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经》，又名《葬书》，是一部风水地理学著作，旧题东晋郭璞所著。目前关于《葬经》成书的时代与作者尚无定论，有成书于晋代、南北朝、唐代、宋代等几种主流说法。

《葬经》是一本论述如何选择阴宅（葬地）的风水学著作，书中认为人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都与其祖先阴宅的风水好坏有关，旨在通过对形与势的观察探得合适的葬地。其核心范畴是“气”，“气”通过风和水控制，因而又被称为“风水”。“风水”又有“堪舆”“形法”“青囊”“青乌”“相地”“相宅”地理“等异名。全书不到两千字，却系统阐述了风水论、乘“生气”论、藏风得水论、形势论等风水理论。在适用于阴宅选址的同时，其对于地形地势的诸多论述同样可适用于阳宅选址。

《葬经》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重要的风水地理学著作，堪称中国堪舆开源第一书。书中论及具体葬法，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特别是汉族丧葬文化的一个提纲性著作。《葬经》的问世，是中国风水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它的风水理论对后人阴（阳）宅选址、建筑比例把握、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书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性，其中部分理论带有迷信成分，或者不完全正确。

以郭璞之名编撰的《葬经》主要有两个系统，一种署名《葬书》，一种署名《葬经》。《葬书》之名，始见于《宋史·艺文志》。以《葬书》命名的版本众多，有元吴澄本、刘江东家藏善本、《钦定四库全书》本等。署名《葬经》的版本也不少，有《地理大全》丛书本、《学津讨原》丛书本、《地理真诀》本、《津逮秘书》丛书本、崇文书局汇刻本等。两个系统的内容基本相同。

将《葬书》称为《葬经》是后来风水地理家们增加内容后，将其地位晋升的结果。

《葬经》著者何人，著于何时，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关于《葬经》的成书，目前虽没有定论，但形成了几种主流的说法：

在关于《葬经》成书的众多说法之中，成书于晋代，由郭璞所作之说虽屡遭反对，但附合者也最多。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青囊补注》中注曰:“右晋郭璞撰”，即认可《葬经》成书于晋代。今天的江西省郭派风水仍然尊崇郭璞的《葬经》。当代学者杨文衡也主张目前的证据并无法确凿推翻郭璞所作说，仍认可其成书于晋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大谈“气”说，考阮籍《达庄论》、嵇康《明论》中将“风”与“气”相联系的说法，与《葬经》的理论颇为吻合。而《晋书·郭璞传》中所提及的龙角、龙耳等说法，也与《葬经》内容相佐证。虽然《葬经》在宋代才流传开来，但据学者李定信的推断，《南宋府志》中有记载，杨筠松在李儇朝掌灵台地理事。《四库全书》说：“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赣州人，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光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往来处州。”其认为《葬经》原文宫中秘藏，后经由杨筠松之手流传至民间，这一说法也得到颇多认同。据此，学界部分学者推断，《葬经》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在唐代以前，各种目录学著作中均未著录《葬经》一书。而在唐代编完成的《隋书》中关涉《葬书》的记载又与流传的《葬经》内容有较大差异，故而部分学者据此认为唐以前没有出现今本《葬经》。此外，有学者指出，《葬经》书中曾对《宅经》进行引用，应当在《宅经》产生之后出现，也否认了《葬经》成书于唐以前的说法。从《葬经》中所记观测方位的方法可知，其应成书于罗盘发明以前。由此，不少学者推断《葬经》成书于唐代。

《葬书》之名，始见于《宋史·艺文志》。部分学者据此推断《葬经》成书于宋代。如果深究的话，又可细分为真宗朝成书和北宋后期成书两类说法。此说与成书于唐朝之说的主要分歧在于罗盘于何时应用于测向。据史料记载，晚唐时期罗盘已被发明，但是罗盘的发明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被用于测向。根据北宋时李诫《营造法式》记载，在公元1097年左右，测向时仍用传统方法，不用罗盘。据此可以推断，罗盘用于测向应当于北宋后期才盛行起来。

