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1913年4月28日（旧历三月二十二）－1968年8月3日），原名杨，字莹叔，是山东省蓬莱县人（今属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是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市英文学校。

1937年杨朔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三千里江山》散文集《潼关之夜》短篇小说《霜夜》还有刊登在《人民日报》《红旗》的《樱花雨》和《雪花浪》，还翻译过赛珍珠《大地》的部分章节，并在《国际协报》上刊登，并且还曾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团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39年杨朔参加八路军，从事着革命文化的工作，后来去了延安市，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争战场，回到中国之后先后连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副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在1968年年，杨朔被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在批斗的各种折磨和绝望下，杨朔在8月3日吞服了安眠药自杀。

杨朔这一生著论甚多，其中散文最为出名，杨朔诗意般的写作手法，是他散文的特色艺术特点，以诗为文，将散文诗化，并在继承和发扬着我国古典诗词和在“五四”以来优秀的散文基础上，不断探索钻研，形成了一种诗意浓郁的散文风格特色，在五六十年代，得到了人们和评论界的肯定。其中《荔枝蜜》《雪浪花》受到了广泛人民的喜爱，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坛上被誉为诗人型的散文家。

1913年4月28日，杨朔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区（今属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杨朔的外祖父是清代的贡生，喜爱诗词，而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有着很深的国学修养；杨朔在3岁的时候就开始用古典诗词启蒙，在这样书香气的家庭氛围和外祖父、父亲的培育下，杨朔从小就受到的优良的家教家风的影响，所以杨朔从小就对古典诗词有着很浓厚的兴趣。而杨朔的父亲在辛亥革命之后，还在蓬莱县建立女子小学，但是不幸早逝，那时杨朔还未满5岁，但是杨朔却在父亲留下的书籍中，学习了解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6岁的时候被家人送到私塾 附读，7岁的时候在志诚高等小学上学，在杨朔的有着基础的文学基础，还在学校系统的学习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使杨朔的文学能力得到了大空间的提高。还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写得一手优秀的文章，受到了学校师生的赞赏。在小学毕业后，由于胶东半岛军阀的混战，家庭经济困难原因，没有继续升学。但是杨朔自己自学外语和汉语，还在母校内担任初中小学的教员。

1927年杨朔跟随舅父去到哈尔滨市，在哈尔滨太古集团当练习生、办事员，业余的时候攻读英语和从事翻译工作。同时还在哈尔滨政法大学夜校学习古典文学，还结识了政法大学的教授李仲都，因为李仲都非常欣赏杨朔的才华，便收杨朔在门下学习，尽心教授杨朔研究中国古典诗文，加上杨朔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所以在李仲都的栽培下，杨朔陆陆续续了解到了白居易和杜甫的古典诗词，还自学很多名人诗人的作品，为自己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石。由于杨朔刻苦学习，学业进步飞快，不久后就开始在《国际协报》报社中发表旧体诗。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市英文学校。而杨朔有段时间还与诗酒作伴，与好友一起在江中畅饮、作诗，抒发着杨朔的少年志气，但是杨朔却没有成为诗人，因为杨朔觉得祖国未来的发展大于一切，所以他甘心将文学诗词的追求，为了祖国而让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东北地区开始被日本军人所占领，而哈尔滨三更半夜的警车声和日军夜晚巡视所发出的轰隆隆的响声，让杨朔十分痛苦并惊醒了诗人梦，然后疯狂的阅读《铁流》《毁灭》等等书籍。杨朔在《北征》绝句中写道：“几载苍凉赋北征，形骸憔悴无颜色。于今落魄旧青衫，却向秋风哭故国。”用这样的诗句诉说着杨朔在日军魔掌下的痛苦，还悄悄接触中共地下党员金伯阳，还曾翻译赛珍珠《大地》的部分章节，刊登在《国际协报》上，表达自己对日军为了侵略和分割中国而建立伪满州国的行为而感到愤怒不久后，被日军的新闻检察机关发现并勒令停登，还被日军军方列为逮捕对象。随后，离开哈尔滨市去到上海太古集团工作，在此期间还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关于抵抗日军侵略的进步书籍，比如郭沫若的《北伐》《十月之夜》等等。

