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1915年10月17日——2005年2月10日），英文名Arthur Miller，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代价》《堕落之后》《桥头眺望》等。

1915年10月17日，阿瑟·米勒出生于纽约曼哈顿区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自父亲商业受挫后，他四处打工，为后续创作提供素材。1924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后，开始戏剧创作生涯，凭借《黎明的荣誉》《没有坏人》获霍普伍德奖。1949年，年仅33岁的阿瑟·米勒凭借《推销员之死》首演成为当红明星作家，获1949年普利策戏剧奖、纽约剧评奖。他关注社会现实，写下众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剧作。他也曾两度访问中国，指导戏剧《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表演。2005年2月10日，米勒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90岁。

阿瑟·米勒同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廉斯一起被誉为美国戏剧界的三巨头。其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善于运用普通人的人生悲剧来描写残酷的社会现实，为20世纪的美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做出重要贡献。

1915年10月17日，阿瑟·米勒出生于纽约市曼哈顿区，其父亲名叫奥古斯塔·米勒，是奥地利移民，是纽约小康厂商。在童年时期，阿瑟·米勒热衷于运动，热爱踢足球、玩垒球、滑冰、游泳、看惊险小说，正如米勒自己所说：“我是一个健壮的少年。”

然而，父亲的工厂在1929年破产，家境贫困，米勒一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的一所小木房子中。阿瑟·米勒迫于经济压力开始了打工生涯。自1929年起的15年间，阿瑟·米勒当过面包房送货员、洗碗工、服务生、大学校刊夜间编辑、卡车司机、船员以及广播剧和电影脚本的作者，这为阿瑟·米勒之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阿瑟·米勒中学毕业后在汽车厂仓库打工维持生存时，把每周15美元的薪资积累起来，作为大学的学费。在上下班的地铁中，一本随手拿起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喜欢上读书，接触到莎士比亚、贝尔托·布莱希特、萧伯纳、亨利克·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受到文学启蒙，使之有一种“我生来就是当作家”的想法。

1934年，阿瑟·米勒进入密歇根大学的新闻系，后转入英文系。阿瑟·米勒得以见到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了解不同地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他对日常细节的观察为后续的创作打下基础。

在大学期间，阿瑟·米勒开始尝试创作剧本。1935年他开始试笔写戏，创作《黎明的荣誉》，获得霍普伍德奖金，后又仅用四天时间便完成了剧本《没有坏人》，并获得霍普伍德奖，这两部都属于当时流行的社会抗议剧，这给阿瑟·米勒带来创作信心。

1938年，阿瑟·米勒大学毕业后回到纽约，在联合剧院工作，并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电台的广播节目写剧本以补贴生活。1940年，阿瑟·米勒与大学同学玛丽·格瑞斯·丝蒂坦结婚，并孕育两个孩子。

他因为身上留有旧伤而免于兵役，二战期间，为了给根据厄恩·派尔的小说《这是你的战争》而改编的电影《美国兵的故事》收集材料，他深入军营采访，并于1944年发表相关报道《正常形势》。

1944年，戏剧《福星高照的人》首次在百老汇上演，但仅演了四场就结束了。1945年，他发表小说焦点。1947年第二个百老汇剧本《全是我的儿子》广获赞扬，被评为该季度最佳戏剧，获得纽约剧评奖。

1949年，阿瑟·米勒以新作《推销员之死》轰动美国戏剧界，在纽约上演了742场。该剧围绕父子关系展开，讲述一个只认可成功的社会中小人物从梦想破灭到精神崩溃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美国梦”的破产。获得纽约剧评奖和普利策奖，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1950年，阿瑟·米勒改编亨利克·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获得了好评。1953年，阿瑟·米勒又写作《萨勒姆的女巫》《严峻的考验》，都获得巨大反响。其许多剧作在世界各地出版并上演，如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苏联、法国乃至日本和中国。

1956年，阿瑟·米勒获得密歇根大学的荣誉学衔；1958年，他被选出并送往国立文化艺术研究院，并于次年被授予金质戏剧奖章；1965年，阿瑟·米勒任国际笔会主席。

这段岁月不仅是阿瑟·米勒剧作事业的黄金时期，也是经济和情感上的一大高峰。《推销员之死》的爆火给阿瑟·米勒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56年，阿瑟·米勒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与玛丽莲·梦露结为夫妻，二人在婚姻前期十分甜蜜，形影不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瑟·米勒的荣誉与磨难相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瑟·米勒积极投身于自由改革活动，他担忧“一条政党路线”将会威胁到戏剧界的自由创作，并认为此时成熟的剧作家们面对社会伦理思想变得畏手畏脚，这是一种“恐怖的氛围”。在此背景下，他于1953年发表的作品《严峻的考验》揭露了联邦机构和国会为打击不同政见之人而调查的行为。他在剧中尖锐地写道“我明白了我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念——良心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国家管理的一部分”。该剧影射了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恐共症”以及对于进步人士的疯狂迫害，揭露了社会的丑恶。

