一系列战役和战斗，最终以詹姆斯二世的失败告终，詹姆斯的军队也随之解体。圣诞节前夕，詹姆斯带着他的新生儿逃亡法国，请求路易十四的庇护。

1688年12月18日，威廉进入伦敦并受到了热烈欢迎。1689年2月13日，威廉和玛丽在约翰·洛克公爵的监督下，被正式宣布为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国王和女王。

1689年1月，在威廉和玛丽继位前，议会在伦敦召开。议会宣告詹姆斯二世逊位，同时由威廉和玛丽共同执政，史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时议会与荷兰的威廉夫妇重新订立了关于王位继承的契约，并签署了一份“权利宣言”（后改称为《权利法案》）。

这份宪法文件谴责了詹姆斯二世滥用王权的种种表现，同时重申了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第一、国王无权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第二、征税权属于议会；第三、臣民可以自由请愿；第四、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第五、反对酷刑和重税；第六、议会须定期召开。

《法案》还明确规定，今后不允许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也不允许英国的君主嫁娶天主教配偶。这样，詹姆斯及其男性后裔就被全部排除出王位继承序列。作为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利迪认为《权利法案》以书面形式恢复和记录了 “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打破了王位继承顺序的原有传统，颠倒了国王与议会的传统关系，从而确立了英国的议会君主制。

1689年5月《宽容法》颁布。《宽容法》正式名称为《关于使一些教派在特定条件下得以行使宗教崇拜权利的法案》（An Act for Exempting their Majesties' Protestant Subjects dissenting from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Penalties of certain Laws）。根据《宽容法》，一些新教派别的成员如清教徒、长老宗和独立派等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受到相对宽松的宗教自由和豁免特定法律约束的权利。这包括被豁免参与英国国教礼仪和支付相关税款的权利。霍利迪认为《宽容法》对少数新教派别的信仰自由做出了某种程度的保障，但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和条件。例如，只有承认三位一体教义的新教派可以受到保护，而天主教仍被排除在外。此外，新教徒仍然需要获得相应许可证才能合法地集会和开展宗教崇拜。《宽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宗教矛盾。

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从此之后掌握了国家的权利。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宪政传统的基础。英国开始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宪政原则和实践，包括法治、制衡、人权等。议会战胜了国王，同时限制了王权，使得权利成功从国王处让渡给了人民，推动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在这一温和的革命下，英国也可以稳定地渐进地向前发展，不断自我调整和改良，这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最终成为近代强国。这一温和的革命方式也为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

光荣革命是立宪君主制的回归，它解决了英国革命的两大问题，即核心信仰自由和主权归属的问题。《法案》确立了英国的基本人权和政治原则，对现代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权利宣言》明确规定了国会的至高权力，将君主的权力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国会获得了立法、征税和决定军事事务的权力；宣言保障了公民的宗教自由，禁止君主干预宗教事务，并解除了天主教徒在王位继承方面的限制；宣言承认议会成员的讲话和辩论不应受到法律追究的限制，以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宣言禁止在和平时间内无法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征兵，也禁止不合理的罚款、残酷的惩罚和不合法的拘留。

光荣革命与欧洲反法斗争有着内在联系，因为斯图亚特复辟王朝长期实行的亲法外交，导致了英国国家利益与欧洲反法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促使英荷从对手转变为盟友，导致忠于国王的派势力失去了据点，最终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被推翻，英国被纳入国际反法同盟。在欧洲各国联合在反法的大旗下，反对路易十四扩张称霸的斗争进入新阶段。因此，“光荣革命”的发生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垮台，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反法斗争的发展。

威廉三世进入英国后对法国的战争给荷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由于要在英国维持秩序，荷兰大量精锐部队留在英国，荷兰还需要在本土与法国作战，导致荷兰本土的防务能力减弱。为了维持海上军事力量，英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海军，这得到了荷兰商人提供的资金支持。荷兰为英国制造船只与军舰，这使得英国的海军得以崛起，并在海上力量上超过了荷兰。同时荷兰与英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两国对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利益进行了分配，英国通过获得荷兰资本重组了东印度公司。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欧洲最强大的贸易垄断公司。

辉格派对光荣革命有着积极的评价。辉格派认为光荣革命成功地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专制统治，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捍卫了自由和权利。他们认为光荣革命是一场反对专制的胜利，使英国避免了类似维多利亚恶法（Victorian Clauses）的专制统治。

辉格派将光荣革命视为英国民主和宪政的里程碑。他们认为光荣革命奠定了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通过限制君主权力、加强国会地位和确立法治原则，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制衡。在宗教的民主平等方面，辉格派认为通过《宽容法》，光荣革命为一些新教派提供了宗教自由的保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多元化和包容。辉格派还相信光荣革命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光荣革命为商业和工业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推动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之一。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同样对光荣革命持有一种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光荣革命对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休谟认为光荣革命确立的新政府体制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使政治权力更加分散和平衡。这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非常重要。光荣革命基于人民的共识和同意赋予政府合法性，正是他社会契约思想，也即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人民的授权这一认识的体现。

英国政治哲学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光荣革命的评价则是保守的。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提出，光荣革命并未真正给英国带来质变，最明显的一点就体现在现实和“革命给了我们选择自己国王的权利”的说法实在相距甚远。在他看来，光荣革命过于温和平缓，没有立即给社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但他也承认，正是这种“非暴力性”使得英国可以渐进式地向前发展，不断自我调整和改良，而不是像 18 世纪末的法国一样出现大规模暴力革命。伯克也表达了对革命某些方面的担忧，他强调传统、习俗和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光荣革命削弱了这些传统价值和制度的连续性。他警告说，过度强调理性和理论可能会破坏社会结构和秩序。

辉格派史家似乎期望于将光荣革命描述成一次“温和的”“不流血的”革命，但一些学者也认为不可忘记威廉是带着军队登陆的。假使詹姆斯二世的军队进行了抵抗，那么光荣革命很有可能也会发展成为暴力革命。

同时，为了巩固政权，威廉三世在格兰柯展开了大屠杀。而为了解决在爱尔兰支持詹姆斯的新教徒，威廉于1689年包围了新教徒的据点伦敦德里。1690年7月，威廉的军队与詹姆斯的军队在博伊恩河岸遭遇，这一战争的胜利挽救了英国革命，但对于爱尔兰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几乎丧失了一切权利，他们并不是这场革命的受益人。

在此例举一些战争作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