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年-1924年），原名：约瑟夫·提奥多·康拉德·考尊纽奥斯基（Józef Teodor Konrad Korzeniowski），波兰裔英国作家，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

1857年12月3日，约瑟夫·康拉德出生于波兰第四大城市乌克兰，四岁时跟随父母到俄国北方流放地生活，十二岁时父母即相继去世，由舅舅塔都斯·鲍伯罗斯基收养。约瑟夫·康拉德在15岁-17岁之间多次向舅舅表示要外出参加航海工作，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舅舅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1874年约瑟夫·康拉德离开波兰前往法国的马赛。同年4月，约瑟夫·康拉德开始在一条英国船（马菲斯号）上工作，不久随船到达英格兰，此后十六年他一直在英国货船担任职务，并于1886年正式加入英国国籍。康拉德到英国不久便立志要用英语写作，不到十年便写出了第一个英语短篇故事《黑人大副》，但未发表。约瑟夫·康拉德的第一部英语小说《阿尔麦耶的愚蠢》，于1892年脱稿。1899年，约瑟夫·康拉德发表作品《黑暗的心》，揭露借进步之名而大肆掠夺的帝国主义残暴行径；1900年-1910年，出版了《吉姆爷》《诺斯托罗莫》《特务》《在西方的注视下》，这四部小说都是隐晦而纠结的叙事，但它们的成就却极其多样化。1923，康拉德访问美国，受到无比热烈的接待。同年，《流浪者》在美国连载，并出版单行本。1924年8月3日早晨，康拉德因心脏病突发在奥斯沃兹离开了人世，享年67岁。

康拉德创作活动期正处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衰落、现代派小说崛起的过渡阶段，康拉德把福楼拜和莫泊桑的现实主义手法引入英国小说，并从英国小说那里继承了探索道德问题的传统，是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1972年在波兰举行的“康拉德国际交流论坛”和1974年在英国为纪念康拉德逝世50周年而举行的“康拉德国际研讨会”，反映了康拉德对世界文学界的影响之大。

约瑟夫·康拉德于1857出生在俄罗斯帝国专制统治下的波兰第四大城市乌克兰，他的父亲阿波罗·考尊纽奥斯基是名诗人、剧作者和翻译，毕业于彼德斯堡大学，主修东方语言和法律，通晓几门外语，尤其精通英语和法语。1861年9月，康拉德的父亲鼓动人民通过暴力获得自由，同年10月，因组织反沙俄活动被沙俄当局逮捕，囚禁在华沙军事要塞。年幼的康拉德便随父母一起到俄罗斯北部流放地生活。康拉德12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舅舅塔都斯·鲍伯罗斯基收养。

康拉德于1874年初从中学肄业。在学校，康拉德除了学习过数学、历史等课程外，还修过希腊文、拉丁文和德语，但他对地理却情有独钟，在课余时间广泛地浏览了有关远洋和探险等书籍。雨果的《大海的辛劳者》和非尼莫·库珀等人的探险故事对他将来从事航海事业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从1872年起，少年康拉德便深深地向往航海生活，他想像《吉姆爷》里的吉姆那样，做一名航海英雄。15岁~17岁期间，康拉德多次向舅舅提出要外出航海，在他一再坚持下，舅舅被迫同意了他的请求。

1874年10月，刚满17岁的康拉德持俄罗斯护照离开波兰到马赛当水手。通过在法国商船社参加短期的海员培训后，在一条法国商船上当实习水手。他在马赛的生活经历成为晚年创作的小说《金箭》主要素材。1878年，21岁的康拉德首次来到英国，便爱上了这个国家，青年时代的康拉德倾心英国，认同英国文化。这种认同是他在接触法、英两国文化过程中所作的文化选择的结果。康拉德工作的第一艘英国船是1878年9月的“海之光”号帆船，后来，他在另一艘英国船上做了几次沿岸航行之后，在一艘来往于澳大利亚的快速帆船做了一名普通水手。他努力工作，从一名普通的船员一步一步升为高级船员、大副，最后成为船长。他跟随船只航行到世界各地，游历了非洲、等诸多殖民地，这些经历与见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与政治观，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他也将这些殖民地作为小说的背景，近20年的航海经历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宝贵素材。