1954年3月，阿瑟·米勒计划前往比利时参加布鲁塞尔《严峻的考验》首场演出。国务院以“不予给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签发护照”为由拒绝。阿瑟·米勒对此十分愤怒。

次年，纽约青年委员会暂停并取消关于阿瑟·米勒写作反映青少年犯罪电影脚本的合约，引起了广泛争论。而后市长罗伯特·瓦格纳、“估价委员会”等组织又指控米勒与左派分子有所关联，虽然这种指控经调查后一无所获，但仍终止了阿瑟·米勒的电影脚本写作计划。

1956年6月，阿瑟·米勒出席参议院关于非美活动的会议。公开材料证实，阿瑟·米勒曾支持1947年布拉格青年节、1948年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共产党中国的救济工作等事业，并在1947年多次出席共产党召集的作家会议。但阿瑟·米勒申明，他只是曾与相关组织有过接触，但从未“受过共产主义的训练”，从未有过颠覆意图。同时，他拒绝说出共产党召集的作家会议的名单。

1956年，阿瑟·米勒以藐视罪被联邦政府大陪审团指控并受审，1957年5月31日，他被判藐视国会罪，判罚款500美元，并缓期执行徒刑30天。1958年，阿瑟·米勒又向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法院上诉，得以推翻旧有判决。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阿瑟·米勒的重要作品较少。1955年，他写出《桥头眺望》《两个星期一的回忆》，1956年出版《桥头眺望》的校订本。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05年间，阿瑟·米勒笔耕不辍。主要作品有《堕落之后》《维希事件》《代价》《创世纪及其他》《大主教的天花板》《跃马飞下摩根峰》《双向镜》《最后的北方佬》等。这些作品延续了阿瑟·米勒对于社会责任的深切关注，但与前期作品相比，拥有更多的幽默感，是前后期创作风格的变化，在英国演出时受到广泛欢迎。

其中《堕落之后》花费阿瑟·米勒共十年时间。1952年，阿瑟·米勒即开始创作此剧本，但因政治风波而创作受阻，在上诉结束、风波平定之后，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离婚。1962年，阿瑟·米勒与摄影师英格堡·莫拉斯结婚，同年完成《堕落之后》。公开论战虽消耗阿瑟·米勒的创作精力，但这一人生经历坚定了阿瑟·米勒用创作来探索社会与自我关系的目的。他在创作《堕落之后》的过程中提到：“我在努力探求人生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里，人怎样才能生存，而又无须掩饰本来的自我。”

除创作工作，阿瑟·米勒也热衷于社会、旅游活动。

社会活动上，阿瑟·米勒担任民主党选出的众议院代表、评论家（1968年-1972年）及国际笔会主席（1968年-1972年），他常常利用国际笔会主席一职，为众多东西方国家、共产党国家在政治上受压迫的作家给予辩护。

在旅游活动中，他与身为职业摄影师的妻子英格堡·莫拉斯到各地旅游，后妻子英格堡·莫拉斯出版二人游历的摄影集《在俄国》《中国见闻录》，以及描述二人在康涅狄格州乡村别墅生活的摄影集《在乡间》。

2005年2月10日，阿瑟·米勒因心力衰竭在康涅狄克州罗克斯伯里家中逝世，享年90岁。2005年2月11日，百老汇大道熄灯一分钟向阿瑟·米勒致哀。

这部作品由阿瑟·米勒于1947年创作，并获得纽约剧评奖，被人们称为“易卜生”式戏剧。

剧中主人公凯勒是一位年且六十的商人。表面上他事业成功、亲近妻子、孩子，可谓家庭和睦。但事实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将有裂缝的汽缸盖卖给空军而使21架飞机机毁人亡，又因推卸罪责让另一位合伙人坐牢，与“好父亲好丈夫”的形象截然相反。事发后，凯勒为逃避谴责选择自杀。

《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1949年发表的戏剧，轰动美国戏剧界，曾获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奖，成为阿瑟·米勒的头号代表作。

该剧共两幕及尾声安魂曲，通过灯光、闪回手法在舞台上合回忆和现实。剧中的主角推销员威利·洛曼年逾花甲，36年的推销员生涯却没有造就他的“成功”，无法拿到基本工资，只靠回扣维持生活，经理责怪他推销无方，竟将63岁的威利解雇。大儿子毕夫曾因偷窃坐牢，34岁仍没有正经工作，小儿子哈比同样一事无成。威利望子成龙，故两位儿子计划贷款开店。在商量贷款事物时，威利精神恍惚，竟回忆起曾经与女人寻欢作乐时被儿子毕夫发现，毕夫备受打击而放弃学业的事，他深感内疚，认为孩子的庸庸碌碌都是自己造成，加之妻子琳达的理解与同情加深了威利的失败感。晚上，他开车制造车祸自杀，只为毕夫可以得到保险经费来开店。在葬礼中，威利过去的商界朋友竟无一人参加葬礼，令人心寒