《四库全书总目·葬书题解》中说：“《葬书》一卷，旧本题晋郭璞撰。”郭璞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卒于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祖籍河东闻喜。洞悉五行、天文、卜之术。虽然《四库全书》中着录郭璞为《葬经》作者，但关于《葬经》作者的争议一直存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由来已久。自清代开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综合以下数条证据，基本可以断定郭璞并非《葬经》作者：其一，《晋书·郭璞传》列举了郭璞存世的所有著述，但没有提及《葬经》；其二，葛洪《神仙传》中著录了郭璞所有的作品，也没有的提及《葬经》；其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葬经》；其四，郭璞在相地术方面以阴阳学说为指导，采用卦占之法，而《葬书》内容多谈形势、生气，与郭璞所擅长的以八卦预测事物之行为不合。而《葬经》真实作者为谁，目前暂无定论。

《葬经》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三篇本、十篇本、长篇本等多种不同的版本，虽版本各异，但内容在大体上一致。以《李本芳祖传本》为例，该版本将《葬经》分为二十篇，每篇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是在层次上较为明晰的一个版本。在该版本中，《生气篇》提出了“生气”的概念；《气感篇》详细论述生气之道；《风气篇》提出了“风气”的概念；《方法篇》提出葬术的原理在于藏风、得水以聚生气；《生物篇》解释了气从何来，因何而止；《乘气篇》论述了龙与平地龙的富贵吉祥相地之法；《垅支篇》论述垅龙和平地龙两种穴位；《造化篇》论述了何为吉穴；《万乘篇》论及龙虎抱卫、主客相迎、五害不亲、十一不具等葬法；《五不葬篇》主要论述凶穴；《论势篇》《论形篇》内容应为一体，论述形与势对于风水的重要性；《势与形篇》则提出“形”与“势”的概念，为《论势篇》与《论形篇》作一总结，再次强调了势与形相调节的重要性；《败篇》主要谈论可以生气之地同时可以散气，以及散气的原因；《吉藏篇》通过实例来说明前述理论；《四势篇》结合了易学的研究，包括四势之说和八方之道。在论述完相应的易学理论之后，从四势来讲凶吉之穴；《朱雀篇》主要论述水的派、朝吉势，水的衰、谢凶势；《土质篇》论及山水环合，山水相映成趣的道理，提出辨土之法；《三吉六凶篇》再次通过实例来说明前述理论；最后一篇为《总论篇》，对全文进行综述。

总体来说，《葬经》的思想内容可归纳为“风水说”“生气说”“藏风得水说”“地形藏气说”“四灵方位说”“形势说”等几个方面。

“风水”是《葬经》一书的核心范畴，从神农氏时期到夏、商、周、秦、汉、三国、晋朝初期止，期间虽然有记载“相地”的史实和涉及“相地”的文献，却从未提及过“风水”一词。“风水”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最早出现在《葬经》之中。自“风水”一词出现以来，其常被用于评价一方水土的价值，风水的好与坏是对一地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种环境因素的综合评价。《葬经》中“风水”的概念需与“生气”说结合来看，其认为一地风水的好坏在于该地的地势是否能使运行的“生气”聚留下来，因为地中的“生气”是随着地势的高低陡缓而运动停止的，能使“生气”聚集而不散发出去的宅地当为风水宝地。

《葬经》开篇第一句话便是：“葬者，藏也，乘生气也。”此为《葬经》的核心理论。在《葬经》中，选择墓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如何乘“生气”而展开的。在风水学看来，气无所不在，决定着万物的生灭和人类的祸福。《葬经》的“生气说”可谓是构成了日后风水理论的总纲领，书中强调，“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而生乎万物。”认为只有在有生气的地方，才会形成一种充满生机的葬地环境。后世的风水学理论在《葬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更为系统性的“生气说”，但风水实践最终的目的始终不变，就是为了寻找能够聚集“生气”的那个地点。

《葬经》一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其认为风和水是保护生气的关键因素，所以既要“藏风”，又有“得水”。而且“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因此水成为保持生态环境有生气的最主要的因素。

“藏风”包含两个方面，一为聚积而不扩散，一为靠山背风。为使“生气”聚积不扩散，在干涸燥热之地，应当向深处下葬；在平支之地，应当下葬在浅处。靠山背风则要选择山峦围绕的宅地，这样可以防止大风的侵袭。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葬经》中对于水的情形特别讲求“弯曲环抱”，最忌直去无收。而选择良好的水系，并使得风的运行，能因水之美善而凝止，为《葬经》得水之上法。平支和高垅两种地形，都需要做到“得水”。如果没有大江大河，也要选择在有河流、沟渠之地，否则即使是“藏风”之所，也难以聚气。在风气水看来，平原之地，即使四周没有高垅、土阜以“藏风”，但只要有水环绕，便可将“生气”截住。

