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知论(Agnosticism)是一种哲学和宗教上的思想,认为人类无法确定或证实是否存在神或超自然存在。该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而确切的概念则是最早由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1886年提出。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原则认为,如果没有逻辑上令人满意的证据,说一个人知道或相信一个命题是真的,便是错误的。他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信仰,引申了“不可知论者”一词。“不可知论者”经常被用来指那些接受过有上帝这一命题,但既不相信它是真的,也不相信它是假的人。在哲学内外,“不可知论”不是一个原则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命题,而是作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心理状态被定义。
背景
1869年,作为英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赫胥黎被邀请加入形而上学学会(Metaphysical Society)。该学会聚集了英国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就哲学和宗教等文化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时,赫胥黎发现自己与别人的立场完全不同,他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更不是泛神论者。在学会中发表演讲时,为了回应了一些批评和争论,赫胥黎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不可知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定义
不可知论(英 agnosticism)主张现实世界不可认识或不可能彻底认识的哲学理论。与“可知论”相对。该词源于希腊语a(不)和gignoskein(知道),意即不可能知道。
在19世纪末,
英国的生物学家T.H.赫胥黎提出了“不可知论”这个词及其相关的概念——“不可知主义”。他认为,许多人对于各种事物的认知都是有限的,包括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那些
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则对这些问题非常自信。赫胥黎不仅将“不可知论”定义为一种状态,还将其作为规范性的认识论原则,即人们只有在有逻辑上令人满意的证据支持时,才能说自己知道或相信某个命题是真实的。
阿道司·赫胥黎将这个原则应用于神论和
无神论信仰上,认为这两种信仰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因此人们应该悬置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的判断。现在,“不可知论”这个词通常用于指那些既不认为
雅威存在也不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人。哲学家们认为使用“不可知论”这个词可以有效地描述这种既不是有神论者也不是无神论者的立场。因此,“不可知主义”也被定义为这种心理状态。在哲学领域,这个词通常被用于描述那些对于知识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可能不认为
有神论或无神论信仰是合理的、必要的、合法的或可能的。这些人可能认为,智力复杂的人内在状态不足以支持有神论或
无神论信仰,或者这些信仰与其余信仰不协调,或者这些信仰不是可靠的信仰产生过程的结果等。
一系列对知识问题持怀疑态度的立场被视为“不可知论家族(agnosticism family)”的成员,这些立场包括:智力复杂的人内在状态不足以支持有神论或无神论;有神论或无神论信仰与其余信仰不协调;有神论或无神论信仰不是可靠的信仰产生过程的结果;
有神论或无神论信仰不是在适当环境下正常发挥的真相追求机制的结果等。
溯源与流变
尽管在19世纪后半期,人们提出了不可知论这一术语并对其作出了科学概括,但作为一个哲学理论,不可知论的产生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被认为是不可知论思想的先驱。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们对事物不可能有任何确实的知识。他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一个原则的界限,人的思维只能到达感觉层面,不能达到存在的层面,因此思维和存在之间没有同一性。[9
柏拉图 (Plato)认为真理存在于理念世界中,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经验,因此人们不能直接获得真理,只能通过思考和推理来逐渐接近它。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自然界掩盖着本性,因此
逻各斯是无法被感官观察到的。
高尔吉亚 (Gorgias)认为存在和思想不同,即使存在也无法被认识,更不用说用语言表达出来。怀疑主义者毕洛 (Pyrrho)否认现象的真实性和人们对现象的判断。
斐洛·尤迪厄斯(Philo of Alexandria)认为神是永恒、绝对存在的创造者,但对于神的本性人类是无法理解的。
古代的不可知论只是不可知论的萌芽,不是完整的不可知论。它本质上是错误的,但它看到了认识中的矛盾和相对性,并从矛盾性和相对性走向了不可知论。因此,古代的不可知论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辩证思考提出了必要性,这是其对哲学的贡献。17世纪的
英国哲学家
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一种“暂停判断”的理论,主张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暂停对一个命题的判断。
不可知论的典型形态是近代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
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
德国的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他们的不可知论主要集中在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上。休谟认为,感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源泉,但人们所知道的知识不能超越
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否认在感觉之外存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同时强调人们对于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包括