1937年“七七”事变，杨朔毅然决然地辞去在上海的工作，转身投入为抗日救亡革命的宣传中。同年9月，他前往武汉市，开始针对关于抗日战争救亡的事迹编写文章，还与好友一起共同合资策划创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对人们宣称“不为盈利，二维唤起民众”，向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而在宣传期间，杨朔发现散文的宣传效果远远大于古体诗，而杨朔为了更好更快的宣传救国思想，放弃了古体诗的创作，也从那时候杨朔再也没有写过古体诗，而是将精力都放在了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上。1937年末，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前往延安市。

1938年春天，杨朔从延安奔赴到山西抗战前线，在临汾市马上沦陷之前，经过各种曲折和迂回到了广州市，还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桂林市，还在桂林举办了文艺界抗日协会成立大会，并成为抗日协会中的一员。在此期间，杨朔根据自己在西北的生活积累写下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此期间也不断创作出许多短篇小说、散文以及特写，还写出一本散文集《潼关之夜》，描述杨朔在前往延安途中遇到的奇遇，描绘着中国青年勇于投身于革命的爱国情怀。

1939年，杨朔参加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前往华北抗日根据地，从事着革命文艺的工作。还与宋之地、以群等12位作家一起，带着社会人员捐赠的慰问品到根据地慰问当地的人民和军人。此后跟随八路军队伍转战南北，创作出一些许多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小说、散文的优秀作品，写下中华人民在抗日战争的伟大爱国精神所贡献出的英雄人物和革命事迹，期间还写出了《大旗》《霜夜》等短篇小说，并将它们收集到短篇集《月黑夜》中。

1942年春天，杨朔奉命回到延安市参加文艺座谈会，为了讨论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同年7月，到延安文艺界协会继续从事创作，随后进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此期间，陆续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到宣传龙烟铁矿公司体验生活，并在体验的生活中创作了关于龙烟铁矿矿工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1946年秋天，在解放战争时期，杨朔以新华出版社随军记者身份和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还先后参加清风店镇、石家庄市和平津战役，在各种战争的忙碌奔走中写下许多的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还创作了关于农民斗争和军队生活的小说《望南山》和《北线》两部中篇小说。

在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杨朔被调去担任铁路总工会文艺部部长。接着先后到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进行采访，采访之后创作了关于解放军战士献身于战争的精神的通讯特写《北黑线》。

由于杨朔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创作，使他积攒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杨朔就开始了他的创作新阶段。在1950年7月，创作了以铁路工人抢修铁路事迹为主题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随后在12月份，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跟随一支由铁路工人组合而成的志愿军队伍，共同前往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写了大量的战争中的报道，并创作了关于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是杨朔在他文学创作上的新成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

1954年，杨朔回到中国，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负责外国文学委员会的工作，连续担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外出到大西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采访，发表了《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的散文。

1955年，由造反派执掌着行政权力，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杨朔也被当成批斗对象。

1958年，杨朔从事着外事工作，并连续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在就职期间，还被派往到开罗长期工作。虽然，杨朔的外事各种非常繁忙，但是他还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创作了记述杨朔亲自参加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生活的散文集《亚洲日出》，和关于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平、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合集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

1959年，杨朔在工作繁忙之中抽空回到老家蓬莱访问，接受邀请去到蓬莱阁为家乡文化界的人士进行讲学的报告，还写下了有关描述家乡蓬莱美景的散文《蓬莱仙境》和《海市》，字字句句包含了杨朔对故乡美景、山川水秀以及故乡人民的喜爱和思恋之情。

1960年1月10日，杨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同年3月，杨朔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先后登载刊发。在4月29日，杨朔还刊登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旅游记《樱花雨》在《人民日报》的第八版中。同时，在1961年中，杨朔还创作了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编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

1966年，杨朔被批斗开始于文革爆发，造反派把杨朔的作品吹毛求地找出修正主义思想来进行批判，导致他被隔离起来。一位勤务员在“和大”（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院子里写下关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的言论。却被杨朔误以为是军人部队的代表人确认他有反革命的罪行，开始要求上书和军代表单位谈话，但是军代表不予理睬。在同年8月3日，杨朔接受不了军方代表对他的误解和定性，在绝望之中服用安眠药自杀，享年55岁。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和大”告知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和养女杨渡，关于杨朔死因的定论是“杨朔因为对文革不理解而自杀”。杨玉玮对此不服，便找外交部申诉，还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后因邓小平上台主持工作，社会环境开始有所松动。在1975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病逝”的结论，同年12月初，还在八宝山为杨朔举办了一次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但实际上只有杨朔生前戴过的老花眼镜和一支钢笔。

1976年，粉粹“四人帮”之后，杨玉玮和杨渡继续申诉。在1979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同志是被迫害死”的结论。