1886年康德拉正式加入英国国籍。1894年，康德拉结束了航海生涯，开始用英语从事专业小说创作。1895年4月，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正式出版。1895年4月之后，他几乎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其中包括若干部英美文学界公认的经典作品。

1897年至1911年，这十四年是他创作的关键时期，被文学界公认的经典作品主要产生于这个时期。《“水仙”号船上黑水手》于1897年发布，是关于一艘轮船海上航行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而又朴实，船上船员代表了社会各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与大海的变幻莫测的特性相呼应，构成小说的写作风格。1899年发表了《黑暗的心》，这部作品揭露了借进步之名而大肆掠夺的帝国主义残暴行径。1900年，《吉姆爷》的单行本出版；1904，《诺斯托罗莫》连载并出版单行本；1907年，《特务》单行本出版；1910年，《在西方的注视下》连载并出版单行本。这四部小说都是隐晦而纠结的叙事，但它们的成就却极其多样化。1914年，康拉德与家人在夏天访问波兰，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困数星期。通过奥地利、意大利回到英国。同年，出版了《机缘》单行本，首次获得经济上的成功。1917年，出版了《阴影线》，这部小说是将哥特元素和航海小说相结合，拓宽了海洋小说的创作途径，其独特的恐怖气氛营造方式又丰富了哥特小说的创作技巧。1923，康拉德访问美国，受到无比热烈的接待。同年，《流浪者》在美国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

康拉德由于身体原因以及特殊的经历，他变得过于敏感，神经衰弱、反复无常，甚至有时令人困惑。因为写作的痛苦和压力，几乎每完成一部小说，他的精神和体力都会从衰竭到沮丧，甚至有时精神反常。有段时间，由于生活入不敷出，康拉德只能靠朋友帮忙、借贷或抵押借款为生。康拉德在伦敦肯特郡的几处住所中度过了他家庭和写作生活的大部分时光。在康拉德的晚年，女王陛下政府要授予他爵士身份，但被他婉言推辞。

1924年8月3日早晨，康拉德因心脏病突发在奥斯沃兹离开了人世，享年67岁。他被埋葬在伦敦的坎特伯雷的天主教徒区域,墓碑上刻的是他的波兰全名“约瑟夫·提奥多·康拉德·考尊纽奥斯基"。

康拉德从1895年起到1924年逝世止长达29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长篇小说大约十四部，中篇小说约十部，短篇小说十几篇，文论集三部，还有三部戏剧。1912年至1924年，被称为“多样化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机缘》(1914年)、《影线》(1917年)、《拯救》(1920年)、《金箭》(1923年)和《悬念》(1925年)等。其中英美文学界公认的经典性作品主要是《影线》。康拉德的最后两部小说《流浪者》和《悬念》(未完成)讲述的是拿破仑时代的事，以地中海为背景，某些人物的原型来自于他青年时期地中海航行时的朋友。《流浪者》写到他的两个移居国，即法国，流浪者的故乡；和英国，那里的水手正在与法国作战。该小说也有波兰的影子。

康拉德作品中的悲剧性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康拉德来说，大自然是一种人格化的力量。正如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一样，生活就是人与宇宙较量的一场战。而康拉德把这场鏖战看作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斗争。康拉德作品中的悲剧性特质还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康拉德《黑暗的心》 描述的刚果之行是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腹地的航程，同时也是一个探索自我、发现人内心的黑暗世界的历程。康拉德在这里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造成人被异化丧失自我之后的盲从与可悲。康拉德的另一部小说《吉姆爷》也是在主人公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表现人性悲剧的。康拉德作品充满了这种悲剧的震撼力，正是这种震撼力使康拉德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占踞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康拉德的作品既有帝国冒险文学的传统，也有对帝国主义的质疑；既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固有的种族偏见，也不乏反殖民主义的激进思想。康拉德生活在大英帝国时期，受帝国文化的影响，继承了英国文学传统，特别是继承帝国冒险故事的书写传统，他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英国帝国冒险故事的色彩，如异国风情、海外冒险、帝国伟业、殖民主义及殖民开拓等。康拉德变革了帝国冒险故事的传统叙述模式，改变了帝国传奇故事的内涵，他的一些作品颠覆了帝国传统冒险故事中所宣扬的一些东西，诸如白人至上，白人英雄主义、帝国主义正当性和白人全能论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康拉德挑战了帝国主义的文学传统。康拉德的第一部作品《阿尔迈耶的愚蠢》小说中既表达了一种对于帝国理念的认同，又显示出了一种对于帝国殖民政策的怀疑和挑战。这种作品思想的双重性所折射的或许就是康拉德本人文化身份的两难处境。