雅威)的存在是不可知的。相较之下,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人们只能认识到“现象”,而“自在之物”本身是无法被认识的。不可知论的思想在现代西方一些哲学派别中仍然存在影响。
伊曼努尔·康德的不可知论和
大卫·休谟的不可知论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否定了理性的力量,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不能完全认识世界。康德论证认识能力超出感觉、知觉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休谟和康德之后,有一些学者继续宣扬不可知论,但从未超过他们的基本观点。尼古拉·库萨(Nicholas of Cusa)认为
雅威作为无限是不可认识的,人类的认识只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康德(Immanuel Kant)的不可知论认为,人类只能认识事物对人的表现而不能认识事物本身。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不可知论认为,主体本身是不可认识的,而直觉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在之物。
根据不可知论的发展历史,其大致可以概括为3个历史形态。
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
古代哲学中提出,人类认识中存在各种矛盾,但缺乏一个标准来判断这些认识的真假。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科学概括为“不可知论”这一术语。在晚期希腊社会,怀疑派的出现为不可知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认为,因为认识中存在着真理与谬误,又没有一个对二者加以区分的标准,从而无法得出有关外部世界的真实知识也无法确定哪种认识是正确的。在相反的命题中,人们不能说出孰真孰假,从而也就不知道外部世界到底怎样。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对认识的主体和矛盾的根源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具有古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即朴素性。
要回答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提出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认识中的各种矛盾能否解决,这里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个区分认识中真假的标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客观标准,因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提出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即人类的社会实践。感觉与感觉的矛盾以及感觉与思想的矛盾可以由思想来作出判断,但思想与思想的矛盾必须由社会实践来作出最终的裁决。因此,社会实践是判断认识真假的最终标准。在这个标准下,认识中的各种矛盾都可以或迟或早地得到解决。这使得解决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提出的问题成为可能,而这种不可知论由此失去了继续成立的理由。
反思怀疑型不可知论
古代的朴素怀疑论虽然可以通过揭露矛盾和论证得到解决,但在
中世纪和近代哲学的初期阶段,这些矛盾并没有被真正克服,这种不可知论也没有被真正驳倒。随着人类认识史的发展,揭示更深刻的认识矛盾时,朴素怀疑型不可知论在被抛弃的过程中,又被包含在新的不可知论之中。近代哲学的起源就带有怀疑性质,哲学家开始采取
理性主义的立场,对一切进行审判。这种审判使哲学家开始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反思。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发现,人们的一切观念、印象,乃至肉体的存在,都值得怀疑。他怀疑知觉表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怀疑知觉表象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笛卡尔的怀疑虽然只是破除传统宗教观念的手段,但却成了不可知论的论据。从
约翰·洛克开始,经验论哲学家把事物性质和感觉观念区分为两种。但贝克莱则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否认了第一性质的客观性。休漠承认了贝克莱关于两种性质的学说,但不承认在知觉经验之外有客观世界的存在,采取了
勒内·笛卡尔的怀疑立场。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客观世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没有客观实在性,一切只是一系列不断变化和运动中的知觉。他将这些知觉分为两类,即印象和观念。印象包括色、声、味、苦、乐等,而观念则是这些印象在思维和推理过程中的微弱影像。观念是知识的唯一对象,而除了知觉之外的客观存在是无法想象的。人的感知主体——心灵,作为实体存在也是无法想象的。休谟认为,一切都是由知觉构成的。虽然他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经验、知觉和印象产生的,但当人们进一步追问知觉和印象的来源时,
大卫·休谟就却步不前了。他认为要想了解知觉的来源,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知觉之外,但人们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心灵也只不过是知觉而已。因此,知觉的来源是无法知道的。恩格斯指出,休谟和其他不可知论者一样,认为人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基于感觉所提供的信息。虽然在这一点上还保留着一些唯物主义色彩,但当人们进一步问及知觉和印象的来源时,休谟无法回答,因此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休漠的不可知论具有反思和怀疑特征,因此被称为反思的怀疑型不可知论。逻辑和理性的角度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结论是肯定的,因此外部世界的存在与否是可知的。
反思确定型不可知论
在哲学史的发展中,不可知论思想在不同时期持续存在并得到发展。