《葬经》一书中说：“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其意在表明，葬地周围的冈垄之势是生气所依附的场所，葬地周围的形势也是生气存聚的条件，是构成景观起伏曲线的基础。

《葬经》一书中说：“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以“四灵”代表四个方位。而“四灵”是以山体来象征的。四灵坐镇四方，才能形成封闭式的地理环境，才能藏风聚气，才能显示出对称庄重的感觉。因此，“四灵方位说”成为了中国古代风水地理学中一种固有的、不可动摇的经典理论和模式。

关于形和势的概念，至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的著述。但对于什么是“势”，什么是“形”，只有《葬经》中给出了恰当的定义。《葬经》的二十个篇章中，其中有三个篇章重点讲述了形与势的概念和关系。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势与形可以概括为远与近、大与小、群体与个体、整体与局部、概括与细节等对立的空间构成，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变化中寻求平衡的，故而有形与势的转化与对应之说。在寻觅所谓的风水之地时，应注重的是势与形共存，以势统形、以形立势。

《葬经》一书虽旨在为阴宅选址，但是其选址的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与人居环境相契合，由于其目的在于福荫后代，认为葬地的环境、形势、格局，甚至坐向都与主人及其后代的运势紧密相关，故而其对阴宅选址有很高的重视程度。从《葬经》的选址之法来看，其中的风水保持之法、地形选址之法、葬地吉凶的判断方法等都可以运用到今天的住宅选址的过程之中。

《葬经》的语言兼具平淡与雅致两种特色。如“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人之葬，盖亦难矣”等语言便如流水般平淡，而“势止形昂，前涧后冈，龙首之频，鼻吉昌；角自灭亡，耳致侯王，唇死其伤”等句又格式严整，含韵生动，如青山般雅致。作者对文字的运用十分娴熟，在需要阐述观点或进行冷静而简要的说理时，适当运用平淡的语言来展现一种简洁的美；在需要进行详细论证或情形描述时，便用富丽的语言来展现一种雕琢丰富之美。

《葬经》首次提出了风水的概念，对后世无论阴宅亦或阳宅的选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选址原则上，《葬经》提出要选择乘“生气”之地，“藏风得水”之地，强调整体系统、依山傍水、观形察势、地质检验、顺乘生气等，在古时影响着人们对于墓地的选址，在今日不仅影响着人们对于墓地的选址，也影响着人们对于住宅的选址。

在葬地选址的视觉效果上，《葬经》给出了“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规定。这一规定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即为对个体设计的形象视觉效应在30m左右，对群体形象的轮廓起伏动势的视觉效应应在300m左右。就建筑而言，古人非常注重尺度合宜，以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需要。风水形势说“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尺度规定作为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的所谓“外部模数”，与现代视觉设计理论一致。《葬经》对于建筑设计的相关规定，不仅影响的古代的建筑设计，也影响了当代的建筑设计。如今正广泛应用在电影院、剧院、多功能体育馆、街道、广场、建筑群的外部空间等设计实践中。此外，控制整个城市景观天际轮廓线作用的最高大的城楼，钟楼、鼓楼等，皆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尺度控制原则。

《葬经》在指导堪舆家们根据地“形”“势”寻找“全气之地”的过程中，含有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欣赏和审美意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并不单指天和地，而是指自然万物。作为天地之学的堪舆学是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自然万物进行研究与实践的学问。

堪舆家们在进行堪舆活动时非常重视自然生态环境问题。《葬经》认为，土地是生气的载体，有了土地才会有生气；生气是水的本体，有了生气才会有水。气、土、水、人是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生态系统，其中任何一元素出现了问题，其他三者都将受到危害。这一观点证明，《葬经》在指导堪舆家进行堪舆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在引导他们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葬经》对自然山水的描绘已经具有审美意味，其中如“土高水深，郁草茂林”“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形如负有垅中峙”等句，都可以体现出《葬经》不仅在引导堪舆家们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还在引导他们去体悟生态之美、欣赏自然之美。

