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庄论》是魏晋阮籍所撰的一篇论述散文，是阮籍反对名教、崇尚自然的代表性作品。达庄论之“达”是对《庄子》认识之意，也有发扬光大之意。该文被视为阮籍后期思想的代表之作，《阮嗣宗集》和《全三国文》均有收录。

魏晋时期，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后，假借“名教”大肆诛杀异己，引起包括竹林名士在内的玄学家们对儒家名教的抨击。在儒家名教日渐走向崩溃之际，《庄子》在士人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如何将老庄的人性自然、黄老的政治理念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通过发挥庄子的思想，开始了老庄与儒家关系的理论探索，《达庄论》既是此背景下的产物。文章借一位逍遥自在的“先生”与“缙绅好事之徒”的互相问答，一方面借《庄子》之论表达自己主张人生要不分是非、不分善恶，逍遥无为的思想。另一方面通过相互问答，指出儒、道之间的不同，强调儒道二者的关系是同一而不是对立的。《达庄论》认为《庄子》与儒家名教之间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儒家讨论的是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庄子研究的是宇宙运动规律，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和谐、民生幸福。这种融合儒道的理论倾向，体现了正始玄学的基本特征。

《达庄论》是第一篇以专论的形式正面阐述《庄子》理论主旨的文章，以相对主义的“齐物”方法，重新解释《庄子》，融合儒道，在儒家“名教入世”与老庄“自然出世”之间架起了桥梁，丰富了正始玄学理论，为之后庄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当代哲学家孙叔平：阮籍留下来的著作称《阮步兵集》，其中《乐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造诣很高的哲学论文。但也有持批评态度者，如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达庄论》全文，都无精意。谈理粗疏，措辞亦不精练。又因辗转相钞，文字多脱误。即句意似可通者，亦多不整之文。

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璃之子，魏晋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因其曾任从步兵校尉等职，故被世人称作“阮籍”。

阮籍出身名门，三岁丧父，与兄阮熙及一姐姐(或妹妹)随母生活，受家境影响，阮籍形成了恬静内向与任性宏放的双重性格。少年时的阮籍性格放任不受拘束，容貌奇伟不凡，十四五岁便为世人所知。正始初年，德阳乡主与司马氏两大集团相互争权，受此诡、阴森的政治气氛影响，阮籍对少年时代的求官明志已不抱希望，对入朝为官态度冷漠。嘉平年间（公元249年-公元254年），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位士人于并居、共游于河南郡山阳县（今河南焦作市东部地区），史称“竹林七贤”。虽无心政治，但阮籍依然多次受到征召，先后担任过尚书郎、参军、散骑常侍等职。司马昭曾任命阮籍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此职常伴司马昭左右，商议机密及参与草拟文书。阮籍为摆脱司马昭的这种“赏识”，请求出任步兵校尉，由于此职任期最长，故又称“阮步兵”。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阮籍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值魏晋朝代交替之际。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为求自保，阮籍经常饮酒谈论玄学，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以及《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通易论》《序卦》等哲学文章。 其生平不参与时事及其对策；不拘礼教及其意义；行为放达而思想苦闷；喜好《庄》《老》之学并作出了一定贡献。在自然观及认识论上，阮籍认为一切皆以“自然”为本，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和相对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及伦理观上，折中“自然”与“名教”，既幻想一种无君无臣的社会，又不真正主张废弃“名教”，主张“不以人物为事”的消极避世人生观。后人辑有《阮步兵集》。

魏晋交替时期，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后，诛杀了大批包括玄谈名士在内的异己分子。司马氏的统治让竹林时期的玄学家们既失望又压抑，特别是司马氏用以遮羞的儒家名教成为竹林名士们抨击的目标。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魏帝曹芳，立曹髦曹髦为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被杀，司马昭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引起朝野震动。

阮籍所处的正始年间，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的思想基调反映的是一种力图调和儒道的时代气息。高平陵事变之后，阮籍在儒道关系、名教与自然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激烈攻击礼乐纲常。面对政治黑暗、官场失意，包括庄学、儒家和黄老为内容的隐逸哲学能为士大夫提供精神镇痛剂。与儒家和黄老相比，《庄子》的隐逸哲学具有独到之处，既不是为了以后进攻而暂时退却，也不是为了生命的无限延续，而是不为功名利禄束缚，以恢复生命的自然本色作为终极目的。因此，在名教走向崩溃的汉魏之际，《庄子》的隐士思想及其所蕴含的“贵生”“自然”的价值观，在士人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如何将老庄的人性自然、黄老的政治理念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通过发挥庄子的思想，开始了老庄与儒家关系的理论探索。

