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有品种。骈文是中国特色的文体，追求艺术形式之美。

从不同角度看待它，被称为今体、六朝文、四六文、律语、俳语等。绝大多数人从对偶这一角度界定它，被称为骊俪、骈偶、骈语、俪语、俪体等。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名称，但都围绕着对偶这一基本特征。

骈文起源于先秦，形成于汉末魏晋，发展至六朝达到高峰。唐朝和宋代的骈文渐趋素淡，元明时期衰落，清代复兴，同时诸家蜂起，流派众多，佳作迭出。清末，世情变幻，骈文再度陷入危机，被扣上“形式主义”帽子。

骈文在文坛上流行了一千多年，还长时间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直到今天，骈文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对它的优缺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便提高汉语的表现力，推动我们的文学创作的繁荣。

骈体文的产生是因为丽辞即偶语的大量存在，这可以追溯到上古至战国时期。骈体文的源头是丽辞偶语，没有它就没有骈体文。

在上古至战国时期，丽辞偶语已经大量存在，而丽辞的产生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源于写作时的自然联想；其二，由于古时文章多靠口耳相传，丽辞便于读记；其三，骈词丽句避免孤证，可以繁简适中地举出事证；其四，骈词丽句有齐整文章字句的作用，表现出平衡、匀称之美。

最早的丽辞并非来自“古人传学”，而是源于口语、谚谣之中。阮元的说法与范老的观点可以相互补充，同时，骈词丽语在早期，还常常混杂于奇句单行的文字之中，只是在一些谣谚之中有时有独立的骈语。骈词丽语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古代，人们并没有骈散之分的意识。

秦朝到西汉这段时期作为骈文的形成期。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不是它的定型的完成。这时期里，骈偶文辞在文章中由量少到量多，骈体意识由隐微到明显。在这二百来年里，它的形成过程逐步加快，与时代的风气有一定的关系。歌舞升平的时势需要状饰太平的文风。这对于骈体磨炼词句创造了条件。一般说来，骈文这种有一定贵族气息的文体需要承平的政治环境，需要崇尚华美的时代风气。

秦朝是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也是短命的王朝。虽然在秦朝只重武力和法律，忽视了文学，采用焚书坑儒的方法愚弄百姓，导致王朝短命且文学衰落。在这期间虽然有一些文人，但其作品缺乏创意，加上焚书坑儒的影响，大多已无从得知。只有李斯一人的作品流传千载，其文以骈词丽语见长，以富赡典雅称胜，是骈体文的开山祖师。汉朝承袭秦制，纠正了秦朝的错误。汉高祖不重视诗书和儒学，但其诗歌如《大风》、《鸿鹄》等以简洁雄豪为长，不以典丽富赡见胜，是天纵之作。刘恒和刘启都喜好黄老之学和刑名之法，逐渐改变了文风，由朴素走向华丽，由简单到复杂，骈丽之体在暗中滋长。到刘彻时期，独尊儒术，并爱好辞赋，有创作之志，辞赋一体由此变得繁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人，但他们的作品多有抄袭，很少有创新。只有蔡邕的文章独树一帜，成为了骈体文的一位宗师。

从东汉到曹魏兰百多年是骈文体制走向成熟的时期。骈文形成后其体制有待进一步规范、完善、定型。于是，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就承担起了这一责任。他们更有意识地运用骈体，组织骈句结构，营构文章的章法，加强文辞的择选。于是，在西汉的基础上，骈体文渐渐开始了华丽的趋向，成为六朝至初唐繁盛期骈文的过渡。苏轼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昌黎庙碑》)是从东汉算起，历魏、晋、宋、齐、梁、陈、隋，共八代。不管苏轼的论断正确与否，但说明自东汉起，骈文已成熟了。

从晋朝一直到初唐这四百五十多年是骈文最繁盛的时期，最辉煌的时期。骈文由成熟而日臻完美，其句型逐渐归于四六为主的范式，文辞日趋精美、华丽，声韵日益讲求，典事愈加泛滥。而骈文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文坛的霸主，垄断了文坛的散文领域，亦因此而招致了后人的唾骂。但骈文毕竟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有过这样一段奇特而辉煌的经历，这在它自己的历史中是最可引以为自豪的。