杨朔的散文结构精美巧妙，将散文融入诗的意境，使得文章更有韵味，特色的艺术手法，充满了诗的意境，以诗为创作主张描写散文，诗词和散文的结合，在杨朔的笔下显得意境优美，富含诗的情调。借用平凡的景物景色，利用诗化的手法描写出文章的内容，甚至是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一种氛围，事物中所潜在深处的人生哲理在杨朔精炼的语言下妙笔生花地勾勒出优美境界。让杨朔的散文变得更加深沉。

杨朔常常借助事物形象来描绘他作品中的人物、事物或景物，透露出杨朔真情实感的抒发。比如《茶花赋》中通过对华庭寺和黑龙潭茶花的描绘，衬托了整个园子里欣欣向荣，到处充满着春天的气息，营造着花草树木的诗化意境；让人感叹祖国的美好风情，文章处处写茶花，却也处处赞美祖国；用童子画暗含祖国未来的勃勃生机，强烈表达了杨朔的爱国之情。而杨朔在描述茶花时，还不忘引领人们了解栽种培育茶花的园丁。杨朔的作品经常引领我们去思考，从童子画到茶花再到劳动者，这样美的想象空间引领人们对祖国未来无限的美好现实，营造出更加广阔的憧憬。

杨朔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样的想法，使得杨朔带着寻找诗的意境进行散文的创作，把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想法和对外在事物的客观理解，两者相互融合，形成了杨朔的艺术境界，描述出一本本情景交融、形神结合的立体又艺术感的散文集。比如在《雪花浪》中，描写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成这种怪模样”，这样生动的“境”的使人们在脑海中有了画面感；描写礁石形成的原因：“是叫浪花咬的”“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种“意”的手法，把礁石写得栩栩如生。这样优美的叙述，融合了生活中的只言片语，为景色添加故事，浪花、礁石都在杨朔的笔下渐渐形象起来。这种“起兴手法”是杨朔在创作散文的主要手法，表达了情境，用诗人的眼睛观察生活，挖掘在世界上的奥妙，书写时代的风貌，歌颂伟大的祖国。

杨朔的散文结构精美巧妙，用诗词的体裁撰写散文，文章的开头自然舒服，正文虚实相间、扑朔迷离，结尾深含寓意，全篇文章在这种巧妙的组合中融为一体。《荔枝蜜》中描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就是写荔枝林密是为蜜蜂属辛勤酿蜜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环境，荔枝果是为荔枝蜜的香甜作渲染，写荔枝蜜正是写蜜蜂的辛劳和贡献。这样婉转的手法，精美的布局，让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充满了情景，一层一层的描写，让结构清晰，引导人们走进文章，幻想出奇妙美景。而在《荔枝蜜》中，杨朔将蜜蜂比喻农民，颂扬着像蜜蜂一样忙碌劳动的农民，而杨朔优美的语言，将文章写得层层递进，引发人们在劳动中产生不断的深思，会让人们思考在那个时代劳动能否换来像《荔枝蜜》中蜜蜂采蜜后的香甜，这种巧妙的结构和臂喻的手法，营造出一层耐人寻味的想象。

《京城漫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大家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就为的一个心愿，要把死的变成活的；要把臭的变成香的；把丑的变成美的；把痛苦变成欢乐；把生活变成座大花园。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地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的更美。”杨朔这样结构的表达，讲述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努力刻苦、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我们中原地区人民的传统美德，杨朔站在人民的角度上，全然的表达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为了人们的利益而写作号召。

杨朔的散文有时像森林一样，层林蓄翠，曲径通幽，篇幅短，结构小，有时又像山峦一样，峰回路转之间，又令人回味无穷，散文中又包含了思想和情感，参杂着生活中的细节，描写情节景物，但不管是哪种情景的描写，杨朔都在抒发着自己是真情实感。

杨朔的散文主题通常是在描绘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山山水水，描绘丰富多彩的国内风情，写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特色，赞歌中国的美好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大多的作品是在描写战争时期的经典事件，表达着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的心愿，描述着人民们为了和平而付出的努力。杨朔的散文还受到了时代背景的影响，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很多事情被搁置等待着重新兴办的时期，艰难的生产建设条件使人们要适当放弃自己的生活追求，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克服中国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的种种难题，而杨朔的散文中也很多的突出在生产建设时期典型的人物形象。例如在《香山红叶》中，杨朔以一片红叶展示了我国山水的秀丽景象和壮丽，描写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幸福，用文字寄托了祖国的山河红烂漫，人民生活乐无边的真情。