《萨勒姆的女巫》又名《坩埚》。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在此背景之下，阿瑟·米勒写作历史剧《萨勒姆的女巫》，借用17世纪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以驱逐女巫为名来进行宗教迫害的案件，来影射当时对于社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迫害，揭露了社会的丑恶。

1955年阿瑟· 米勒创作《桥头眺望》，1956年上演《桥头眺望修订本》，这可谓是阿瑟·米勒前后期创作的分界线。前期如《全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等都属于社会问题剧，而后期则由对于社会的批判转向到对原罪说的探索。

在布鲁克林区，码头工人爱迪和妻子比阿里克斯共同抚养外甥女凯瑟琳，在生活中，爱迪渐渐产生对凯瑟琳的暧昧心理。此时，两位亲戚马可、鲁道夫从意大利非法移居来到爱迪家中寄居，鲁道夫与凯瑟琳相爱，这引起了爱迪的不满，他私下向移民局告发了马可和鲁道夫非法移居的事实。马可知道后对爱迪进行公开谴责，并促使周围人孤立他。在与约翰·马可的斗争中，爱迪死于马可的刀下。此剧展现了乱伦、背叛、内疚、死亡等主题，表现了人自身的欲望。

阿瑟·米勒善于创作悲剧，如《全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等都是悲剧作品。传统悲剧里常以英雄、贵族为主角，而他着重描写的是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阿瑟·米勒认为，悲剧的主人公应该是普通人，普通人和国王一样都是悲剧描写的天然对象。如《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描写了一个普通推销员的个人命运以及家庭悲剧，他一生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却最终幻灭，落得自杀的结局，影射了美国梦的幻灭。再如，《都是我的儿子》中的乔·凯勒，是飞机零部件厂家的工厂主；《两个星期一的回忆》的主人公伯特是在汽车修理厂打零工的青年，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借此提升悲剧的真实感，引起人们的共鸣。

阿瑟·米勒认为，小人物的悲剧往往与社会原因挂钩，所谓悲剧，实质上在于凸显人物与其所生活的周围环境，特别是社会现实的冲突。阿瑟·米勒笔下的悲剧人物，展现了社会中精神生活的失落，他们维护着个人的尊严，这是对社会做出的抗争。例如，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约翰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清白的父亲形象以及保护朋友的目的，选择赴死，他的死成为了悲剧，也维护了真理，给人震撼和思考，维护了普通人物的尊严、良心。再如《推销员之死》的洛曼·威利，他的个人抱负使之陷入困境，他的死是悲剧，也是一种寻找自我价值的表现。

阿瑟·米勒是典型现实主义戏剧家，继承了亨利克·易卜生、契诃夫的现代戏剧传统，关注现实、并致力于改造现实，有“美国戏剧的良心”之称。阿瑟·米勒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恰逢西方社会弥漫悲观主义情绪氛围，又亲历美国的战后崛起，故对工业及后工业社会的人性与物质冲突深有体会，并将其投诸到戏剧创作中，写作社会剧，关注创作和现实、人与社会的关系。

《全是我的儿子》中，遵循现实主义戏剧的基本原则——真实地再现现实，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及痛苦。机器制造商乔·凯勒从损害国家、个人利益到自杀结束生命，戏剧化地展现了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现实。《美国时钟》是大萧条时代的缩影，《推销员之死》以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故事展现“美国梦”的破灭。正如阿瑟·米勒对于《推销员之死》的论述：“在戏剧结构方面，我的目的在于创作一出具有真实生活面貌的戏。”

阿瑟·米勒的戏剧创作不仅展现对于“金钱至上”等社会价值观的批判和揭露，也抒发了对于社会的理想期待，注重社会教化的功能。在众多剧中他涉及伦理母题，《推销员之死》涉及洛曼·威利婚外情、父亲婚外情后儿子比夫堕落的父子背叛，以及《萨勒姆的女巫》中居民相互猜忌引发的宗教背叛。

这种对伦理的关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许多人士向压力屈服而选择背弃道德、举报他人，阿瑟·米勒认为有责任进行批判和警示，反思人们违背道德的危害，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且，戏剧要使人成为健康的公民，而不是个体的自私的人。