阮籍写作《达庄论》的具体时间，当代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主要有正始九年说、嘉平五年说和景元元年说三种代表性意见，对应阮籍的年龄分别为39岁、44岁和51岁。

最早由学者董众在其所编的《阮步兵年谱》中提出。其依据是阮籍在《达庄论》开头所介绍的时间“单阏之辰，执徐之岁。”“单阏”、“执徐”是中原地区古代的太岁纪年法。董众据此推断《达庄论》写作于正始九年（公元248年）。韩传达和王晓毅等学者也同意董众的说法。

学者丁冠之认为，阮籍的思想正始以前以儒学为主，正始以后弃礼法而推崇老子，《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从而推断《达庄论》的写作时间与《大人先生传》应基本同时或略早。丁冠之经过考证，认为《大人先生传》约作于正元二年（255年）至甘露三年（258年）之间，《达庄论》的写作不会晚于此时间，应该是嘉平（249～253）、正元（254～256）之际的作品。学者高晨阳在丁冠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达庄论》应该写作于嘉平五年。

学者陈伯钧认为，阮籍在生之年，共遇五次卯、辰之岁，其中高贵乡公于甘露五年五月被害，根据《达庄论》“首段忧来无端，无可奈何之情绪，”从而假定作于最后一个辰年，“或不远于事实”。与陈伯钧持相同看法的郭光在《阮籍集校注》中的《达庄论》注释中认为，《达庄论》写阮籍“景元元年五月曹髦被弑后的怅然无乐的心情，”支持写作于景元元年。王利锁则进一步结合阮籍有明确系年的《首阳山赋》，将其作为《达庄论》写作时间唯一可以依据的“内证”，综合阮籍的时代环境、仕宦生活、人生处境和生命幽思等方面的因素推断，《达庄论》只能创作于景元元年（260年）。

《达庄论》是阮籍反对名教、崇尚自然的代表作品。文章借一位逍遥自在的“先生”与“缙绅好事之徒”的互相问答，一方面借《庄子》之论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通过相互问答，指出儒、道之间的不同。强调儒道二者的关系是同一而不是对立的。《达庄论》认为《庄子》与儒家名教之间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儒家讨论的是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庄子研究的是宇宙运动规律，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和谐、民生幸福。这种融合儒道的理论倾向，体现了正始玄学的基本特征。

《达庄论》的主题是万物一体。阮籍认为，无论从“无外”或是“由内”说，一切的事物，都包括在天地之内，即所谓的“一体”。《达庄论》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明确提出“天地日月”为“一气盛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阮籍认为，尽管天地万物形态各异，但都是元气生成，其本质是没有差别的气，所以可以将其视为一物。人的血肉之躯，同样是元气生成的一种形态。如果说人体是个小宇宙，那么宇宙则是一个大生命。人体的眼、耳、鼻、舌等功能不同、名称各异，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天地万物同样通过气的交流，共同形成宇宙大生命。作为元气变化的不同形式，事物之间大小、生死、寿夭等差异都是相对的。

《达庄论》指出，庄子与圣人的世界观不存在对立，只是观察角度与立论的侧重点不同。儒家六经讨论的是社会政治问题，重在分辨事理，建立规则，使人们有礼法可循，因此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别。《庄子》则以宇宙眼光，从事物最根本的统一性看问题。世俗之人不能站在宇宙论的高度看待问题，将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出来，孤立地强调局部的作用，而忽略了事物之间的整体联系。将这种思想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辨析是非善恶，必然片面夸大纲常名节的功能，而忽视自然本性的根本作用，造成许多社会弊端。世俗社会之所以产生认识方法上的失误，是社会不断退化的结果。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饺子状态时，没有阶级差异，也没有是非、得失观念，是人类的黄金时代。随着原始和谐被破坏，善恶、是非、贵贱、得失观念的产生，人们为了获得富贵荣誉，运用才智辨析利害，因而诸子百家蜂起，道术为天下裂。最后，阮籍认为《庄子》并非至高无上的圣书，它仅是力图破除世俗偏见，恢复人们的自然本性，与儒家圣人的名教殊途同归。

