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年10月14日  —1986年3月6日），男，1897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十九）出生，桐城市（今安徽枞阳县麒麟镇岱村朱家老屋）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1986年3月6日，朱光潜逝世。

朱光潜曾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维科的《新科学》等。为方便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2023年，入选2022年最受欢迎十大作家排行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农历9月19日，朱光潜出生于安徽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民国元年（1912年），朱光潜进入孔城高等小学读书，由于底子好，仅读了一学期就升入赫赫有名的安徽省桐城中学。15岁上中学毕业后，朱光潜回家乡当了半年的小学老师，不久考入武昌高等师范，经选拔，民国七年（1918年）考取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入读香港大学。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和科学，大量阅读西方经典书籍，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民国八年（1919年），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文言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

民国十年（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

民国十二年（1923年），香港大学毕业，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朱光潜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到上海市当了英文教师，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编，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任编辑助手，当年只有二十六岁。学校因江浙战争停办后，他便跑去春晖中学，结交了朱自清、丰子恺等人。

民国十三年（1924年），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市。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上海市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立达中学。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

民国十四年（1925年）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省官费留英，同年夏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拿到文学硕士后，民国十八年（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里看书。同时又在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到法国巴黎大学拿了个博士学位。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海底隧道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

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回国前，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家骅、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请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任校长，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认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市，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市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源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汉大学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中国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市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市。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

新中国成立之初思想改造阶段，朱光潜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57年，全国开始六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科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

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朱光潜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

1980年5月，在昆明市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3年3月，朱光潜以八十六岁高龄，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出席“第五届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周年纪念会。

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征，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美学哲学

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在中国，朱光潜可以说是最早介绍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并对其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之一。从1929年7月写《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译完黑格尔《美学》，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自己多次讲过：西方美学著作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原主义”代替“二原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齐直觉说，即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无法架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克罗齐及蒋梦麟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氏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主客观统一命题。

实际上，朱光潜此时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更彻底地嘲唯心立场倾斜。他自己也苦恼于跳不开“二元”和“一元”不彻底的循环“怪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重新审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哲学中除一般认识论之外，还有实践观点的萌芽，也恰恰是这一点被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加以改造后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实践的观点，美学的主客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辩证把握过程。这就在真正意义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学形而上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总而言之，清理黑格尔和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关系，既能加深我们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丰富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促使我们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个冷静的判断。

悲剧美学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给悲剧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因此，要给悲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它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  这个悲剧定义中包含了两个重要要素，一是亚里士多德的怜悯恐惧；二是悲剧所带来的崇高感。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的悲剧理论的核心，即是悲剧快感理论，其悲剧快感理论并不是朱光潜完全独创的，是在调和折衷西方几位重要理论家关于悲剧快感的理论基础上的探索，朱光潜重点分析了悲剧快感的成因：悲剧快感与同情，悲剧快感与怜悯和恐惧，悲剧快感与崇高，分析其中微妙的心理结构。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辟专章阐述了怜悯和恐惧这一古老而有争议的问题。认为怜悯与恐惧可产生悲剧快感，但朱光潜所说的怜悯和恐惧与希腊时期的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怜悯是痛感中的同情，是由悲剧激发出来的，由悲剧情境唤起的一种同情。 

关于悲剧所带来的崇高感。朱光潜从产生的根源及其表现来探讨崇高感。从根源上看，朱光潜认为这样的崇高感与怜悯无关，它激起的情感首先是恐惧，然后是惊奇和赞美。朱光潜认为悲剧带给我们恐惧的同时还会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生畏之后，使我们振奋鼓舞。 

关于悲剧欣赏，朱光潜运用了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他认为“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准则，尽管是形式主义美学的，但在像形式主义那样强调审美经验的纯粹性的同时，它没有忽略掉有利或不利产生和维持审美经验的各种条件。朱光潜认为，在悲剧欣赏过程中，能够正确调动情感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人们的情感经验有助于欣赏悲剧时区分现实与苦难，朱光潜用“心理距离说”将悲剧与现实的苦难很好的区分了出来，掌握好距离再加上主体自身的情感经验，将两者有利的结合在一起，对人们欣赏悲剧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人们欣赏悲剧的时候会让自己的情感经验与悲剧有所重合，但又不会认识到两者并不相同，毕竟悲剧不是现实，和现实的苦难是有所不同的。朱光潜提出，心理距离是欣赏悲剧的条件，欣赏的主体是我们，所以情感经验是很重要的。