从盛唐到南宋是骈文的变异期。这几百年里，骈文发生了场变异式的更新。这就是受唐宋“韩柳古文运动”思潮的影响,骈文自身作了调整，吸收了散体文的优长，对骈文的内部形式作了自我改良，去华丽为质实，去典事为白描，成为具散体之神的骈体，从而使骈文与它的既有面貌有别。这段时期虽有晚唐五代宋初短暂的复旧思潮，但基本上是以一种平实的文风出现。

元明两代是骈文的衰落期，这时期创作沉寂，作者稀少，作品质量也没有进步。元代蒙古族统治者轻视文人，将他们与妓、丐并列，元代九十多年的科举停滞，再加上其它文化虚无主义政策，都导致了正宗文学的沉寂，诗文和骈文都受到了影响。元代骈文中，将散体融入骈体是一个特别的特点。

在清朝，骈文的创作再次复兴并繁荣起来。这一复兴主要表现在作者的数量、作品的数量以及优秀作品的数量等方面的增加。虽然从创作成就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清代的骈文与六朝、唐宋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与元明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骈文步入了消亡期。这意味着骈文这一独特的文体正逐渐寿终正寝。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唤醒了国人麻木的心灵，迎来了现代思想文化的曙光。在此次新文化运动中，封建文化被抛弃，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新体自由诗取代了旧体格律诗，白话小说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作为贵族文学代表的骈文，也被扫入了历史的角落。

讲究对偶，即追求句式结构的平衡、对称是骈文最基本的特征，为达到这一点，骈文家们有许多讲究和技法。例如借对、巧对、虚实对、流水对、各句自对等等。

讲究音韵和声律是骈文的又一显著特征。骈文一般有用韵的，有不用韵的。所谓用韵，就是文句之末的韵脚像诗歌等韵文那样相押。这在赋、箴、铭、赞、颂、等类骈文中比较常见。此外，骈文中用韵，比较多见的不是在句末押脚韵，而是在章句之内，抑扬顿挫，声韵和谐。

用典是文字形式多年累积的结果，这在诗歌和其他文体中也是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不过在骈文中这种手法更为普遍，以至成为骈体文非常突出的一种特征。

骈体文的形成与兴盛本来就同铺采文的赋体文学密切相关，同时，它的盛期又值六朝，此时正是追求华丽、讲究形式美的文风盛行之际，所以注重藻饰、讲究文采是骈体文的传统特色，不仅要着力炼字、炼意，尤其刻意追求，尽力使用色彩浓烈、典雅富丽的词汇，这是骈体文之所以被称为“美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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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散之差在于创作宗旨不同，骈文为文学自觉表现，追求艺术技巧，重视文学本身特质；散文则主要服从实用需要，追求实际功利目的。历史散文作者注重把历史事实表述清楚；诸子散文作者关注如何把思想、观点表达明白；说客们准备说服人主；抒情散文作者注重一吐为快。他们虽然讲究艺术技巧，但目的是为实用功利目的服务。骈散两体还有这样几点不同：

其一，体制形态不同。骈文着重对偶，并以四字、六字之句式为主;而散文不重对偶，句子字数多少不定;骈文讲究平仄搭配，音调和谐;而散文不讲平仄，不讲声韵;骈文注重用典，而散文不着力用典;骈文注重辞采，讲究藻饰;而散文不重辞采，不着意追求文辞之华美。

其二，文气上大不相同。骈文属对工稳，句式整齐，音调铿锵，文气上别有风味，突出点在于情致婉约，气韵谐妙，摇曳生姿，抑扬有节。

其三，美的形态不同。在中国美学史上，人们早就注意到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美:壮美与优美。其四，骈文是诸种文体之中最重文采的，常常丽辞云簇，美意泉流，使人赏心悦目。

其四，骈散各有所宜。骈散不仅美学形态不同，功用上也各有所宜。骈散在功用上各有所长，同时也各有所短。就骈体而言，其平衡对称之建筑美，声韵和谐之音乐美，引用故实之含蓄典雅之美，铺采摛文之词采美等等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每一种形式、每一种技巧都有其局限性，都有一定的负作用。如对偶虽可收平衡对称之美，但通篇对偶则呆板、单调，文气滞涩，不能疏逸，容易造成窒塞之病，需加散行文字才可承转、疏通文气。

骈文与辞赋之关系大体可以这样认定。楚辞之俪语为骈体之胚胎，也影响到后世骈文家的作品。汉代之赋是骈文直接的渊源。其中西汉大赋为骈文之萌芽，东汉之抒情小赋为骈文之雏形;魏晋六朝之赋则多为骈文之一体，也可以说是地道的骈体文。此后唐之律赋不失骈文体格，只是宋之文赋则与骈文相去较远。