大卫·休谟代表着反思怀疑型的不可知论,他认为外部世界和人类认识的主体都没有客观实在性,只是不断变化的知觉。但即使外部世界的存在得到证明,休谟式的不可知论也不再成立,并不代表一切不可知论都已被驳倒。相反,如果仅仅停留于对外部世界的肯定而不继续推进,仍有新的不可知论可能出现。康德的认识论受到休谟哲学的影响,他反对休谟怀疑外部世界存在的观点,认为自在之物存在并被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向可知论。康德认为,虽然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可知的,但自在之物本身却是不可认识的。康德批判的是认识的边界,同时也为新的不可知论铺平了道路。
古代哲学揭示了一种认识与另一种认识之间的矛盾,即认识矛盾。近代哲学在
大卫·休谟时期揭示的矛盾也是主观领域中的矛盾,如梦觉幻象与知觉表象的矛盾,以及第一性质的认识与第二性质的认识之间的矛盾。尽管主观领域中的这些矛盾都反映着
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的矛盾,但它们并不是直接的矛盾。
伊曼努尔·康德揭示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直接出现在他的哲学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方向。如果不采取辩证思维的方法,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绝对对立起来,就会走向不可知论。在康德哲学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是不同的。主观认识只能认识到自身,不能认识到外部存在。康德认为,虽然在认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感觉也是由自在之物的刺激引起的,但感觉表象只是自在之物的现象,并不反映自在之物的本来面貌。
伊曼努尔·康德的不可知论表明,自在之物对于人类认识来说是永远不可知的。然而,要克服这种不可知论,就必须对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的矛盾进行辩证的解释。恩格斯认为,实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为实践可以把理论的主观逻辑转化为实践的客观逻辑。只有在对实践普遍性的分析中,人们才能证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并解决康德的不可知论。
继承与发展
步入现代,不可知论并没有绝迹。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赫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等哲学流派都表现出一种不可知论的趋势,它们之中流传着一个共同的口号“拒斥
形而上学”,即拒绝对事物本质的抽象研究。因为,事物的本质在人类感觉经验之外,言说经验之外的事物本质是毫无意义的。可见,不可知论在当下的哲学思潮中仍然盛行。然而它们的不可知论并没有超越
大卫·休谟或康德的思想,只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证方式而已。实际上,现代不可知论并不是由专业哲学家创造的,而是由一些业余哲学家如哥本哈根学派的
尼尔斯·玻尔和
海森伯格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所创建。与二十世纪前的不可知论不同的是,现代不可知论不是针对宏观认识而言的,而是针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产生的,尽管其结论并不局限于微观领域。因此,现代不可知论产生于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即由对宏观世界的认识深入到对微观世界的认识阶段,并且植根于人类认识新矛盾的出现——认识目的与认识手段之间的矛盾。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观测仪器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但在微观领域,观测仪器的使用却必然会对观测对象产生不可控的干扰,改变对象本身状态。此外,由于仪器的干扰量相对于微观客体来说非常显著,因此无法通过技术上的测量或理论上的计算来排除它,从而人们通过观测仪器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微观客体受仪器干扰后的状态,而非微观客体本身。这样,人类认识出现了新的矛盾:为了认识微观客体,必须借助于观测仪器,但这又对微观客体产生了不可控的干扰,使人们无法直接描述其的本来面貌。使用仪器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微观客体,但这又干扰了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因此,认识手段似乎有悖于认识目的的实现。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人们通过观测微观客体所得到的结果,受到了仪器干扰的影响,使微观客体无法被直接认识,只能认识与观测手段有关的现象。这种认识手段与认识目的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现代不可知论的产生。不过,这种矛盾与一般认识中的认识器官与认识目的之间的矛盾非常相似,因此可以借鉴一般认识论中的克服方法。人们需要辩证地理解仪器与客体的关系,解决认识手段与认识目的的矛盾,从理论上说明微观认识与微观客体的关系。相比于旧的不可知论,现代不可知论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它产生于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而不是宏观认识中的不可知论。此外,人们认为量子力学所描述的仪器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与观测手段有关,也与微观客体有关,因此人们在描述仪器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着微观客体本身。这样,人们在微观认识中所形成的知识,不应看成与客体独立性质无关,而应看成是对微观客体的近似反映。微观客体与宏观客体一样,也是可以被人们认识、掌握的。
实证主义者穆勒( John Stuart Mill)在阐述
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时,认为人类对于现象以外的事物没有知识,人们所能了解的仅仅是一件事物和另一件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情况下总是相同的,这种将现象结合在一起的不变的类似以及它们结合为前提和结论的连续,称之为规律。现象的规律是人们关于现象所知的一切。而规律的本质特性以及它们的终极原因无论是动力因还是目的因,都是人们所无法知晓和设想的。另一位实证主义者斯宾塞则认为,科学的最高成就在于解释各种现象的秩序。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并没有超出将经验系统化的范围,也没有越过人类经验的界限。人类的认识、观念全都是关于实在的表象,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实用主义也将认识范围局限于经验之中,认为所谓真理并不是和客观实在的符合,而是人们对经验的整理和归纳,也就是人造的。客观真理在实用主义看来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永远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而达到客观实在。