审美经验

在朱光潜的审美经验理论中，意大利美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直觉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柱。虽然朱光潜没有克隆克罗齐的相关理论，但在发展和形成自己的审美经验理论的过程中，克罗齐的“直觉“理论是其重要的参考内容，以至于在朱光潜认识“审美经验”的初期，坚信克罗齐所说的“形象的直觉”就构成了审美经验。在具体论述朱光潜的“直觉”理论之前，需要对克罗齐的“直觉”理论做简括与总结。朱光潜认为相同的对象可用多种不同的“知”去感知或表孤而最原始最简单的“知“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其次是知觉，最后是概念。克罗齐把“知”分为两种，朱光潜首先是将“知”分为三种，似乎是异质的，实陈却是殊途同归。克罗齐所谓的“名理的知觉”就是朱光潜所说的知觉与概念，朱光潜大体上还是在克罗齐的理论架构内展开论述。

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让朱光潜深受后发，他认为：“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研究过这个道理，推演了一条原则出来，叫做'心理的距离'，这个原则不仅把从前关于美感经验的学说都包括无余，而且对于文艺批评也寻出一个很适用的标准，我们现在把它详细介绍出来。”于是他吸收布洛“心理距离说”中的合理成分加以改造，把它敲汇在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中。 

同时，朱光潜也赞同德国心理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但是他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他选取将立普斯的“移情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天人合一”、“感物缘情”、“赋形安东·比兴”等思想贯通联接，这样朱光潜的“移情”便有了中国化的色彩，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和比照的价值与意义。朱光潜将西方的移情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等思想进行比较与互释的努力，在论述西方“移情说“时列举了很多中国和自然的实例，使得西方的“移情说”更具有说服力和辩证性。

读书思想

朱光潜认为：“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重要途径”。朱光潜认为：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遗产，是人类文化史上的记程杯。从整个人类文明要进步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必须站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进一步发展，推陈出新，促进文化更新发展，创造更为灿烂辉煌的文明。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讲，读书能获得重要的间接经验，汲取精神营养，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把过去人辛苦获得的知识掌握好，有利于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指出了写作与读书之间的重要关系，阅读促进写作。朱光潜也论述了灵感，认为灵感不突如其来却突如其去，灵感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工作基础上的顿悟，同理，写作灵感也如此。基于此，朱光潜认为要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则每个人都得要有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决心和意志。

读书不能盲目，朱光潜认为“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朱光潜提出，读书要慎加选择，认为“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的精，读得彻底”。

写作教育

朱光潜不仅是美学大师，也是写作大家。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影响，从小便在其父的指导之下学习写作，初作日记，后学说理文。入安徽省桐城中学后，朱光潜接受了系统的“桐城派文言文”训练，倍受国文教员赏识，且以为他“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朱光潜著述等身，说理深入浅出，且文字优美。“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浅出’的本领是孟石先生的特长”。朱光潜站在新的高度上，主张“文以证道”的文章学思想。他说：“与其说‘文以载道’,不如说‘因文证道’”。朱光潜“文以证道”的写作思想是“文”“道”，文道兼顾，不偏不倚。朱光潜认为：一篇好的文章，必须做到文质兼美，文道统一。他说：“文学起于实用，要把自己感知的说给旁人知道；但它超过实用，要找好话说，把话说好，使旁人在话的内容和形式上同时得到愉快”。

朱光潜注重作者的人格品质，“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铸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朱光潜认为：“艺术的特征就是完整”，在他看来，写作就一种创造性活动艺术。在整体构思的情况下，写作主体才能整体全面体会把握写作对象的特征，充分感受和体会写作对象，写出的东西才会生动，才更会吸引人。“每一个部分的功能、个别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征性，取决于他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是否协调，是否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写作发展的程序，朱光潜从写作水平高低的角度提出了写作发展的“四境”说，即痴境、稳境、醇境和化境。

文学教育观

20世纪前叶，朱光潜就已经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教育主张，并写下了大量文字介绍和论述自己的文学教育思想，其中《谈文学》《我与文学及其他》《诗论》等著作有大量涉及文学及文学教育的论述。朱光潜赞同文学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充分肯定人的审美需求，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朱光潜文学教育理论，不仅在朱光潜时代有重要地位，就指导当下文学教育而言也有重大意义。 