《葬经》以及之后的风水学著作中关于生态环境的描写与历来人类追求的生态环境极其相似，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也与风水文化亘古不渝的核心思想之一不谋而合。

《葬经》问世之后，对古代中国周边的国家影响很大。朝鲜时代，虽然风水学人才选拔考试科目数次变更，但《葬经》一直是当时的阴阳科考试用书。中原地区通常用《葬经》或《葬书》来称呼书名，但韩国更多地将其称呼为《锦囊经》。韩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88年清重刊古活字本《锦囊经》，为八篇本。此外，《锦囊经》另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朝鲜活字刊本、东洋文库藏朝鲜钞本等。

当代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评价道：“《葬经》正式确定了风水的哲学基础，为风水下了定义，为后世的风水术定下了基本的价值观念。”同时，当代地学史学者杨文衡也认可《葬经》在风水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评价道：“《葬经》是不可动摇的风水学经典之作。它是前人风水思想的总结，反映了唐宋以前风水理论的水平。研究风水的人不可不读、不可不研究这本书。”

在风水学研究之外，《葬经》在当代也被应用于建筑学、生态环境保护等其他领域，正如学者马雨露所说：“从现代意义上来讲，《葬经》中的核心观点是乘‘生气’。其中对于‘生气’之地的保护，虽然目的是为了福荫后代，但是从结果上来讲，实际上是保护了生态环境，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风水实际上是一门讨论‘居住法则’的科学，它能够教会人们如何寻找适合生存的环境，并引导人们合理保护环境，这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完全可以应用于当代的生态环境保护当中。

《葬经》一书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于文本本身的错误，另一方面在于内容上的迷信错误。马雨露强调：“根据部分学者对《葬经》文本上下文的考证，书中部分文字存在错讹，如‘山之不可葬者五’应更为‘五不宜葬’，‘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应更为‘方为难，势与形次之’等，读者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此外，《葬经》在文序上也有前后颠倒的现象。”同时，该书含有大量的迷信成分，“首先，书中认为，合适的阴宅选址可以福荫后代，这一点深植于古人的观念当中，是古人花费巨大代价‘相墓’的原因，这是功利主义风水活动的长盛不衰的根源。其次，《葬经》通过山形来判断人的富贵、生病、祸福等，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最后，《葬经》对于形与势的吉凶、象形的关系，如‘形如乱衣，妒女淫妻’‘形如灰囊，灾舍焚仓’等，明显有附会的嫌疑，属于迷信的说法，不可盲从。而‘藏神合朔，神迎鬼避’这种选择吉日的方法，也并没有实际意义。

杨文衡认为，《葬经》中的“遗体受荫”之说过于荒诞，其评价道，这一说法“公然提倡‘鬼福及人’的迷信思想，是风水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的迷信思想。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坏的影响，使得死人跟活人争地的现象延续了一千多年，至今不绝。”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元刊本《新刊名家地理大全锦囊经》，也叫作《李本芳祖传本》，此版本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共20篇，全文共计1619字。李本芳本分篇最多，逻辑较为清晰。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除首尾篇目外，中间篇目顺序有待考证，顺序逻辑有部分错乱。蔡发删改《葬经》版本

明蔡有《蔡氏九儒书》中辑有南宋蔡发《锦囊经注》，分作8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八篇本应为蔡发之子蔡元定山删定，这一观点晚出。该版本全文共计1507字。与《李本芳祖传本》相较，蔡发删去了其中的12篇，保留有8篇，虽篇名重合，但内容有所区别。蔡发父子精通古代数术，其认为20篇《葬经》中部分为伪作，故而对原篇章进行了内容上的整合。

在蔡发父子整理的基础上，元代著名易学家吴澄进一步整理，将全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后被《四库全书》收录。《四库全书》录本中收录《内篇》4篇，《外篇》4篇，《杂篇》2篇，共计10篇。全文1803字。与《李本芳祖传本》相较，新增158字内容。

该版本为长篇本，无细分章节，全文共计1617字，与《李本芳祖传本》内容基本相同。

学者李定信在众多版本中选出《李本芳祖传本》与《地理直指原真》录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其他版本的《葬经》内容则是在二者基础上所进行的调前、挪后、分篇、摘要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