参考资料

阿瑟·米勒是一位美国犹太裔戏剧家。他和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一样，同是美国戏剧的杰出代表。他们三位并称20世纪美国三大戏剧家，使得美国喜剧走向成熟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进而饮誉全球。阿瑟·米勒推动了戏剧语言的创新。他在戏剧对话上注重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结合。日常对话拉近观众，而诗歌语言具有象征意义，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说明主题。阿瑟·米勒对社会问题非常关注，作品言之有物，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呈现，展现了个人为社会、家庭地位而斗争的故事。因此，阿瑟·米勒常与亨利克·易卜生、萧伯纳、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并称。

阿瑟·米勒对美国戏剧的一大贡献在于写出了普通人的悲剧。他塑造了推销员、农民、警察等中下层人民的悲剧形象，强调普通人生活中的悲剧，表现了普通人丰富的精神世界。阿瑟·米勒的戏剧创作可以1956年《桥头眺望》的修订本上演为分界线，前期剧作属于社会问题剧，通过人物的内心冲突来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反映了中产者对“美国梦的追寻”，也揭示了清教主义社会中性压抑而致使人们情感的扭曲。通过阿瑟·米勒巧妙地刻画，《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成为当代美国舞台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之一。阿瑟·米勒将现代戏剧的各种技巧融入现实主义中，反对西方的商业戏剧和娱乐粗俗戏剧，坚定人道主义立场，推动了当代美国戏剧的健康发展。

阿瑟·米勒的戏剧不仅客观再现了美国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戏剧创作的现实性问题。

阿瑟·米勒经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在哲学和文学领域内表现为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哲学。阿瑟·米勒看到了在整个世界中普遍存在着人与物、人性和金钱的冲突，故抓住这一社会核心问题，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戏剧化展示，可谓是全景式地展现世界的生动壁画，同时展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大胆表达了对人类社会所抱有的殷切期望。

阿瑟·米勒的戏剧表现了戏剧艺术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强烈参与意识，其现实主义精神也对世界戏剧参与现实发展有着参考价值及独特意义。

阿瑟·米勒的戏剧艺术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米勒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曾两次携家人造访中国，与中国的戏剧界、文化界进行交流。1978年，米勒初次访华,与夏衍、曹禺、于是之等文艺界人士进行了座谈。1981年，在米勒建议之下，戏剧家黄佐临将《萨勒姆的女巫》首次搬上中国舞台,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连演五十多场1983年，我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先生扮演威利，米勒亲自来华进行指导。随着《推销员之死》演出成功，中国国内掀起“米勒热”，对米勒的作品进行译介和讨论。

中国国内学者对米勒作品的人物塑造、悲剧主题及艺术特征进行分析和评述。在人物塑造中，中国国内学者对米勒作品笔下的主人公、边缘人物进行再度审视，表达了作品中对于人类生存意识的思考。在戏剧结构及舞台手法上，中国国内学者将其理论化，提出“电影式结构”“时空心理剧”等概念。此外，对米勒与中国文化界的密切交流进行探究，探讨了米勒及其戏剧在中国语境下如何与中国戏剧进行对话、交流和融合。

阿瑟·米勒在戏剧创作中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对此，纽约时报曾评：“在米勒的观点里，个体对自己与社会的行为都有一种永恒的道德责任。”（《纽约时报》评）

萨尔曼·鲁西迪评价：（阿瑟·米勒是）一个具有真正道德高度的人，表现出今日堕落之世上的罕有品质。

1990年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评价：米勒通过戏剧艺术重现了人类境遇的多样性，矢志维护着民主愿景……赋予世人以“民族自我意识”的宝贵财富。

戏剧评论家比格斯比在《阿瑟·米勒及其伙伴们》中评价阿瑟·米勒：“他一生都在上演跟社会的争论……他的戏剧里充满了因生活不能满足他们实现个人价值而对生活感到困惑的人。”

在戏剧创作的艺术成就方面，阿瑟·奥博格(Arthur Oberg)进行了这样的比较:“米勒的艺术富有男子气概，粗犷豪放；而威廉斯的艺术则充满诗意，精致巧妙。”斯蒂芬·马里诺(Stephen Marino)的专著《阿瑟·米勒的语言研究》(A Language Study of Arthur Miler's Play)总结道：阿瑟·米勒通过象征、意象和隐喻等手段，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戏剧表达，这使他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戏剧史上一位重要的语言文体家。中国导演徐晓钟也在200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萨勒姆的女巫》演出时提到：“米勒目光犀利，他的笔如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它把人物的心灵, 把人性中的黑暗，当然也把人性的光辉进行剖析，触目惊心地披露在人们面前。”

论及米勒对后世的影响，马修·罗达内(Matthew Roudane)高度赞扬了米勒戏剧语言的伟大，认为“他的语言激活了他的舞台，也因此解放和影响了他的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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