朱光潜认为文学教育核心是培养人纯正的文学趣味，他指出：“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要事是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  ，“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  ，朱光潜也明确提出，文学最关键的是作品，文学教育是培养人对好作品的热爱，对低劣作品的彻底的厌恶。他说：“能教学生们懂得什么才是一首好诗或是好小说，能够使他们培养成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那才是以为好的文学教师。”

诗学思想

朱光潜对中国诗歌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他对美学和文学的研究，都将诗作为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又以更具彻底性和超越性的诗歌基础理论，为中国新诗的历史变革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参考。新诗欠缺什么？朱光潜认为：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了，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也确是很值得说的"，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 

朱光潜爱诗并且对中国诗歌传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对新诗的评价，表现出来的不是像一般新诗人那种自我肯定的"溺爱"态度，而是站在诗歌本体的立场，以一个学者和理论家的理性，认真探讨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案。实际上，朱光潜不是偏爱古典诗歌，他对新诗的热爱并不逊于古典诗歌。只不过，他对新诗的热爱不是"戏台上的自我喝彩"，而是针对新诗的"欠缺"自觉进行诗歌实践和理论建设。是他组织了探讨新诗朗诵、音节等艺术问题的"读诗会"。 

朱光潜写作《诗论》的动机在《抗战版序》中有明确表达：主要是有感于"中国向来有诗话而无诗学"的状况，"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作一个理论检讨"，通过这个检讨，汇通中西诗学，明辨吸收承继的可能，补益中国的新诗运动。朱光潜的《诗论》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化的诗学著作，打破了中外、古今的分立，具有基础理论的彻底性，同时体现了一个美学家对于诗歌美感经验的细致体察。它的突出贡献在于，以中西会通、高屋建瓴的美学视野，深入论述了诗歌的内质、形式，以及人工与自然的关系，为"旧形式破坏了，新形式还未成立"，过于沉醉于"自然流露"的中国新诗，及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在朱光潜看来，作为诗歌基础因素的情趣和意象，并不等于诗歌本身，它们彼此需要通过对方才能获得超度：情趣既需要意象获得形象，也需要通过意象获得"禅定"（或"净化"）；而意象其"见"出本身便说明并非纯客观存在，它需要情趣才能获得生命和完整性。正是在"境界"超越经验的意义上，朱光潜取消了"浪漫"与"古典"，主观与客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人为区别和对立，而强调诗人跨越鸿沟，征服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感受到回味"的观照玩索的精神。

伦理思想

伦理学作为一门以人和人的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概论更应该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学术进步，从而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和人生幸福做出贡献。这涉及做一切学问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方法论，朱光潜认为：“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去真正意义与价值。”如果是这样，“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浮浅褊狭。”  “我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经过脑加以整理的。”  “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朱光潜说的虽然是做一切学问和生活的关系，但这种对待生活与学问的态度，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也符合当下国家所提倡的学术研究要“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实践”的方针。朱光潜的生活先于学问或者说生活是学问的基础的思想对于我们从事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伦理的基础是生活或者说生活是伦理的基础，应然要基于实然，规范要基于事实。“规范是应然的，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种法则来支配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实然的，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规范虽和事实不同，而却不能不根据事实。……规范倘若不根据事实，则不特不能实现，而且漫无意义。” 

朱光潜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谈情与理”一文中专门对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理智不是万能的，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他认为功利主义和心理学中的目的心理学皆倡导感性为行为原动力。他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仅任理智，那宗教、艺术和爱对人将变得无意义了。他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 

在“价值意识”一篇专文中，朱光潜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则由于价值意识的错乱。我们如想改变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

朱光潜从宏观上将价值分为真、善、美三种，并认为追求真理是科学的，追求美是艺术的对象，而艺术活动分欣赏与创造，而追求善，是道德行为的对象，行善社会才可安宁，人生才有幸福。求行为的善，即所以维持人格的完美与人性的尊严。朱光潜不仅对义利观有其理论自觉与洞见，而且对道德观的另一重要价值选择问题也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论，这就是他的群己观。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4日，朱光潜在《北平日报》发表《“五四”以后的翻译文学》，提出翻译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精通外国文、本国文，具有文学修养。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很少，爱好文艺的青年，应把外国文、本国文弄好。