分析哲学流派拒斥
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研究事物本质的抽象理论没有意义,但没有直接宣称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然而,实际上分析哲学流派却认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不可知论的实质不在于否认人类思维可以对事物和世界彻底认识,而在于否认思维可以认识事物本身,否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一致性。不可知论的共同理论基础是认为人类只能知道感觉和经验,思维不能越出感觉和经验的范围,因此感觉和经验成为隔绝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屏障。列宁转述恩格斯的观点认为,不可知论者认为自己无法确切地了解感觉的来源或原本等等,即不能超越感觉的范围。在谈到休漠和
伊曼努尔·康德的不可知论时,列宁指出这两位哲学家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这是对一切不可知论共同本质的揭示。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不可知论的核心思想是
相对主义和暂缓判断。这些思想家否认人们的思维能够认识存在的可能性,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和一致性,这是因为它们使用了一种被
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将思维和存在割裂开来,从而导致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能力被否定。然而,不可知论思想并不完全没有意义。许多思想家,如
大卫·休谟和
伊曼努尔·康德,通过反思人类理性认识能力,使人们意识到理性思维的局限性,并提醒人们在运用理性思考问题时要更加谨慎和谦虚,同时给非理性思维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不可知论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发展,但其核心思想始终是
相对主义和暂缓判断,即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暂停对某个命题的判断。
关联概念
不可知论与可知论
思维与存在是否存在同一性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思维是否可以认识现实世界,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可知论者,只有少数哲学家是不可知论者,如
大卫·休谟和康德。不可知论者否认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可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可知论者的反驳。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Hegel)用
辩证法驳斥了不可知论,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用直观反映论驳斥了不可知论,而恩格斯则从实践的角度彻底驳斥了不可知论,并举例说明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世界的可知性。近代哲学的发展动力在于社会实践的进步。
施达克( Carl Nikolaus Starcke)把费尔巴哈说成唯心主义者,但却不理解思维与存在是否存在同一性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不可知论与无神论
“无神论”涵盖了许多相关的含义。在心理学意义上,无神论是一种心理状态,尤其是指那些不信仰
雅威的人,而有神论者则是指那些相信上帝(或众神)存在的人。因此,无神论被定义为缺乏上帝存在信念的心理状态。然而,在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中,无神论一词被用于指代上帝不存在的命题(或更广泛地,指涉任何没有神的命题)。因此,要成为无神论者,不仅仅是暂停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判断,而是必须否认上帝的存在。这种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词汇更为常见,不仅仅是在
有神论哲学家中,而且在许多人中的哲学思想中都有
无神论的存在。例如,罗宾·勒·波德文(Robin Le Poidevin)曾写道:“无神论者是否认一个人、超自然的
宇宙创造者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指那些没有谈及
雅威存在的人”(1996年)。谢伦伯格(Shelly Kagan )则表示:“在哲学中,无神论者不仅仅是不接受有神论的人,而且更强烈地反对它。换句话说,无神论是“否认有神论,声称没有上帝”的立场。”
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
赫胥黎坚决将自己和唯物主义者区别开来,并通过批评后者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德国的唯物主义者布赫纳(Edvard Buchne)于1855年出版《力与物质》一书,其中的核心观点是“不存在没有物质的力,也不存在没有力的物质”。赫胥黎反驳布赫纳等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自相矛盾,声称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同时物质的形式由力的作用决定。恩格斯和列宁认为赫胥黎的区分不必要,认为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此外,恩格斯和列宁讽刺不可知论的不彻底性,认为它是与
英国中产阶级的宗教执迷相妥协的结果。赫胥黎不仅拒绝
唯物主义的标签,还明确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他接受
巴鲁赫·斯宾诺莎设想的
雅威,从未否认上帝的存在,因此他的不可知论不能被归为
无神论。赫胥黎一再把自己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相区别,不仅是在当时宗教仍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社会中的一种话语策略,而且也有它自身的思想逻辑和内涵。
应用
不可知论的应用涉及宗教、哲学和科学等领域。在宗教方面,不可知论可以用来对抗对神的信仰或无神论的观点。如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Russell)关于天上茶壶的寓言就有趣地论证了这种方式。在哲学方面,不可知论可以用来探讨知识和信仰的本质。在科学方面,不可知论可以帮助科学家避免过分的自信或狭隘的思维方式。