“印象主义”一词源于印象派画家的表现手法。康拉德成功地将这种绘画技巧运用到丛林小说创作中。他的印象主义与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客观世界不会把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以一种严谨的、符合逻辑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是留给人们林林总总的印象。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运用迂回曲折的写作手法将科兹这个人物的片断印象组合起来，使读者逐步认识到科兹不仅是个殖民掠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康德拉的印象派特别注重色彩和明暗的运用。在他的丛林小说中，黑与白、光与影总是形成鲜明对比并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康拉德的丛林小说总是以主人公给人留下的某个深刻印象作为开始，然后以前后交叉和跳跃的叙述来介绍故事情节并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这种印象主义的手法反映了人们认识生活的真实过程，是更高程度的现实主义。康拉德特别重视小说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他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含有象征意义的，只有这样，他们才取得了复杂性、感染力与美感”。

康拉德的作品对当时现代主义的崛起有着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和主题两个方面。康拉德追求风格的完美与形式上的革新，从心理学的深度上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主要作品为维多利亚女王小说和现代派小说之间提供了一个过渡。康拉德的创作是多样性的，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交织于他的小说中，他是浪漫主义、托马斯·路易斯·德·维多利亚传统及现代主义革新的中介人。就艺术表现而言，康拉德的最大创新莫过于叙述形式的革新。康拉德的叙述形式是在英国传统小说艺术的发展遇阻时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康拉德正是通过不断追寻艺术的创新，为传统向现代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基础。在艺术上康拉德突破传统，走向创新并昭示着现代主义即将来临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叙述技巧的革新；引入绘画中的印象派手法；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把意象上升到象征。这三者是互相融合的、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康拉德小说世界中独特的艺术特色。同时，这些表现出现代主义特征的创作手法，又一起服务于他的小说主题。

康拉德的主要作品，总结其中有代表性的三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主题：疏离感、主题多义性、英雄主义的颠覆。可以看出，处于世纪之交的康拉德，在小说创作上，他立足于传统，如对“逆序修辞”的灵活运用，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手法，吸收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法，象征主义的，印象派的。这也使得康拉德成为那个时代的创新者，为维多利亚女王小说向现代主义小说的过渡开启一扇大门。

1895年10月28日，康拉德给爱德华·诺贝尔写的信中说到：“你必须无情地、毫无保留地、无怨无悔地挤出你的每一份感知、思想和形象；你必须搜寻你内心黑暗的角落，大脑中最遥不可及的洼地；你必须通过形象、魅力和准确的表达来寻找它们。而且，你必须怀着真诚的心，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你必须这样做，才会使你在忙碌了一整天后感到筋疲力尽，所有的感知和思想都已经被掏空了。”

1897年12月23日，康拉德给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切的回信中写道：“思想已经在洞穴的壁上投上了影子，迷恋者有识别能力的眼光在它完全永远消失之前，就已经看到它在消失、摇摆和变暗。”他认为：“艺术本身可以定义为通过专心致志的努力去揭示世界上各个方面中隐含的多个或一个真理，对这个有形世界做出最正确的评判。”(Joseph Conrad, The Nigger of The“水仙属”11)“艺术家却是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中去，在这个世界的形式和色彩中、在它的光亮和阴影中、在事物的各个方面以及在生活的种种事实中，去发现哪一样是基本的，哪一样是持久的本质东西，给人以启示和令人信服的要素，以及存在的真谛。艺术家在本质上和思想家、科学家是一样的，都追求真理并呼吁真理。思想家思考的是对世界各个方面的印象，科学家钻研的是客观事实。”