杨朔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也不断地发生改变，首先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这段时间杨朔的作品大多是在反映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和在战争中军人的抗战战地生活，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有《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杨朔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于战士们共同生活战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感想写下《三千里江山》，描写着一支中国铁路工人志愿援朝大队的英雄事迹，这个时期的散文所表达的情感很浓烈，但是选材方面比较欠缺严谨；最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杨朔的散文创作在前期累积了不少基础和经验，所以在这个时期到达了成熟阶段，表达着社会主义祖国的蓬勃气象，加上杨朔在此时期担任外交，到欧、亚、非等多国访问，所以还创作了许多关于亚非拉反殖斗争的散文，例如《东风第一枝》《亚洲日出》等等。

杨朔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团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

1961年4月29日，杨朔的《樱花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因为毛泽东每天都有阅读《人民日报》的习惯，所以在毛泽东阅读《人民日报》时发现了杨朔的这篇文章，于是在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一篇好文章，让江青阅读，阅读完后退还毛泽东。紧接着，《红旗》杂志文艺编辑浩然便找到杨朔约稿《雪花浪》，用最快的速度在《红旗》上正式刊发《雪花浪》，这是继《人民日报》发表杨朔的《樱花雨》之后，两个杂志报社之间相互配合对杨朔的热度宣传。在“十七年”期间，中国的党报党刊在公开宣传方面，与毛泽东思想、党中央方针政策保持着一致性，在这些报刊一直宣传的风暴潮中，不仅是对杨朔散文的全面肯定，还是以中共中央最高的政治权威，发布对一位散文家创作的充分肯定，在“十七年”的文学史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杨朔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作家们，也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报纸的官方代表中，跟随杨朔的“诗化散文”风潮，一致认同并积极呼应，甚至还有众多散文家效仿杨朔“诗化”的创作，这一系列“诗化散文”的出现，不仅让评论如潮的杨朔红极一时，还成为散文颂歌的“诗化”领导人，这种现象使散文作家群体的共识趋于统一、相同，还带来了诗化散文的热潮。

而当“诗化散文”如疾风一样充斥在文学界以及中共中央的宣传中，广大的读者也被“‘杨朔热”的风潮所吸引。在“十七年”的年代，大多作品都充满着思想教育的内容，使广大读者审美疲劳，而杨朔散文的古典趣味、清新脱俗，是那个时期别样的文学作品，诗化风格的散文体裁，所以读者们也被这种独特的风格所掀起广泛喜爱。王尧说：“与其说杨朔影响了人们，不如说人们选择了杨朔，而这种选择又是无可回避的”

这种“杨朔热”的风潮给当时的社会和文学界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为了当年的热议话题。

当代作家李炳银在《散文评论小议》中指出：杨朔散文“确实也存在雷同和人工雕琢的痕迹”。“我们一些研究评论杨朔散文的文章中，尽管一味地肯定他构思的巧妙，写法如何的不同，而没有同时指出其不足。”李炳银的呼声很快得到张明吉的赞成和响应，他在《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中加以阐释和发挥，指出：“当时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灾难，在杨朔的散文中根本没有反映，相反，在他的笔下，现实像鲜花一样美好，形势像仙境一样迷人，生活像蜂蜜一样香甜。如果我们用实践来检验他那时作品的真实性如何，就不难发现，在他文章的优美言词里藏着虚假，在那精湛的构思中渗着欺骗。”

散文家梁衡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中，进一步强调，杨朔散文是“为空头政治服务”，“‘左’的说教模式”是让读者“受骗上当”，“良心上受了愚弄和感情遭了强奸”。

中国诗人、现代作家冰心评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

评论家许觉民说：“文章散发着新的光彩，他的笔，仿佛渐渐地从先前的直叙通向一条幽美的曲径，其中蕴藏着一丝含蓄的艺术力。”

中国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看了《雪浪花》后，是这样描述他的读后感：“最近在《红旗》杂志第20期上看到杨朔的短篇小说《雪浪花》，读了真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极了。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说明了一篇文章如果写得不直、不露、不多、不粗，会给你多么大的艺术享受，多么委婉而深刻的思想教育。”

1980年9月15日，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礼堂举办了杨朔的追悼会，有三百多人参加。追悼会由曾经担任文联副主席的夏衍主持和曾经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的林林致悼词。悼词说道：“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端左翼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