评价与争议
评价
不可知论在积极的一面对旧
形而上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上帝实体进行批判,否定物质实体,怀疑精神实体,这对于实验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批判了机械论的物质观念和因果观念,以及
教条主义思想。不可知论的批判还波及到了宗教神学的基础,引发了人们对传统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观的反思。不可知论还促进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转向,指出了旧形而上学的要求的不合理性,从而使得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由研究“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转向研究“知识能够成立的理论基础”,并促使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以及辩证思维方式的引入。
不可知论也对当代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实证主义和语言
分析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限定了人类理智能力活动的界限,暗示了应该以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方法研究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对
人文主义哲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不可知论的错误在于忽视实体概念内涵之间的本质差异,否认实体的可知性,以及割裂“人类知识”与“客观事物存在根据”之间的联系,导致科学研究中
相对主义思潮、
虚无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因此,人们需要从不可知论中汲取其积极意义,抛弃其错误的消极影响,冷静反思其对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启示。
争议
在19世纪中叶之后,有一些反对不可知论的观点出现了。这些观点认为不可知论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或者是对现实的无视。有些人认为,虽然无法通过科学方法证明神或超自然存在,但信仰和
宗教经验可能是个人真实的经验,无法通过理性分析来解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人类的不断努力,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包括
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这种观点。恩格斯在论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分析批判了不可知论的错误。他指出,
大卫·休谟和康德是有名的不可知论者,他们否认了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休谟出身于英格兰一个贵族家庭,承袭了
英国的传统经验主义哲学,但逐渐抛弃了其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因素,得出了实质上必然要滑入唯心主义之中的怀疑论的结论。他的这种哲学倾向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保守性是相适应的。从18世纪的“怀疑论”发展而来的不可知论,在19世纪以后逐渐被广泛接受。列宁指出,不可知论者“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这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
这个观点对新闻报道产生了影响,因为新闻报道是对事物的反映,需要有哲学观点的支撑,以保证其客观、全面、真实的反映。在哲学上,以前的不可知论占据着相当的地位,但现在另一种哲学观点已经占了上风。这种观点认为人是可以认识事物的,而且最终可以完全地认识事物,虽然永远不可能终止对事物的认识。
不可知论的错误在于将感觉看作是人类意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鸿沟,认为人类不能越过这道鸿沟,因此无法知道客观世界是否存在。或者像
伊曼努尔·康德那样,认为人类只能看到外部世界的表象,而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它的本质。实际上,人的感觉不是隔绝人类意识和客观世界的鸿沟,相反,它是二者之间的桥梁。客观世界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但人类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人类可以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人类首先通过感觉认识事物的各种表象,然后通过反复实践,将这种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从而能够透过表象掌握事物的本质。世界上不存在不可知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随着实践的发展,尚未被认识的事物将不断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例如,过去人们完全不知道原子和电子的情况,但是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了原子和电子的秘密,并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实践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中,不可知论得到了广泛传播,例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认为人类只能知道感觉,而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东西。实用主义则认为物质世界不存在客观的实在性,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主张真理是个人经验的产物。这些学说都是不可知论的翻版,都试图限制科学和实践,以达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这些哲学学说的反动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试图使人们不去认识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达到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