康拉德深受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涉及性别、种族、大英帝国、工作、效率及社会秩序等领域。在政治上，康拉德也是一个双面人。他在某些方面相当保守，但同时也有激进的一面，有过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并且认为英国殖民者具有仁爱之心与责任心，是殖民地人民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统治者。康拉德对殖民主义褒贬不一的矛盾态度不仅受社会背景和维多利亚女王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还是其个人生活经历的必然产物。

康拉德一生所写作品甚多，以中篇小说为主，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文学史家视为英国中篇小说的典范。康拉德创作活动期正处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衰落、现代派小说崛起的过渡阶段，是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

康拉德对世界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品主要是《黑暗的中心》《吉姆爷》(1900年)、《诺斯特洛莫》(1904年)、《特务》(1907年)、《在西方的注视下》(1910年)等。这些作品或以探讨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或以人类所共有的经历，或以鸿篇巨制、画面广阔、气势磅礴，或以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滥觞之作等不同形式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作家，影响遍及欧洲大陆、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且《特务》和《在西方的注视下》已成了特工工作者的热身读物，《黑暗的心》也再三地被当作是一种文化标记，它标记着西方文明核心之“恐怖”。

1972年在波兰举行的“康拉德国际交流论坛”和1974年在英国为纪念康拉德逝世50周年而举行的“康拉德国际研讨会”。在波兰会议上，西方和波兰康拉德学者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意义的学术交流。英国会议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来自世界13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对康拉德进行了比较全方位的探讨，此次会议反映了康拉德对世界文学界的影响之大。

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后，在前50年的基础上，文论家和学者们扩大了考察的角度和视野，运用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批评、解构主义和巴赫金的多语对话论等方法对他的作品进行解读，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论集，将康拉德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1991年至2000年之间，中国出版界又翻译出版或再版了许多康拉德的作品，如，《吉姆爷》(熊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康拉德海洋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康拉德海洋小说》(薛诗绮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年)，《黑暗的心》(智量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等。这些出版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康拉德研究的热潮，越来越多的读者熟悉了康拉德的名字及其作品。

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小说《二马》《小坡的生日》《骆驼祥子（中小学生必读丛书）》等就深受康拉德的影响。老舍小说虽然多半按故事发展的顺序，从头至尾地叙说，但在故事的穿插与传奇性上，受到了康拉德很大的影响。他通过模仿康拉德的手法，赋予了故事一定的神秘色彩，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扩大了小说的思想内涵。

1941年10月，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在英国的《观察家》上发表了题为“重评约瑟夫·康拉德”一文。利维斯写道：“康拉德位于英语一任何语言一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后该文收入他的《伟大的传统》一书中)。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于1924年在《跨大西洋评论》发表文章，称康拉德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不仅是一个一流的艺术家，杰出的故事叙述人和英语文体家，还是一个深沉的思想家和深藏不露的哲学家。”

1924年老舍在《文学时代》发表了题为“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得”一文，高度肯定了康拉德的艺术成就并对他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引起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的注意。

英国文学评论家塞德里克·瓦兹(CedricWatts)说过：“要理解康拉德的复杂性，就有必要去想象，如果有什么神灵在主宰着他的杰出作品，那就是两面神雅努斯。”

伍尔夫在《康拉德先生：一段对话》中写到：“显然他是一个奇怪的幽灵，在19世纪末年空降到这个岛上——一个艺术家、一个贵族、一个波兰人……因为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不能把他看作一个英国作家。他太正式了，太客气了，对这门并不属于他的语言，使用得太谨小慎微了。”吉卜林在《吉卜林对话录》中评论到：“当他手握着笔时，他是我们之中最棒的。”又补充道：“阅读他的作品时，我总感到自己是在读一部外国作品的优秀翻译版本。”

Niebezpieczny raj（危险的天堂），Victory（胜利），Smuga cienia（阴影之线），An Outpost of Progress（进步的前哨）是根据康拉德的小说改编。在这四部电影中，康拉德为编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