骈体文有的押脚韵，有的不押脚韵。不过，即使不押脚韵的骈文也不是不讲声韵，只是同诗歌等类韵文押韵不同罢了。诗歌等类韵文押韵是在句末，而骈文有时是在句中用韵，在句中讲究平仄，从而达到抑扬顿挫、铿锵悦耳之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骈文与诗歌等韵文虽不同体，但也有相似之处。骈文和诗歌的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注重平仄、声律和对偶。然而，骈文要求更为严格，要求整篇文章都使用对偶的修辞手法，而诗歌只要求中间的两联使用对偶。在声韵方面，诗歌比骈文更严谨，要求全篇都要押韵，不允许中途换韵，而骈文则可以在合适的位置自由换韵，比诗歌更灵活。

骈文、律诗、对联三者形成期的顺序为骈文最早，形成于汉魏之际；律诗次之，形成于盛唐；最后为对联，形成于五代十国后蜀。首先，对联显然受到了骈文的影响。骈文的单句对、长句对尤其是长隔对，对对联的形成影响颇深，前面提及的一些长隔对实例便可说明这一点。其次，对联的形成也受到诗歌尤其是近体格律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七言单句对上，有些对联本身就是诗中的律联。如前所述，格律诗中的律联抽出来便可当作一副对联，有的甚至堪称绝妙好对。再次，对联与骈文、律诗一样，对偶之法皆源于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以及民间谣谚中的偶语。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联在对偶方法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律诗和骈文，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如嵌字法、拆字法、偏旁部首法、同字异音法、异字同音法、隐字法等，充分发挥了汉字形、音、义的特殊美，对偶方法更为多样复杂。因此，尽管对联与骈文、律诗有交叉渗透，受二者影响尤其是受骈文影响甚大，但对联与律诗、骈文的关系并非父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

骈文以对偶为基本特色，以语言对偶为最基本的特色。它的句子整齐、均衡、对称，形式美观，给人以美的享受。朱光潜先生在其《文艺心理学》附录《实验美学》第二章《形体美》一文中说，美的形体都含有平衡或匀称的原则。在原始时代所用的器皿和布帛的图案，以及希腊瓶和中国彝鼎中，平衡原则都非常重要。骈文句子结构两两对偶，相互对称，正好适合于平衡原则，体现出一种建筑式的形式美。

骈文的句式大多数对偶，显得特别整齐美观;但一味对偶，死板一律，又不免呆板，所以其大手笔一般都是骈散间行，在整齐的对偶句中夹杂一些奇句单行文字，这就使文章句法整齐而又不显呆板，抑扬顿挫之中不乏疏宕之气，呈现出一种整齐错综之美。

骈文之美，不仅限于句式上的对仗工稳、平衡对称，而是更讲究平仄协调，声韵和谐，富于节奏感、音乐美。骈文之外的散体文字虽然有时也有声调和谐，但却没有协调平仄之事，因而缺乏声韵之美。即使有个别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和谐之美，但也多出于自然，高妙天成，却并非有意于平仄音韵，只是大致求得上口而已。而骈文本身真正实现了平仄协调，使之具有声韵和谐之美。

骈文最重辞采，又能给人以多种美的享受。文辞优美是文章的基本要求之一。文章之名，是从文采而来。文而无采，何谓文章?孔子早就说过:“言之不文，其行不远。”骈体文是诸种文章体裁中最重视文采也是最富于文采的一种。从其优美艳丽的辞藻之中，我们可以得到多种美感。

用典本不是骈文的专利，一般人们作文章或多或少常常要涉及古人古事。先秦古籍之中，就不乏用典之例，两汉文章，尤其是大赋，用典更是屡见不鲜。因为在文章中适时、适量地使事用典，确实可以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骈文除上述所谈的几点之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人们通常认为骈体文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艺术，与实用性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历史上，唐朝宰相陆贽的骈体奏议不仅在治国安民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经使悍将骄兵挥涕感激，想要为国尽忠，而且后人称赞他的奏议为“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明著，有足万世龟鉴者”(宋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宋代和清代的治国之君以及历代一些名臣志士曾把陆贽的骈体奏议作为经国济世的必读之书。其他如唐代欧、苏等人的骈文也是既具有文采之美，又具有济世之效，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同时，从日常应用的角度来看，骈文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纵观中国文学史，骈文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也对诗歌等其他文学样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为各种文学样式创造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与技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