《达庄论》“以庄子之韵，致意之辩”，与“六经之言，分处之教”对显。庄学的“致意之辩”，遵循的是自然，儒家六经的“分处之教”指的是仁、义、礼、智等四德。儒家的“分处之教”强调为人伦制规范、定分际，而老、庄向往的是“至道之极，混一不分”的境界。所以，《达庄论》对一切的是非、对待之区分等都是反对的，主张不分是非、不分善恶，逍遥无为。

《达庄论》批评儒家说：“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惘之伦也。”阮籍针对当时东汉以来的现实情况，站在道家的立场而主张“清其质而浊其文”，主张归于自然而消灭礼文。

魏晋，用逻辑的方法观察事物被称作“名理”，多数玄学家企图用这种方法达到一种精神境界，称作“玄远”。这种精神境界的内容就是后得无分别的饺子，达到这种混沌称为“达”。有了这种境界的达人，能够“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真正的名士。而那些没有真正地“达”，但也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只能是矫揉造作，不是真正的“任自然”，这种人叫“作达”。达是一种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自然而然就会有达的言论行为。这就是《达庄论》所说的“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达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顺自然，作达就是反自然。

《达庄论》是三国时期魏国思想家阮籍的哲学论著，收在《阮嗣宗集》上卷，也被《全三国文》收录为卷四十五。

《阮嗣宗集》又称《阮步兵集》《阮籍集》，是阮籍所著的诗文集。现存最早的是明嘉靖陈德文、范钦的二卷本。明万历、天启年间有汪士贤的《阮嗣宗集》刻本，张燮编的《阮步兵集》等。197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以陈德文、范钦的二卷本为底本，校勘出版《阮籍集》。

《全三国文》是清代学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其中一集。阮籍的著述编入《全三国文》下册（已上卷四十四至卷四十六），名为《阮籍集》。《全三国文》称阮籍有集十三卷。

《达庄论》是第一篇以专论的形式正面阐述《庄子》理论主旨的文章，改变了汉魏时期士大夫以“隐逸”理解《庄子》的传统，以相对主义的“齐物”方法，通过重新解释《庄子》，融合儒道，在儒家“名教”“入世”与老庄“自然”“出世”之间架起了桥梁，丰富了正始玄学理论。高平陵政变之后，阮籍放弃了自己早期对待名教与自然的立场，走上了“越名教任自然”之路，而竹林名士中的山涛、向秀、王戎等人则继续沿着正始玄学的“名教即自然”的方向发展。

魏晋禅代时期，向秀曾追随嵇康反抗司马氏的名教之治，但最终向政治低头，成为晋朝王朝的高官，其所作的《庄子注》反映了魏晋之际“入世派”玄学名士的价值取向。西晋后期，向秀的《庄子注》经郭象进一步完善后，超越了阮籍以无差别的元气去“齐物”的方法，建立以“性分”说为基础的“冥物（齐物）方法，以消除“入世与出世”“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其核心思想是，事物本性虽然千差万别，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便达到了无差别的“逍遥”境界。而圣人以无心态度“冥物”（齐物）是人们能“冥极”——适合各自“性分”的途径。《庄子注》的出现，可视为正始时期阮籍《达庄论》在晋朝前期的发展，在推动西晋玄学发展的同时，也标志着魏晋玄学理论的完全成熟。

明代文学家张溥：嗣宗论《乐》，司马迁不如。《通易》《达庄》，则王弼、郭象二注皆其环内也。

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达庄论》全文，都无精意。谈理粗疏，措辞亦不精练。又因辗转相钞，文字多脱误。即句意似可通者，亦多不整之文。

当代哲学家孙叔平：阮籍留下来的著作称《阮步兵集》，其中《乐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造诣很高的哲学论文

中国台湾当代学者韦政通：《达庄论》不但使庄子在魏晋史重现，对魏、晋之际玄风的推展，也有相当的影响。

当代学者熊铁基：哲学方面，阮籍的《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等，是著名的哲学论文，有较高价值。

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

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

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

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

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害于物，明是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

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净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

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