朱光潜主张翻译应忠实原文，因为诗的音节难于表现，因此，他认为诗最难翻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刚到北京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朱光潜，在评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时认为，诗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因为诗中的音不可译。在胡适举出的佛教翻译文学的实例中，朱光潜寻不出一首可以叫做“诗”的“偈”。因为“偈”为便于记忆，用了诗的形式，但本来未必是诗，而且，印度原文的音节在译文中看不出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朱光潜写《现代中国文学》时说，诗最难译，徐志摩、朱湘、梁遇春、梁家岱、卞之琳、冯至等人各有尝试，但都限于零篇断简。

为了忠实原文，在翻译方法上，朱光潜既反对直译，也反对意译，而主张采取二者取中的方法。1955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萧伯纳戏剧集》前，请朱光潜校读老舍翻译的《苹果车》译稿。10月10日，朱光潜给“老舍兄”写信，不赞成他的直译痕迹，说：“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的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文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

朱光潜是一个成功的报刊编辑家，有人颂扬说：“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原地区文艺界的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个人。”就其主编刊物的态度而言，朱光潜则无愧于“最庄重、最热诚”的称谓。综观朱光潜的编辑实践，体现出如下特色。

1．追求刊物个性。

朱光潜在报刊编辑实践中，追求报刊个性风格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其工作始终。1935年年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该刊编辑徐讦于1936年春又创办了《天地人》半月刊。创刊前夕，徐讦两次写信请朱光潜为《天地人》写点稿子。朱光潜写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告诫他，不要把《天地人》办成和《人间世》、《宇宙风》相类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读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这里就体现出了强烈追求新创刊物个性的设计思想。

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在创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明确宣称要创办出一种新刊物：“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他赋予刊物独特的使命是：它应该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义务；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做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

编辑者的创造意识是锻造报刊个性的前提。朱光潜说编辑报刊与艺术创作具有同样的道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来做，则似乎大可不必。”创办报刊尤其是文学、文化报刊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文化状况予以深刻细致的分析、研究，预测社会文化对拟办报刊接纳与拒绝的可能性，即如朱光潜所说，“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报刊担负着引领时代风气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创造的精神，对社会将会有直接的影响。报刊编辑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必然会给作者以一种暗示、一种引导。

2．兼容并包，驳杂中见出统一。

朱光潜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报刊编辑可以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文艺思想只应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张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稿件取舍的标准。朱光潜坚决反对报刊编辑“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他认为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编辑要真地希望能为文学、文化的发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甚至冲突斗争。冲突斗争是思想生发所必需的刺激剂。“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敬意。”他主编《文学杂志》的理想就是把它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凡是爱护本刊而肯以好作品见投的我们都一律欢迎。”实际情况也确是这样。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除了京派文人以外，还有很多左派作家。刘鸿霖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就受到了朱光潜的青睐。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并不是京派专有的田园。如朱自清和冯至并不隶属于京派，而他们却是《文学杂志》的核心成员。朱光潜曾剖析“文以载道”说的浅陋和“为文艺而文艺”说的不健全，主张通过多多的尝试，让不同的趣味和风格互相交流，从而造成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们的成见和积习，推动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3．理论与创作并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一般的文艺刊物往往只重创作，人为地割裂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出一种藐视文学理论批评的倾向。朱光潜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文艺报刊编辑界存在的这种不足之处。他认为文学批评虽然来自于文学创作实践，但又对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他主编《文学杂志》时，借鉴了欧洲文艺刊物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编排方法。

《文学杂志》在篇幅的分配上，创作约占五分之三，论文和书评约占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艺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但是这并不就是看轻创作。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这种分配将来也许成为本刊的一个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论的力度，意图让读者得到刊物以后，“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可见，理论与创作并重，这是他主编《文学杂志》时有意追求的一个编辑特色。

朱光潜认为编辑的作用犹如一座桥梁，“一个编辑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一个媒介人”。同时指出，编辑固然要在满足读者阅读需要和为作者服务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传播中的一个主体，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传播施加相应的影响。正确的做法是：编辑“不能轻视读者，他不必逢迎读者，他却不妨由迁就读者而逐渐提高读者”。

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不仅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他的编辑思想是其报刊编辑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很多观点和做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至今仍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芒。

1、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陈玉龙：北大教授中或长于书法，或精于书论，怀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后有：马叙伦、邓以蛰、魏建功、向达、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王力、黄子卿、杨周翰、周祖谟、李志敏、罗荣渠……诸先生。他们以器识为先，以人品、学养（学术品位）领字。他们的作品中不是书家、胜似书家，蕴藉风流、韵味醇深的浓郁的书卷气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 

钱念孙：（中国）美学大厦的真正营造，始于朱氏（指朱光潜）之掌。他灵心慧眼，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妙手剪裁，嫁接中国传统之木。国人之有详赡系统美学专著，朱先生《文艺心理学》和《谈美》，开风气之先；华夏之有真正美学课程，他帐北大清华，居杏坛之首。六十年代，第一部《西方美学史》出现于中文世界，其博及群书，深思明辨，神而化之，熔铸伟词，至今无有企及者。

汝信：光潜学贯中西，在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化艺术方面都有渊博的学识和很深的修养。……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能够在中国得到普及和发展，是和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胡乔木：朱光潜为了给我国的美学研究者创造条件，努力翻译了大量的欧洲美学著作。……他在解放以后年龄已经不小，能用这样大的精力来翻译这些多数是难译的巨著一尤其是在经历十年浩劫以后晚年所译的维科的《新科学》，这是使我极为敬佩的。这表示他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爱，我想，在这个领域，我实在说不出第二个人来。

王乐群：朱光潜是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第一人，他的美学研究，把尚处于萌发状态的中西比较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传统美学获得新的生命。他在美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美学史的总结与阐释、美学的著述和研究等诸多领域，充满探索精神和个性特征，均处于学科的前沿状态。他的美学思想代表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高水平和发展轨迹，为当代中国美学走向科学开创了一条新路，为中国美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扬子晚报：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朱光潜早年出版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之一。1936年初，朱光潜在写《文艺心理学》等专著之余，又写出一部亲切自然的《谈美》小册子。书店在出版时，将《谈美》封面附注上“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样。书出版之后，受到广泛欢迎。

不久，上海市书摊上便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题目为“致青年”的书。书名接近，姓名几乎难辨不说，该书竟也有一个副题：“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与朱光潜的著作副题只少一个“第”字，打眼看去，没有什么分别；封面设计也追踪摹形：书名字形，位置相仿，连一些直线中间嵌一些星星都一样，所以，一位朋友寄这本书给朱光潜后，连朱光潜自己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待看清楚后，朱光潜竟然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信。首先，他请朱光潸原谅，说是自己误将此书认作自己的了。接下说：

“光潸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动，姿态，性格等等，为了以上所说的一点偶然的因缘，引动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认识你而写信给你，似乎有些唐突，请你记得我是你的一个读者。如果这个资格不够，那只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写《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潜将自己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的情形略作回溯。认为当时“稚气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爱。这话的潜台词，大约是告诉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就算一时得逞，也难免长久不被人戳穿，落得个不道德名。这封信的落款也颇有意思：“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当然无法寄出，只好在《申报》上发表。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这是朱光潜着眼当代，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1979年，引碑入草开创者李志敏任首任会长的北大燕园书画会（北京大学书画协会前身）成立伊始，欣逢建国30周年大庆市。书画会深入发动全校师生员工举办空前未有的大型书画展，展出作品近两百幅。朱光潜教授以82岁高龄兴致勃勃地前来观赏书画展。参观后还亲笔题诗赠送给笔者致贺。诗曰：琳琅满目诗书画，庆祝新华三十周。行看大鸟垂天翼，扇起东风拂九州。

朱光潜一生曾三立座右铭，给人们留下了悠长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学教育系求学时。他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是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是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是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心如明镜，不自欺，不欺人。勇，则是指勇气，志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这四个字不仅集中反映了朱光潜求学时的精神状态，而且贯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潜曾说：“这四个字我终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兴趣广泛，学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于是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当时，他的指导老师著名的伊曼努尔·康德专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对。他告诫朱光潜说，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朱光潜认真思索后，决定迎着困难上。这时，他给自己立下这样一条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终于写出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座右铭共6个字“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在他80多岁时，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艰深的维科《新科学》的翻译任务。

朱光潜三次所立的座右铭，由于环境不同，侧重点自然有异。第一次，主要是确立做人求学之志；第二次，侧重点是理想、事业的抉择；第三次，在学有所成后，对自己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从朱光潜三立座右铭中，我们除了看到一个自我砥砺、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难道不应该获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启迪吗？

2023年，入选2022年最受欢迎十大作家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